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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被忽視的代價
南方周末 2003-01-09 15:42:23
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視，這些飽受摧殘的東吳學人又被起用。但這些東吳遺老平均年齡已逾7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為割斷了30年后，我國在這方面后繼乏人。今后還有沒有合適人選出任國際大法官職務？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先生深為憂慮。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1993年，薛波正在中國政法大學讀研究生，某天在查資料時，他和同學突然發現：國內居然沒有一本適用的英漢《英美法詞典》。
這實際上擊中了一個要害：我國當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著上千年歷史的英美法，是與大陸法并行世界的兩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博士、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說，“它被廣泛應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目前，聯合國國際法院運用的司法程序依據英美法；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則同樣依照英美法。”“正因中國沒有英美法詞典，我們誤譯了很多東西。”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用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一個完備權威的英漢法律詞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護權———一個世界通用的法律術語，卻被我們譯成居留權，而且寫進憲法，一錯30年，從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后到1982年，三次修憲，錯譯均沒有被發現。到1985年修憲時才得以改正。
據介紹，中美入世談判多次陷入僵局，與雙方是用兩種概念說話有很大關系。而在實踐中，因沒有嚴謹的英美法律詞匯漢語對譯詞導致的教訓，同樣不在少數。
1990年代中期曾發生過一件事，國內某銀行給美國方面開了十幾張匯票，因具名問題，美方最多可以領取100億美金。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國律師在哪里？最后，高宗澤律師（時任中國律師協會會長）臨危出征，最終不辱使命，為中方挽回了損失。但辦案經費也高達人民幣九位數。
薛波們的工作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詞典該怎么編？誰也沒經驗，就摸著石頭過河。最初，在中國政法大學某間宿舍內，從早上8時到深夜，幾十名年輕的法學者奮戰了兩年，一些初步成果，終于辛辛苦苦做了出來，但拿給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學養的前輩學者們一看———幾乎都過不了關。
這不是他們的個人問題，在把英美法教育傳統人為割斷幾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這條法律文化的血脈，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從一個偶然的機會了解到：一批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前輩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適的審稿人找到了！
嚴謹和精神的力量
5年過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記得第一次拜望老人們的情景：在盧峻先生那間小屋中，盧先生顫巍巍地坐起來，斜靠在破舊的藤椅上，薛波說：“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會忘了您，現在也確確實實忘了您。”老人的聽力已嚴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邊說，“但您不僅有精深的學問，您還是一個時代學術高峰的象征，請您務必要參加我們的工作。”
風燭殘年的老人靜靜地聽著，渾濁的淚水從眼眶中流出，“我答應你。”
在華東一帶，薛波共找到了14位老者參與《英美法詞典》的編輯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還有許之森（1930年代上海律師工會監事，解放后一直以中學教師為業）、蔣一平（1979年前為新華書店店員，1980年代后成為華東理工大學外語系主任）……
審稿老人的平均年齡為84歲，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后的奉獻。
老人們以極其嚴謹的治學態度投入了工作。一個例子被薛波們引作范例：僅為了審訂一個詞條———UnitedStatesofAmericaLaw（美國法），盧繩祖先生就為其寫下了2000多字、長達6頁紙的注釋。結果，近90歲高齡的老人得了腦痙攣，被送進醫院。
周木丹先生的手高度顫抖，已無法將字寫清。他便委托80多歲的夫人———1930年代的經濟學學士，將改正后的稿件一一謄抄。
為了校訂一個詞條，盧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請到家里商榷，當著薛波的面，兩位老人竟然激烈地爭執起來。
王毓驊先生目力已衰，必須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沒有陽臺，每次看稿，都必須往8里外的女兒家。
而潘漢典先生在手術前的48小時，仍掛著尿袋審稿。
是什么使得這些耄耋老者不計功利地投入到這項事業？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而言，詞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罷，都已是“寂寥身后事”，即使可能會有的現世聲名，也與他們無干。
“不為什么，我就應該干。我作為一名比較法教授，中國有這樣的事，我當然要去做。”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說。
潘先生母親在抗戰中家破人亡，去世時，留給了他兩句話：“你要做一個有益于社會、仗義執言，無愧于你父母的中國人。”
潘先生以促進我國法學和法制建設現代化為目的，致力于介紹當代外國法學，投身英美法詞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說：“其他，我沒什么好說的。”
幾乎沒人要求署名
留給薛波的是一筆豐厚的精神遺產。
他多次向記者提起老人們在上海第一次開會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幾個東吳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個小會議室里，5月的上海已經很熱了，會議室沒空調，房間悶得要命，老人們卻討論得很熱烈。會后，薛波要找一家好點的飯館吃飯，老人們死活不答應，“很好了，很好了”，每個人都這么說，最后進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飯，10塊錢，老人們卻吃得很香。
幾乎沒有人要求署名，盡管他們都知道，這一定會是一項青史留名的事業，“千萬不要署名，我年輕時就這樣。”潘漢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盧峻先生時，盧先生拉著兩人的手多次叮囑，不僅如此，就連600元審稿費盧先生都捐給了編輯部。
他們銘記著東吳大學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
誰來承認他們的價值
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幾乎每位老人的心靈都受到深深的傷害。
除了寶貴的時光，被剝奪的，還有他們的才華和智慧。學者以學和思為業，然而他們卻被迫停止學習和思考了近30年。薛波曾多次到過每位老人的家，幾乎每個老人家里都看不到書，那時是不敢有，現在則是沒錢買。審稿時有時為一個詞甚至要去開架書店查閱。“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說服了他們，而是他們的生命被埋沒太久了，他們已經感到，自己的才學將隨著身體的衰退而喪失，他們無法拒絕生命的召喚！”
老人們的奉獻，唱響了一曲生命的贊歌。“他們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榮譽、尊嚴和承認。”薛波說，“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他們努力工作，是在響應他們內心深處的悸動。”
盧峻先生去世后，在葬禮上，他女兒再三向薛波致謝：“謝謝你們，我父親一生的價值，通過你們得到了承認！”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晉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興，他臉上浮現出一種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說話，他看著我的眼神，明白無誤地告訴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學，奉獻于社會，很高興他的存在對他人有價值。”
可是，幾乎沒人關注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薛波曾看過他年輕時的照片，西裝革履，面目清秀，一個曾經的翩翩英俊少年。誰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凄涼。
不是所有東吳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請。一位耶魯大學法學碩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學博士學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絕：“我一只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這么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難以理解的現象。一位東吳老人把自己的專業知識，甚至遭受的苦難，全都忘得干干凈凈，薛波說：“她越平靜，越不反省，我越覺得我們的可憐，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個人徹底轉向，把過去生活的所有痕跡都抹掉，一點也不剩下？”
受牽連的除了他們，還有他們的家人。
蔡晉先生的四個子女，除了一個在上海，其余都在新疆、貴州等地，具體情況薛波沒有問過，可以想象的是，作為“舊法統人員”子女，他們的命運又會好到哪里去呢？
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時，老先生孫女正好在場，她很不高興，“你們來找我爺爺，要是他累病了，誰來照顧？”“是啊！”薛波也這么想，“來尋求老先生幫助，又沒錢給，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們能干嘛？”
盧峻先生有三個孩子，女兒是音樂學院的教授，退休快10年了，一直伺候父親，一天都不能離去，“我還是個搞藝術的”，私下里她對薛波委屈地說。薛波想了很久，然后回答說：“您這是在為國家盡責。”眼淚刷一下就流了出來，她點頭：“我也是這么想的。”
遺憾和擔憂
近幾十年來，我國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才發現問題的嚴重性。
早在1957年，哈佛博士、東吳大學法學院末期院長楊兆龍就在《文匯報》刊文指出：“過分強調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視了它的專門性和科學性；將黨外的‘舊法出身’的人士估計得很低，認為他們不可能或者很難改造為對新社會有用的法學人才；不信任黨外的法學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們。”
而隨著1952年東吳大學被撤銷，英美法教育在中國大陸被迫中斷了。
讓人痛惜的是圖書館，早在1935年底，東吳法學院圖書館已擁有法律類圖書達兩萬多冊，被稱譽為“遠東最佳法學圖書館之一”。即使在抗日戰爭時期，這些圖書也被師生們轉移隱藏起來，但在1952年后，該圖書館遭到了破壞。那些圖書再也沒有完整地收集起來。
到了1980年代，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視，這些飽受摧殘的東吳學人又被起用。1990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審查，就全部由這些東吳遺老完成。他們平均年齡已逾80。
在英美法教育被人為割斷了30年后，我國這方面的人才后繼乏人。不知道以后還有沒有合適人選出任國際大法官職務，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以及他的東吳同班同學李浩培先生都有這種顧慮，1984年，倪先生往海牙國際法院就職時年已79歲，1993年，李浩培就職時更達到了88歲高齡，離任時已屆91歲。
本報記者吳晨光萬靜波謝春雷
原載《南方周未》2003年0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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