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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卸任著書開中國政壇先河 回憶錄頗有人緣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程瑛/北京報道
在從無退休政治家著書習慣的中國政壇，這些對于“親歷歷史”的坦率呈現正呼應著一股日漸濃厚的開明之風
2003年下半年陸續面世的《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錢其琛著《外交十記
》和《李嵐清教育訪談錄》，新年伊始依舊保持熱銷勢頭，或屢屢加印，或穩坐各大圖書銷售排行榜。
從政府高位退休的這三位中共領導人，以個人化的方式，在卸任后數月“有些重大事件的熱度甚至還沒有完全消退”時即推出回憶文字，回溯中央決策的來龍去脈，新中國歷史尚無先例。
在注目于以上著述所揭示的豐富歷史細節的同時，人們更感慨它們的水到渠成——在從無退休政治家著書習慣的中國政壇，這些對于“親歷歷史”的坦率呈現正呼應著一股日漸濃厚的開明之風。
政治家回憶錄頗有人緣
在被《哈利·波特與鳳凰社》、《影響世界的100個管理預言》、《大衛·貝克漢姆：我的立場》等暢銷書盤踞的圖書排行榜上，版式素雅、筆調平實的《外交十記》相當穩健，連續近十周位列前十。
“這可以說是2003年最有人緣的一本書。”世界知識出版社發行部的周主任說。據他介紹，在此前北京新華書店組織的一次讀者票選中，《外交十記》入選2003年最受歡迎的10本書之列。
“聽錢其琛解讀我國外交進程背后的細枝末節是一種享受，讓我們知道新聞聯播里任何一次接見任何一次握手后的政治意義。”一位讀者在網上這樣評價《外交十記》。上市之初，作者簽名蓋章本還在北京和武漢舉行了義拍，單本最高拍出1118元。
自去年11月初發行至今，《外交十記》已6次印刷，總印數達16萬冊。“現在我們又備了4萬冊的紙張，準備印到20萬冊。”周主任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各地銷售情況非常好，海內外報刊多有轉載，并有海外出版機構有意購買版權。事實上，此書發行僅20天盜版就已出現。
《李嵐清教育訪談錄》目前總印數達到9萬冊，總銷售量近6萬冊，僅春節前一個月內就銷售了5萬冊。人民教育出版社發行人員表示，通過書店零售的渠道，這樣一本政策性比較強的書能達到這個銷售量相當不錯。
《李鵬三峽日記》兩個月內5次印刷，目前總印數10.5萬冊，基本全部售出。責任編輯之一李明介紹說，該書自去年8月在全國各大書城同步上架后讀者反響強烈，在北京流量最大的西單圖書大廈和王府井新華書店，據統計60%-70%的讀者都會去專設的展示區域翻看這本書。
李明說，自己也是第一次接觸領導人的日記。這些從李鵬日記中摘選出的與三峽工程有關的部分，跨越23年歷史，“其中有工作日記的成分，但同時也與普通人的日記相似，有許多個人化的東西在里面，讓人感到很親切。”
非官方非小道的“第三渠道”
對于關涉重大問題的國家決策，普通公眾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官方解釋不可預期，傳言甚至謠言有時就掌握了話語權。
在中央黨校黨史學者辛鳴看來，卸任高官以個人身份回溯歷史的書寫，構成了一個“非官方、非小道的渠道”，人們可以通過這種權威而客觀的信息渠道逼近事情的真相。
辛鳴認為，高官在位時說的話并不代表個人，而是代表黨和政府，他們的聲音與黨和政府的聲音合而為一。他們退下來之后的著述，以個人的眼光、視角反映國家決策思路，此時，重大事件的當事人、相關領域的權威、個人身份的結合，使他們成為官方和民間之外新的信息溝通渠道。
區別于官方的“述而不作”，解釋決策因由、還原決策背景、過程，是“第三渠道”的重要價值所在。
自稱“全國教育工作的‘后勤處長’”的李嵐清，擔任兩屆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全國教育長達10年。他在《李嵐清教育訪談錄》自序中將卸任著書視為“向人民作個匯報”:“如要出文集之類并非難事，國務院辦公廳已將我的報告、文章、講話、批件、會議記錄等整理成冊,洋洋數百萬言......但時過境遷，對時代背景不太清楚的同志未必能看得明白，再過若干年甚至可能變成‘古董’。”寫書旨在“讓讀者了解國家公共政策和重要決策的形成過程，當時是怎樣想的？怎樣做的？為什么要這樣做？為什么不那樣做?”
在呈現決策過程的同時，澄清傳言也是“第三渠道”的應有之意。對于《外交十記》，世界知識出版社社長王成家此前在接受采訪時說：“我認為錢其琛寫這本書有他自己的考慮。他跟我講過，有些事情在國外有很多的版本，如果不把真實的事情表述出來，多年以后，那些非真實的東西就變為事實了。”
“第三渠道”有顯著的個人色彩，以個人化的表述與宏大歷史敘事相印證。《李鵬三峽日記》始自1981年擔任電力工業部部長，當時三峽工程正在醞釀之中；止于卸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之后的2003年6月，其時三峽二期工程已下閘蓄水，二號機組并網發電，三峽電力已開始向華中電網送電。在這部書的前言中作者說:“我的三峽日記是從全部日記中摘選出來的，發表時除了對個別文字作了必要的修改外，保持了它的原貌。”
事實上，在西方，高官卸任后撰寫回憶錄已經成為一種慣例，成為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影響力頗廣的個人敘述，其魅力來自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個人魅力——直面復雜的歷史事件，以人而非官的視角向公眾講述歷史，通過對親身參與其間的重大歷史事件的觀察和體驗呈現往事的種種細節，“這種視角本身就是一種歷史信息，這種敘述也是一種信史。”有學者這樣評價。
淡化政治訴求，凸顯社會責任
《外交十記》等三本卸任高官撰述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他們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開辟了不同以往的表達空間——以淡化的政治訴求迥異于領導人文集、歷史檔案以及一些官員在任期間的著述，又以突出的社會責任感區別于僅從興趣出發的怡情養性之作。
錢其琛在《外交十記》的自序中引用了自己的兩句詩:“有情敘往事，無官開新卷。”從事黨史研究的辛鳴分析說，“無官”的身份代表個人，為著述奠定了濃厚的個人色彩基調，而淡化了其政治訴求。同時，作者強調“非史非論”，“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實準確”，這個定位弱化了全書的政治色彩，呈現出個人視角的真實和真誠。
辛鳴認為，這種政治家的個人化寫作與文集有完全不同的價值取向，文集是對政治家平生思想的政治定位，有“蓋棺論定”的意涵，具有官方色彩和意識形態色彩。而以個人化書寫為共同特點的這三本書，不具備任何政治背景，將作者從政治家還原為一個人。
同時，不少人認為這類書籍可能揭示“內幕”，提前“解密”，對此辛鳴分析說，這些著述與歷史檔案不同，與文件解密更是兩個概念。它們不是將尚屬秘密的檔案公開，而是將歷史的細節以個人的眼光、視角呈現出來；不是未解密事件的披露，而是重大事件參與者的自我表述。
事實上，自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中央領導干部退休制度以后，卸任官員寫作著書逐漸受到鼓勵，但所涉及領域多體現個人的興趣愛好，由當事人親自執筆、直接反映在任期間的重大決策、事件，前述三書方開先河。
世界知識出版社總編時延春曾撰文談及《外交十記》的編輯過程,他寫道:“鑒于這本書的珍貴，許多人就書名問題提出過不少建議,但錢其琛堅持用此書名。看來,他對此書的構思早已胸有成竹。”
《李鵬三峽日記》中也記述了成書的過程。早在2002年1月下旬，《李鵬三峽日記》的整理工作已經開始；8月編輯修改，寫出前言；2003年5月樣書向中央領導、有關部委、省市負責人、專家學者征求意見;8月此書出版。
“政治家自我表達的欲望和社會的發展現狀好比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有學者如此評論。“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步”被看作是這些著作得以問世的大背景。
這批書籍的集中出現也讓人們充滿期待。《炎黃春秋》主編吳思認為,高官卸任后著書這個趨勢還會擴大,“不管怎么說，這都是讀者之福。”他透露,一些退下來的領導人也在撰寫個人回憶錄,而“中央對老同志的愿望都很配合”。
辛鳴認為，這種現象要形成氣候，首先需要有適宜的政治文化環境，為政治家回顧大事、袒露個性提供條件;同時政治家本人也需要具備較高的素質和水平。
也有學者認為，政治家的回憶錄對公眾影響深遠，這種作品中的政治話題和知識，對于培養公民意識、公民理性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了解領導人的決策心態、背景和過程，也有助于公眾更合理有效地參與國家重大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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