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的飛躍:《中國腦死亡鑒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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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雪春 2005-3-20 21:40:39
認識的飛躍:《中國腦死亡鑒證》
《姑蘇晚報》記者陳雪春
《中國腦死亡鑒證》出版了,我也就干完了一樁很累人的活兒。說實在的,下筆之前并未完全掂出這個題材的分量,待筆觸不知輕重進入國人忌諱進入的死亡領域,我才幡然醒悟,生命里真的不能承受之重!
話題始自去年5月那場悲慘的英倫車禍,關注新聞的人一定記憶猶新。那段不平靜的日子里,鳳凰金牌主播劉海若的名字及其“腦死亡”的消息連篇累牘大殺眼球。然而奇跡發生了,“腦死亡”的劉海若蘇醒了,“英國判死,中國救活”的說法隨之盛傳。問題在于,現代醫學已經證明“腦死亡”的人就是死人,百分之百救不活。劉海若的主治醫生凌鋒也強調,假如劉海若真的“腦死亡”,那么她也沒辦法。言下之意,劉海若從未“腦死亡”!究竟哪兒出了錯?
9月間,《南方周末》赫然整版《劉海若事件和腦死亡真相》,記者在詳實的調查之后發出了不同聲音,斷定“英國判死,中國救活”不成立。朋友把它推薦給我看的時候,我對我的這位同行欽佩不已。原來,國人在“腦死亡”的誤區里陷得太久太深!在這個誤區里,“劉海若”和“腦死亡”風馬牛不相及地鏈接了;恰恰由于這個鏈接,才使國人第一次大面積、深層次、那么真切地感受到“腦死亡”已經超越醫學范疇,闖入我們的生活空間,也讓我有了探究死亡新標準的沖動。
古往今來認為,心臟停止跳動了,自主呼吸消失了,就是死亡。“腦死亡”概念和標準的出現,意味著以腦組織或腦細胞全部死亡作為人的生命終結的標準,意味著“腦死亡”的人不論有無心跳都是死人,意味著“心臟永遠停止了跳動”不再是對死亡的經典描述。很可能病人還在呼吸心跳的時候,醫生已經寫好了他的“死亡證明”;很可能病人還在呼吸心跳的時候,醫生就停止了搶救;很可能病人還在呼吸心跳的時候,他的器官就被移植他人;很可能在向遺體告別的時候,遺體的心臟仍在跳動。
調動起社會的、道德的、倫理的、情感的方方面面的因素,國人能理解嗎?國人能接受嗎?國人贊成“腦死亡”立法嗎?
我學習我思考我采訪,卻常常把自己弄得既狼狽又沉悶,“腦死亡”話題很有趣,“腦死亡”沒有趣,同事們開玩笑說還在死人堆里爬呀?是的,中國的“腦死亡”啟蒙運動不算很成功,劉海若事件的炒作便是經典的明證。對于“腦死亡”,公眾越來越模糊,越來越反感,似乎好多年的宣傳不但沒有起到推動作用,反而制造了很多混亂和阻力。當采訪中問到“腦死亡”何時能立法,專家大多表示“還很遙遠”。啟蒙運動花的時間太長,而且沒做好,先要糾正對“腦死亡”的種種誤解,然后才能學習新的知識;如果之前這方面只是一張白紙,那么只要專家給點新知識就夠了,而眼前,“腦死亡”啟蒙運動需要重新來過,糾正誤解就需要花上好幾年時間。
去年年底,有關專家向我透露中國“腦死亡”診斷標準已六易其稿。其實,“腦死亡”標準被醞釀的第一天起,就承載了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傳統,國人理解和接受,心理上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從沒有過這么艱難的寫作,心理上我同樣有一段路要走,想讓筆下的死亡和關于死亡的故事變得溫柔又明亮,是困難的。稿子一章章地出來,請朋友校,校著校著他的心情沉重起來,說自己好像經歷了一次死亡。劉同事是成書之后的第一位讀者,那天上午頭發蓬亂地跑來說,人到中年讀一本社科書讀得夜半號啕,真是始料未及,你為什么不早點寫這本書?他想起他叔叔的死,叔叔的車禍之傷遠沒有劉海若那么嚴重,但心跳呼吸停止了便被認定是死亡了,當年6歲的劉同事分明看到叔叔眼角淌下的淚水!心先死,腦未死,叔叔的生命是被傳統的心死亡標準過早放棄了!逆之,腦先死,發生“腦死亡”了,而心未死,還在跳動,也是死了,所有的搶救行為都是愚蠢的徒勞的儀式性的和安慰性的,都是對親屬再次的情感傷害,國家每年流失的這類衛生資源要達數億元。應該說,“腦死亡”概念和標準的提出,是對生命最大程度地負責任。
但我不認為不接受“腦死亡”的人就是無知的或落后的,“腦死亡”立法尊重生命自主權。只要對“腦死亡”還存有一點點的疑慮和恐懼,你就可以站到局外去觀察,然后再作決定,仍可選擇“心死亡”標準,或“心死亡”、“腦死亡”雙軌。
事實上,從本書動筆到出版的半年間,到今年兩會期間人大代表的“腦死亡”立法提案,再到不久前國內首例“腦死亡”的宣布,社會也在文明的洗禮中更加開放更加寬容。日漸有力的支持聲呼吁公眾尊重科學,談論腦死亡當理直氣壯,不存在良心責備和道德譴責的問題;全社會認同了“腦死亡”,也就認同了一種科學理念,是件大好事。
我想,這就是這則“關于死亡新標準的公眾調查”(本書副題)的意義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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