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犯罪與刑罰(外國法律文庫3)》書評 —— 查看此書介紹

李宇先 2006-3-25 17:00:34

提起現代刑法理論的罪刑法定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刑罰人道化原則和刑事訴訟理論的無罪推定原則、審判公開原則，每個從事刑事審判的法官和刑事法律理論研究的工作者都是耳熟能詳的。首先系統地闡明這些原則的是意大利刑事（犯罪）古典學派的創始人切薩雷·貝卡里亞（Cesare·Beccaria）。他那本僅僅6萬字的小冊子——《論犯罪與刑罰》沖破了舊的刑事法律思想，旗幟鮮明地闡明了這一系列嶄新的刑法原則和刑事法律思想。　
　　貝卡里亞1738年3月15日出生于意大利米蘭，生活于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廣為傳播的時代。貝卡里亞早年深受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愛爾維修、伏爾泰的影響，接受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的學說，與一些激進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交往密切，曾參加進步青年團體“拳頭社”。在當時，“拳頭社”的成員經常圍繞犯罪與刑罰問題進行討論，他們為貝卡里亞雄辯的論理、嚴謹的邏輯和豐富的想象力所折服，提出將這些討論的問題交由貝卡里亞去作系統的理論闡述。貝卡里亞在“拳頭社”成員的鼓勵下，通過對舊的刑事司法制度的蒙昧主義本質的考察和深刻揭露，依據資產階級人性論和功利主義的哲學觀點，分析了犯罪與刑罰的基本特征，首次提出了現代刑法和刑事訴訟理論的一些基本原則。　
　　刑事法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要解答什么是犯罪、人為什么會犯罪這一基本問題。貝卡里亞依據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和功利主義哲學，認為犯罪應當是一個充分明確的、不容改變的法律定義，只有在維護社會契約秩序的目的下，法律才能對違背社會契約的行為作出“犯罪”的評價，只有法律才能規定什么是犯罪。貝卡里亞還把人在現實生活中必須遵循的“苦樂平均”原理運用到犯罪原因的研究上來，將犯罪看成是人在苦樂計算基礎上作出的最終選擇，是人們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貝卡里亞將經濟條件和酷刑視為造成犯罪的主要原因。他認為財產犯罪是因貧窮而產生的，當貧窮者因貧富懸殊而對社會絕望時就會產生財產型犯罪如盜竊、搶劫等；同時他認為對犯罪過于嚴厲的刑罰，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一些人犯罪，但是對另一些人來說可能更具有犯罪的吸引力。他指出“嚴峻的刑罰造成這樣一種局面：罪犯所面臨的惡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規避刑罰。為了擺脫對一次犯罪的刑罰，人們會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罰最殘酷的國家和年代，往往就是行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國家和年代。”刑罰的殘酷性造成了同預防犯罪的宗旨相違背的有害的結果，以酷刑或者重刑來預防犯罪是難以達到其預期的效果的。“嚴酷的刑罰也違背了公正和社會契約的本質”，因為“刑罰的目的僅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規誡其它人不要重蹈覆轍。”而“不是要摧殘折磨一個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業已犯罪下的罪行。”因為“人的心靈就象液體一樣，總是順應它周圍的事物，隨著刑罰變得日益殘酷，這些心靈也變得麻木不仁了。”　
　　貝卡里亞以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為理論基礎，批判了封建法律制度的罪刑擅斷和不規范的刑事訴訟程序。他認為刑罰的權利是公眾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和安全而對自己少量自由的割讓，因此對于刑罰不得擅斷。提出“只有法律才能為犯罪規定刑罰”的罪刑法定原則，他提出“刑事法官根本沒有解釋刑事法律的權利，因為他們不是立法者。”“法官對任何案件都應進行三段論式的邏輯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結論是自由或者刑罰。”猛烈地抨擊了舊時代罪刑擅斷的惡習。貝卡里亞的罪刑法定原則是建立在形式邏輯演繹推理基礎上的，這與當時流行于西歐大陸的理性主義哲學思潮是密切相關的，這種理性主義的思潮成為大陸法系的哲學基礎，而當英國的經驗主義哲學思潮在英國興起時，歸納推理原則的形成，使得英國的法律形成了一套與大陸法系完全不同的、以遵循先例為原則的普通法系又稱英美法系。　
　　貝卡里亞在批判罪刑擅斷和酷刑政策后，提出了罪刑相適應原則。他認為刑罰的強度應當與犯罪的危害程度相稱，因為遭受侵害的公共利益越重要給罪犯的滿足感也就越大，其犯罪動機也就越強烈，所判處的刑罰也應該越重，這樣才能稱之為罪刑相稱；同時罪刑相稱并不等于罪刑相等，如果罪刑相等，那么只能做到刑罰的痛苦抵消犯罪所帶來的利益，而不足以使刑罰起到阻止犯罪的作用，不能發揮刑罰的威懾作用，必須是刑罰所造成的痛苦要按一定的比例大于犯罪所造成的危害或者罪犯所獲得的利益，但是刑罰的痛苦又不能超過犯罪所得的利益很多，刑罰的程度不能無限制，“只要刑罰的惡果大于犯罪所帶來的好處，刑罰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這種大于好處的惡果中應該包含的一是刑罰的堅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喪失。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多余的，因而也是蠻橫的。”而且刑罰必須相類似，即刑罰應當盡可能地與犯罪的屬性相類似，這樣可以使未犯過罪的人預見到自己行為的相應后果，得出每一類刑罰都是同類犯罪的必然結果。為了達到罪刑相適應，就必須保證刑罰的及時性和必然性，提出“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這樣做之所以是公正的，是因為“它減輕了捉摸不定給犯人帶來的無益而殘酷的折磨”；之所以是有益的，是因為“犯罪與刑罰這間的時間間隔越短，在人們心中，犯罪與刑罰這兩個概念的聯系就越突出、越持續，因而，人們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著起因，把刑罰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結果。”貝卡里亞主張“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犯罪之后迅速地判處和不可避免的刑罰與逃避懲罰的任何幻想都有是不兼容，只要有逃避懲罰的僥幸心理，不畏懼犯罪所帶來的懲罰，就會破壞犯罪與刑罰之間的必然聯系，削弱刑罰的威懾力，而這是應該強烈反對的。　
　　為了反對舊時代的刑訊逼供這一惡習，貝卡里亞提出了“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不能被稱為罪犯的”的無罪推定原則，他認為“如果犯罪是肯定的，對他只能適用法律所規定的刑罰，而沒有必要折磨他，因為，他交代與否已經無所謂了。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應折磨一個無辜者，因為，在法律看來，他的罪行并沒有得到證實。”刑訊的方法“能保證使強壯的罪犯獲得釋放，并使軟弱的無辜者被定罪處罰。”其造成的后果就是“無辜者處于比罪犯更壞的境地。盡管二者都受到折磨，前者卻是進退維谷：他或者承認犯罪，接受懲罰，或者在屈受刑訊后，被宣告無罪。但罪犯的情況則對自己有利，當他強忍痛苦而最終被無罪釋放時，他就把較重的刑罰改變成較輕的刑罰。”　
　　貝卡里亞強烈地反對死刑制度，認為死刑是濫用刑罰權的極端反映。他從死刑制度違背了社會契約、并不是威懾犯罪的最有效的手段、易引起旁觀者的同情和憐憫、其威嚇作用是多余的、死刑會敗壞社會道德和一旦發生錯誤則無法挽回等方面論證了廢除死刑的必要性。此外，貝卡里亞還在該書中提出了諸如審判公開、正當程序、訴訟時效、刑事證據的合法性等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　
　　《論犯罪與刑罰》是第一部系統研究現代刑法理論的著作，它系統地闡明了現代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理論的基本原則，成為刑事法律從古代法走向近代法乃至現代法的開端，被刑法學者們奉為經典之作。貝卡里亞也被資產階級刑法學者譽為近代刑法的始祖，他在該書中所確立的原則為以后的刑法變革奠定了基礎。今天各國的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司法制度都是在貝卡里亞思想的直接或者間接影響下確立的。我國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吸收了貝卡里亞的上述現代刑法理論和原則。一切愿意從事刑事審判的法官和刑事法律理論研究工作的人都應當認真讀一讀這本被稱為現代刑法理論基石的經典之作。雖然它的觀點和論據不一定完全適應我國的現實，但是對于我們理解現代刑法理論卻不無裨益。　

——原載《湖南審判研究》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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