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會中的法與守法精神《現代化與法》書評 —— 查看此書介紹

張善根 2006-11-23 10:06:58

由王志安等翻譯的川島武宜著的《現代化與法》于1994年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量3000冊，在此之后再也沒有再版。時隔十年之后,也即在我們初入法學殿堂時，該著作已在市場上銷聲匿跡，對川島學說的了解也只能求助于國內介紹性的書和文章了。然而正是這些只言片語的推介，更加燃起了我讀其作品的欲望。所幸的是，由于一次偶然機會，在導師家的藏書中覓得此書，遂以求得一睹而后快。
川島武宜（1909-1992），日本當代著名的民法學家、法律社會學家、法律文化學家，川島師承末弘嚴太郎，后又擔任著名民法學家我妻榮的助教。這種淵源關系使川島的法社會學同樣是以民法為中心發展起來的。他在青年時代就對法律文化和法律社會學抱有濃厚的興趣，專門研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得意志意識形態》，深諳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同時，他的思想又深受耶林的權利論和埃利希的活法論的影響。基于川島的師承關系、學術淵源及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使其必然關注日本全面植入現代西方市民社會法制的實效問題，這一問題又很自然地與日本的法意識及其守法精神相關聯。
川島武宜的《現代化與法》不是其單行的著作，而是其弟子棚瀨從《川島武宜著作集》中精選的論文匯集而成，但其內容卻是一個完整自恰的體系。該著作集中論證了現代市民社會中的法的精神、守法精神及其兩者存在著內在的關聯。而這些也是我對川島學說的興趣所在。
一、市民社會中的法
在《現代化與法》中，川島首先解讀了市民社會法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既是區別于前市民社會中法的特質。作為法律社會學家的川島首先想到的不是從法本體中去探尋法不同于從前的異質，而是從法社會學的視角即從法作為社會規范與其他社會規范的關系中挖掘出特定社會階段法的不同特征。由此，川島得出一個重要命題，即市民社會法的非倫理性。
川島認為市民社會法獨特性在于它的非倫理性自有他的一番道理，他認為在市民社會中，法與倫理的關系是市民社會秩序的根本性構造的問題。[1]因而他必然會在法與倫理的關系中把市民社會法的精髓提煉出來。川島在分析法與倫理關系時處處顯現出他的法社會學的進路，他主張應把法與倫理放在特定的歷史考察而不應把僅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歷史含義上而成立的一定關系不適當地抽象化和一般化。[2]因而他研究了不同時代法與倫理的關系，發現法律發展的路徑是倫理化-與倫理的分化和對立-非倫理化，而這種非倫理性正是現代社會（市民社會）的法區別于前現代的根本特征。當然，川島并沒有把法的非倫理性絕對化，他說法的非倫理性只有在市民社會法的內容上的非倫理化的意義上使用才是恰當的。其實在市民社會那非倫理性的地方有一種特有的倫理。[3]而這種特有的倫理根生于市民社會的經濟基礎之中。
法的非倫理性并非憑空產生，它是具體歷史現實中法與倫理的存在性問題。帶來法的非倫理性的第一個契機是近代國家的確立和自主的個人人格的確立。近代國家的確立使得社會秩序中法的地位獨立而強大，而對個人人格的確立又是近代國家的本質特征。法與倫理作為社會秩序中的規范卻有著不同的社會功能，這種功能上的殊異使得法與倫理不能相互替代。而且法借助強大的近代國家為屏障，欲圖建構一個完整自恰的法律體系而排斥倫理性規范涉足。而賦予市民社會法的非倫理性另一個根本性契機在于它的技術性，這種技術性來源于市民社會那種擺脫倫理因素的計算性性格。因而川島說道，市民社會的法的非倫理性，不是源于立法者及法律學者，而是來源于把法專門作為自己服務的經濟的性質。[4]
在川島眼中，市民社會中的法無疑是非倫理性的，這是在市民社會這一特定歷史階段中法區別于其它社會階段的本質特征，而法的非倫理性有著兩個根本性前提，即法的獨立性（其又來源于近代國家的確立和自主個人人格的確立）和技術性。這樣川島就把市民社會中的法的特性及其社會淵源展現在世人面前。
二、市民社會中的守法精神
大凡市民社會的法秩序沒有作為法主體的個人守法精神是不可能維持的，作為通過社會變革而導入現代法體系的日本，怎樣才能排除傳統的習慣和道德觀的干擾、得到有效的實施呢？川島作為法社會學家必然會關注法律植入日本后的實效這一問題。在他看來，貫徹現代法的最大保障是守法精神，而守法精神又需在社會中尋找。
川島認為法與守法并非直接關聯，而是以主體性法意識為媒介進行溝通的。不難想象一個社會的主體連法意識都不存在，如何談的上守法精神呢？而且川島不但論證了守法精神是市民社會的獨有現象，而且是市民社會中法的一種必然結果。
市民社會的法意識最根本的因素是主體性意識，它有兩個根本性構造：其一是“自由”——權利的主張。“自由”即意味著權利的主張，“自由”的意識是市民社會法的根本因素。它能使人認識到自己作為人的獨立價值，主張權利決不會被作為“僭越”的任性的行為而受到非議，而且尊重他人的權利是理所當然的義務；[5]其二是對其他主體權利的尊重。川島為什么認為對自己權利的主張和對他人權利的尊重不僅作為市民社會法意識的兩個根本構造，而且構成守法精神的本質組成部分呢？原因有二：一是自己權利的確立是以承認和尊重他人權利的意識為媒介，二為他人權利的承認和尊重是以自己固有的權利得到確立作為媒介的。因此，如果法律不以這種近代法意識為基礎，而僅依賴國家權利維持的法意識僅僅是受法律拘束的意識，守法精神也就蛻變為逃法精神。
然而，主體性意識并不能構成守法精神的全部，盡管川島把它視為守法精神的本質構造。主體性意識只是社會主體對法的“認識傾向”，而守法精神只有在“認識傾向”轉化為“行動傾向”時才能構成守法精神完美無缺的整體。因而川島把主觀自發性作為守法精神的另一要義。所謂主觀自發性，川島解釋道，是指人尊重和遵守某規范只是因為它作為規范來命令這一唯一理由，用個術語概括即為“無規范外強制”[6]這種“無規范外強制”是法與倫理分化的結果，也是法從“來自外界的強制”中獨立出來的結果，是人類法意識發展中最高精神所在。
與市民社會中的法一樣，川島所謂的守法精神同樣在社會中找到其存在的依據。這種守法精神不僅在于社會主體具備主體性法意識，還在于主體的主觀自發性。這是社會主體對法規范的認知內化為主體行為選擇的心理過程，而這一過程又只有在市民社會中才能實現。因而川島不無感慨地說，法意識在市民社會法中獲得了一個作為獨立存在的意義，它值得被稱為守法精神，而且因為它是主體的自發性精神，所以在人類規范意識的各個歷史過程中，它都可以當之無愧地被命名為精神。[7]
三、兩點啟示
由于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就開始了全方位地移植西方法學成果，并在短短十幾年內構建起近代意義上的法律體系和法學體系。因此，日本法社會學從一開始就直接研究法律生活的實際狀態，努力尋找日本建立真正民主性法律生活的可行性方法。處于這種時代背景和學術氛圍中的川島，對解決超前性的近代法制在日本遇到的困惑當然是義不容辭。從這一問題出發，他就特別強調市民社會中的法與守法精神的一致性。惟有一個現代性的法和守法精神才能構成一個現代的法治國家。
讀西方法學名著總會有晦澀難懂之感。但讀川島的《現代化與法》卻少了幾分晦澀，多了幾分認同。或許是因為在當前中國社會，與川島論述的情形十分相似（中國目前也正在尋求現代法治在中國的扎根之道，日本當年需要解決的問題正是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細細品味，還頗受啟發。
（一）、關于市民社會中的法
川島所言的市民社會中的法是指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法治。它有著區別前現代放的基本特征即法的非倫理性，而其又有兩個根本的前提性條件：一是個人人格的確立，二為近代國家的確立。只有前提性條件成立，法才能與倫理分化而獨立存在，也只有法的非倫理性才是市民社會法的特質。同時，法作為一個社會構造和性格的反射鏡，它又能發射出一個現代社會的影像。
雖然川島沒有認識到市民社會法的這一特征是現代社會法的一般特性，而僅僅把它當作資本主義所僅有，但我們還是可以用來作為我們建構現代法治社會的參照。中國法制正處于傳統向現代法制的轉型期，盡管轉型的完成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但是我們經歷了百年來的法律移植及其法律改革為何還沒有具備現代法的品格呢？我們的“現代法制”究竟欠缺了什么？研讀川島作品或許我們能明白一些什么。
第一，中國法的非倫理性？當前中國的法律越來越技術化，具有冷靜、理性的計算性品格。但這僅是法的非倫理性的形式特征，其更應暗含法律至上的品格。然而在中國，這種形式上非倫理性的法處處受制于倫理。法在倫理面前無能為力的軟弱使其欲圖在政治上尋求強有力的靠山，然而正是這一舉動更使法在中國失去了自我；第二，中國法是否具備了獨立的契機？法的非倫理性只有在個人人格和近代國家同時確立的條件下才有可能成立，而個人人格確立和近代國家確立是現代社會的兩個不同面。中國社會轉型是向著民主、自由、人權的方向發展，這在中國法律發展的方向中有著集中的體現。盡管如此，個人人格的確立在中國卻是大打折扣，至少無論是在現代中國的政治框架內還是法律框架內對個人人格的忽視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在中國個人人格無以最終確立，近代國家又無能對其作出有力的保障，法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必然也無法在其它社會規范中獨立出來。缺乏這種先決條件的中國法律，又如何能與倫理決裂呢？唯一的結局是，無以獨立的法不僅將喪失現代法的品格，而且將喪失法作為法本身的品格。
（二）、關于市民社會中的守法精神
作為現代的啟蒙者，川島特別強調法與守法精神的一致性，而這種一致性來自于現代法的本身，來自于市民社會的本身。正如前文所述，守法精神的第一根本要素是法律意識即主體性法意識，而這種主體性法意識有兩個根本性構造，一個是自由——主張權利的意識，另一個是對他人權利的尊重；守法精神的第二根本要素是主觀自發性。只有這樣守法精神才能配稱為精神。
在中國守法精神基本上是缺位的，這種缺失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主體性法意識。中國是一個法律意識淡泊的社會，這一點每一位中國人都深有體會。中國不僅缺乏義務意識，同樣也缺乏權利意識。這樣的主體性法意識又如何能期待他們對他人權利的尊重呢？在一個社會主體性法意識如此，其守法精神就可想而知；第二，主觀自發性。其實對守法精神缺失的判斷，已在主體性法意識就有了定論。因為主體性法意識作為主體對法認知的承載，是溝通現代法的必然渠道，同時又是主體主觀自發性的前提要件。一個連法意識都不存在的主體，他就不存在主觀自發性可言。
對守法精神的缺失，或許我們能把它歸之為傳統文化的影響，但這種歸責只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敷衍。直面社會的現實，我們可以發現守法精神不僅缺乏其兩個根本的構造，同時也與中國市民社會中的法缺乏法的現代現代品格有關。雖然，中國社會越來越意識到守法精神對現代社會的重要性，同時國家也在不失時機地通過全民的學法、普法活動等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法律意識及其守法精神。但如果不能注意到守法精神與市民社會中的法本身的關聯，那種對法律意識及其守法精神的推進，也只是治標不治本的事情。
在川島的學說中雖然存在著不少缺陷，但在《現代化與法》中，其對市民社會中的法和守法精神論斷無疑是精辟而獨到的。尤其是川島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其學說需要解決的問題與當前中國有著驚人的相似。因而川島學說沒有理由不引起中國人的注意。
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由于傳統在中國的根深蒂固，其向現代的轉型也將漫長而異常的艱難。我們可以把一切歸咎于傳統，但這不能總是作為我們的推脫責任的借口。我們在認清我們所處時代的背景，更應省視自己沿著現代的進程我們還缺失什么因素。作為現代的法卻不具備現代法的品格，作為一個現代的社會卻沒有一個可稱之為守法精神的精神。自不待言，無論是對市民社會法的構建還是對現代社會守法精神的鑄造，我們都更應加倍努力。

（川島武宜：《現代化與法》，王志安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




【注釋】
[1] 參見：川島武宜：《現代化與法》，王志安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頁3-4。
[2] 同上，第7頁
[3] 同上，第35頁
[4] 同上，第34頁
[5]參見[日]川島武宜著，王志安等譯《現代化與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54頁
[6] 參見，同上第98頁
[7] 參見，同上第99頁

本文摘自《法律書評》（第3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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