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不當，這是一個問題《公共知識分子》書評 —— 查看此書介紹

蘇力 2006-12-15 8:53:04

還是看到出版預告時，就感到波斯納這一次又要“下毒手”了，而且還不是哪一個人，而是要四面樹敵。似乎波斯納是不打算在學術界呆下去了。


　　預感并不是來自書名，而是來自波斯納1999年的兩部專著：《法律與道德理論的疑問》以及《國家大事》[1]，均出自哈佛大學出版社。前者把一撥子“校園道德家”和憲法理論家都給損了一遍；特別是指出，就行為而言，大老粗反要比文化人更道德一點，以及為什么會如此；《疑問》已經列入了這套叢書，因此不多介紹。后者則討論了克林頓“拉鏈門”事件中憲法和法律問題以及相關知識界（不僅僅是法學界）的一些表現；此書也已在中國翻譯出版，市場有售，譯名為《國家事務》。在這兩部著作中，波斯納都尖銳、犀利地指出了一些學界人士——其中基本都是本書分析、討論的公共知識分子——的一些問題，抨擊了他們的脫離實際、政治正確、意識形態化、言行不一以及用學術包裝意識形態等等。有些抨擊是如此尖銳，幾乎鬧得要上法庭似的——2000年春德沃金就指控波斯納對拉鏈門案件的寫作違反了法官的職業倫理（聽起來是倫理，實際就是法律）。原以為波斯納此后會收斂一點，沒想到，很快，波斯納就預告本書將出版。一年多以后，果然，波斯納如約而至，不但把同德沃金打的筆仗擴展了，而且擴大了打擊面：不僅僅討論了法學的或與法學關系相近的公共知識分子，而且擴展到一些與法學根本無關的著名知識分子。其中有些至少名字是中國學者也非常熟悉的，斯蒂格勒、貝克爾、喬姆斯基、羅蒂、普特南（Robert Putnam）、薩伊德等，其中不乏波斯納的好朋友。






一．






　　但是，這本書并不是一本意氣之爭的書，否則就不會進入這套譯叢之列。說到底，這是一本知識社會學的著作，波斯納把他的研究對象擴展到公共知識分子這一領域，也進一步越出了他的老本行——法律以及經濟學。并且，通過這一著作以及此前的有關性、老齡、艾滋病等明顯的社會學專著，也進一步確定了他自己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因此，在這一層面上，這本書也可以說是對自己的工作的一種批判性反思。


　　研究知識分子，這不是一件新事，許多著名知識分子的傳記研究，對他們的學術、政治、社會思想的研究，事實上就屬于這種研究；斯蒂格勒也曾對知識分子與市場做過一番頗為精彩的分析[2]。波斯納的這一研究有什么特點或推進的話，在我看來，主要在于他的社會學的問題（不是個別學者，一種思想，甚至不是一個學派），主要是來自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和研究進路，統計學的分析以及一些針對問題的個案的研究。正如波斯納自己說的“要證明可以系統的并且是富有成果的研究公共知識分子”。波斯納力求從總體上把握當代社會公共知識分子這種現象。所謂總體，這里有空間的意味，涉及到各個專業學科領域，也有時間的意味——此書的副標題是《衰落研究》，而衰落意味著過程和時間。


　　波斯納的基本假說和思路實際來自社會學家韋伯的專業化的概念，韋伯認為限定于專門化的工作，放棄那種浮士德的世界，這是現代世界中任何有價值的工作的一個前提條件。當然，這種思想也是經濟學強調社會分工的基本思想，社會分工帶來的比較優勢會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包括思想。


　　波斯納發現，在當代知識界似乎不是如此，似乎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公共知識分子”，即在自己專業范圍之外就公眾關心的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等熱點問題在各種公共媒體和講壇上發表評論的人；他們常常非常真誠、自信地說出一些蠢話，作出種種一再落空的預言。盡管偶爾也會遇到尷尬，但——波斯納指出——情況并無改觀，反到是愈演愈烈，特別是在克林頓的拉鏈門事件、微軟案件、2000年美國大選等問題上。波斯納稱其為“公共更多，知識更少”。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假如說社會對這種評論的需求也構成了一個市場的話，為什么這個市場的擴展（更多的媒體、更多的公共知識分子投入）沒有改善這種狀況？


　　波斯納拒絕從公共知識分子的個人品德和智力上分析這個問題，而是堅持了制度經濟學家和法律經濟學家的立場，從制度角度入手分析了這種情況。首先是社會發展，表現為公共媒體的增加，社會中有許多人們平常關注不多、研究不夠、難于應對但現在又急于了解的突發事件（例如黑哨事件、9. 11事件），因此對公共知識分子參與討論這種熱點問題的急劇增加，在一個急劇擴張的市場上，假冒偽劣產品很容易找到藏身之處，包括公共知識分子提供的這種“符號產品”。我們往往以為媒體提供的都是信息產品，是“知識”，但是，波斯納提醒我們，其實并非如此。媒體提供的這種符號產品中，往往有很多其他因素，或者說是大眾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具有強化觀眾之預設、重申并滿足觀眾復雜愿望的作用（波斯納稱之為solidarity），甚至有很多的娛樂成分（請想一想如今挺常見的知識競賽、大學生辯論賽以及所謂的智力搶答等節目，就非常明顯了）。由于信息的爆炸、由于時間有限、由于問題的復雜，其實人們并不真的想而且也沒有能力理解那些復雜的社會、政治和國際問題，他們需要把問題簡單化、而不是復雜化。事實上，這也是大眾文化的特點，用王朔的話來說，大意是，大眾文化的目的不是提升，而是降低人們的智力（《無知者無畏》）。


　　其次，由于信息費用的問題，這些知識分子出售的產品是一種“信用品”，而不是“檢驗品”。檢驗品是在消費前就可以大致察知其質量的產品（例如，購買蔬菜時，我們會注意菜是否新鮮、水靈）；信用品則無法事先確定其質量，只有在消費中才能了解，例如只有聽了課，才知道教師講的好不好；只有看了電影，才知道電影好看不好看。由于信用品的這一特點，如何在這個公共消費市場上保證產品質量就成了一個問題；而根據經濟學原理，當無法預先監督產品時，人們往往會通過監督產品投入的原料來替代監督產品本身。因此，名人、權威、身份在這種產品的出產中非常重要。我們為什么往往根據葛優、馮小剛、姜文、張藝謀等人的名字決定看不看一場電影，就是這個道理。盡管這種機制并不完全可靠，但是，它需要名人。


　　現代學科制度也創造了提供這類符號產品的公共知識分子。現代學科制度是高度專業化的，學者的知識往往相當狹窄，而且要真正有所創新，往往還必須狹窄、極端（所謂學科前沿都是極端的），脫離社會。并且最成功者也往往是在某一方面有天賦和專長的人，不能是“萬金油”或“通才”。因此，這就造成了現代社會的一種奇怪現象，最優秀的學者往往“同時是極為聰明又極為愚蠢的”（據說羅素連茶都不會泡）。專業化還使如今的大部分專家都待在校園或科研機構中，集中關注專業的文本或實驗，“常常無需同人合作，或者干脆是不能同任何人合作”，因此脫離社會生活，缺乏對事實的直接感受；他們事實上大都不諳世事。但他們的優越智力和豐富大膽的想象力使他們很容易排斥、厭惡社會或政治生活中更需要的平庸和妥協，喜歡簡化變量，按照邏輯或模型分析，而社會生活強調的是細節。此外，由于分工，也往往解脫了知識分子對實際操作的責任和對后果的關切，使他們可以“站著說話不腰疼”。因此，專家雖然促使了知識生產的專業化，但是他們的視野狹窄了。


　　應當注意，這里還有一個悖論，這些學者在他們事業高峰并取得成就之前，并沒有媒體相邀，而且由于機會成本，他們也會拒絕媒體，把精力都投在專業領域；而一旦出了名的時候，媒體蜂擁而至的時候，卻大都不再是他們個人專業上的黃金時代（再請想一想78年以后的陳景潤，甚至解放后的許多已經幾乎沒有什么作品的著名作家、詩人）。因此，頻繁在各種媒體出現的可能是著名的學者，卻已不是頂尖的學者，盡管在中文世界，人們很容易把著名與頂尖當成一回事。由于布迪厄的符號資本理論，我們可以很容易理解這種特定場域的符號資本會流通到另一個場域，甚至轉化為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出場費、商業書籍的版稅）。


　　當然，這也不是說所有的人老珠黃的專家學者都變成或可以變成公共知識分子。符號產品市場也有其篩選機制，但是剩下來的往往都是能言善辯、妙語連珠的，不一定要深入但一定要淺出，甚至干脆就是淺入淺出的，能夠同讀者、聽眾或觀眾心連心的，甚至要在適當的時候走點極端，因為——如同王朔所言——“激進的總是比務實的在話語上更具有道德優勢”。由于觀眾也不知道這些問題的深淺，甚至不想知道問題的深淺，因此這種“臨時轉行”的公共知識分子幾乎是不受監督，可以信口開河，縱橫天下，發布各種預言和判斷，實際上扮演了古代社會的巫師和祭司的角色。此外，這種市場的熱點變化很快，即使說錯了，預測錯了，也沒有什么人回過頭來反思、追究。這些公共知識分子還大都只是到媒體客串，就業是在學術機構，有“鐵飯碗”的（tenured），因此“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也沒有被炒的危險。


　　波斯納指出，歷史上的公共知識分子（從蘇格拉底開始）則不同。第一，那時的知識分子也參與公共問題討論，或討論了公共問題，但是那時的知識分子沒有現代的專業化，社會生活也不像今天這樣復雜，他們往往都是一些多面手，而不是專家。其次，以往的公共知識分子絕大多數（著名的思想家中，可能只有康德除外）大都不是書齋里的學者，往往更多是革命加、實踐家、改革家，都從事過其他職業，學術僅僅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附帶的一部分。這種身份和經驗迫使他們更關心實踐，他們不滿足于提議，更要關心提議的可行性和可能的后果。


　　因此，不同的學術環境和學術制度塑造了不同的公共知識分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韋伯強調的專業化在帶來知識迅速發展的同時也成為一種知識交流的障礙，創造了一個看起來很繁榮，卻沒有多少質量控制的產品市場。產品質量“衰落了”；“更確切地說，公共知識分子的作品正變得越來越差、越來越沒味道、并且也越來越不重要”。


　　既然從社會結構、制度條件來看，現代公共知識分子的產品質量衰落不可避免，那么，怎么辦？波斯納建議，所有學界人士每年把上一年有關這類熱點問題的言辭都貼在自己的或所在大學的網上，以便利公眾評價這些教授在同公眾交談時，是否大致接近符合學術作品所要求的那種準確、細心和公道標準。他還提議公共知識分子要公開自己的“出場費”，讓觀眾對他們的話也有所留心。甚至他提議——至少目前根本不可能的——美國大學廢除終身制和“鐵飯碗”。


　　波斯納的這幾招看起來太“毒”了，本來罵罵人也就算了，而且還要砸人家的飯碗，出人家的丑。顯然，這會令左右兩翼的公共知識分子——要知道只有著名的、有權威的知識份子才能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呀——都惱羞成怒；的確，是惱和羞成怒。


　　反擊是肯定的。






二．






　　而且，還很容易反擊。


　　首先，什么是公共知識分子？甚至什么是“知識分子”？感覺似乎很清楚，但是要說明白，我們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奧古斯丁的難題”。甚至只要想一想我們當代中國，界定也已經很成問題了。如果說20年前，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界還比較清楚，那么今天，已經很不清楚了。你既不能用學歷來界定，也不能用職業來界定。比方說，20年前，作家和詩人肯定是知識分子，可自打王朔點出“過去有些作家是流氓，如今有些流氓是作家”之后，恐怕已經沒有多少人還籠統地認為作家詩人都屬于知識分子了。又比如說，20年前，大多數人會把許多演員——至少是明星演員——當作知識分子，而今天，他們都有了自己的名號，娛樂圈人士或演藝界人士，請問誰把趙薇或陸毅當作知識分子呢——盡管他們也大學畢業了。


　　這個問題在美國也一樣存在。并且由于波斯納是要做一個經驗研究，這個定義還必須操作化。而任何操作定義都不可能令人滿意，注定會受到各種批評。波斯納的做法是首先區分出一些職業行當，具體的操作定義是“媒體提及”（media-mentions）或“網絡提及”，也就是各種形式的媒體曝光次數。他利用了各種網絡和雜志數據庫所提到的人名次數作為測度公共知識分子的基本單位。應當說，這種測度方式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不高興，那么這就是軟肋。


　　而且，波斯納許諾要研究“衰落”，但他只是對當代美國的知識分子（60年代到今天）的一個研究。雖然這里面也有一個時間段，但基本上只能算是一個橫斷面的研究。這就該受到批評，用法律的話來說，波斯納沒有信守承諾；或者是“說了大話”。


　　也許，波斯納的衰落研究是隱含的：他把從蘇格拉底開始的西方（而不是人類）歷史上許多著名思想家都帶進了他的分析討論。但這種辯解也大有問題。首先，以這些大思想家作為參照系就令人置疑。即使假定這些人物都可以界定為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也是西方國家幾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才出現一個的思想家，用他們來對照美國（歐洲）當今（有些已經去世）的數百名教授、學者，顯然有點不倫不類。這就如同拿今天的遍地都是的“詩人”同李白、蘇東坡比。其次，波斯納在《超越法律》第二章中就曾引用過塞繆爾·約翰遜的話，大致是，作家活著時以他最差的作品來評價，死后則以他的最好的作品來評價；因此，你用西方當今絕大多數仍然活著的公共知識分子犯的錯誤（假定確實是錯誤）在同已故偉大思想家的成就相比，這種對比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至少應當有所保留，有所警惕。（事實上，波斯納自己也清楚的意識到這一點，他說：“文化悲觀主義的一個主要來源就是喜歡拿昨天的最好同今天的一般比，因為時間會過濾昨天的最糟”）。第三，按照波斯納的實用主義，作品和思想都要經歷時間考驗的標準[3]，因此今天也許為波斯納認為荒唐的、錯誤的觀點也許還需要時間的檢驗。尼采的“上帝死了”在他那個時代的大多數知識分子看來無疑會是荒唐的，大逆不道的。奧威爾也曾不被廣大讀者欣賞。因此，除非波斯納自認為自己已經有了某種客觀的標準；他根本無法用他現有的數據和方法證明公共知識分子的衰落。






三．






　　不能證明，并不意味不能相信，或不給人以啟發。


　　在我看來，波斯納實際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應當科學的系統的研究公共知識份子。近代以來，我們都習慣了，把知識份子（等于公共知識分子，下同）當作社會的良心，當作社會的代言人，作為真理的代言人，事實上取代了上帝或波斯納所說的古代祭司的角色。我們賦予他們太高的社會道德地位，結果不僅有時給社會帶來災難，而且他們自己也被這個角色壓的透不過氣來，因此出現了各種方式的表里不一。


　　但是如何研究這種現象？我們此前習慣的研究方式是把這些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去，歸結到受到某種錯誤的思想（例如，唯理主義或經驗主義）的影響。前兩天，我剛好看了美國人保羅·約翰遜的《知識份子》[4]一書；該書以及譯者的序言，都典型的反映了這樣一種思路。這本書顯然選擇性地把盧梭、雪萊、易卜生、托爾斯泰等20位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所謂言行不一的“丑事”都揭發出來；盡管其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但是作者集中關注的是所謂人品或思想。看完以后，讓人感覺的就是這些人都是偽君子、貪財、好色、無情、虛偽、不道德，諸如此類。我并不認為作者說的事都是編造的；事實上，這些人當中，有些我自己就不喜歡。但是，讀這樣的書，你感到世界上的問題就是好人和壞人的問題，誠實與虛偽的問題；感到我們以前都是一些上當受騙的傻瓜。剩下的事，仍然是要追求“真理”。


　　波斯納的獨到之處把知識份子現象作為現代社會結構中的一部分來研究。他雄辯地指出了，美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是美國現代社會的產物，他們的問題——如果是問題的話——不是個別人的道德修養問題，而是現代社會制度的問題。不錯，他“毒”、狠，他對哪怕是朋友、老師、同事（斯蒂格勒和貝克爾都是他的老師或師長，羅蒂是他的好朋友，努斯鮑姆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同事）的學術錯誤也毫不留情；但他沒有人身攻擊或誅心之論，最多是質疑一句，大致是，在這樣的證據面前，你也真的這樣或那樣認為嗎？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寬容的。但請注意，這種寬容與嚴酷的交織，這種溫和與犀利的互補，不完全是波斯納的性格使然，而是因為他有了自己的學術進路和視角（這也證明了制度會改變人的行為方式）。當然，他的許多分析也不是定論，但這是一個新的視角，是一種開拓。


　　波斯納自己就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在本書的序中，他就強調了這一自我參照的悖論。他曾經是全職教授，今天仍然是兼職教授；不僅撰寫司法意見和學術著作、論文，而且給一些雜志撰寫時評文章，討論過克林頓丑聞和2000年大選，還有眼前這本書的話題以及預期讀者。在其他地方（《道德與法律理論的疑問》），波斯納雖然批評了“學院道德家”——一類公共知識分子——脫離實際，“從來不曾出過校園。沒有教職前，不敢冒任何職業風險。有了教職，也很少冒職業風險，而從來不會冒個人風險。他們過著一種舒適的資產階級生活，也許稍帶點放蕩不羈。他們思想左翼，生活右翼，或者思想右翼，生活左翼”。但筆鋒一轉，他接著說，“我這樣說并不是批判。我喜歡學界人士。而且我自認為基本上是其中一員；我和他們一樣缺乏英雄氣概；一樣是安逸的資產階級。”他明白，自己這本書也許就是在犯著“豬背烏鴉”的錯誤，射出的箭說不定會傷了自己。


　　但也就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另一種參與觀察者的著作。一種對自身職業乃至自身所屬的社會階層的反思和批判。這里面有反諷，有一點美國特產的反智主義，甚至有一點虛無，但不“主義”，也不犬儒主義（他最后提出了改善公共知識分子產品市場的建議，提這種建議的人不可能是虛無主義或犬儒主義）。這是一種清醒的、尖銳的自我反省和反思，是對自己所屬職業利益的集團的反思和批判。對波斯納來說，這并不是第一次；先前，他就曾對置身其內的法律職業界以及法學理論界做過深刻的分析批判（《超越法律》），這本著作可以說只是一次延伸和擴展——在批判精神和研究進路的意義上。


　　第三，前面說過，看起來很“惡毒”，但是波斯納并沒有拒絕公共知識分子，他沒有主張回頭路，也沒有主張審查甄別公共知識分子的產品。細看他的主張，會發現他是“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那些所謂的“損招”其實都很有分寸，是完善市場，強化競爭，以此來建立一些機制來促使公共知識分子對自己的說話更負責任一些（accountability），少信口開河。這些措施不多，也未必有力，但導向是向前的。從制度著手，不是泛道德主義，這就是制度派法學家的一貫進路。


　　而且，也就在對公共知識分子的犀利批判和制度完善中，波斯納也許正復活著、重塑著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






四．






　　中國事實上也進入了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活躍的時代，因為這是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是一個強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時代，是一個“焦點訪談”、“對話”、“今日說法”、“歡樂大本營”交織的時代，一個《南方周末》、《讀書》與《生活周刊》的時代，一個媒體英雄的時代；而且這也是一個有許多人試圖仿效康德、福柯追問“什么是啟蒙”，以便復制和模仿公眾知識分子的時代。急劇膨脹的媒體盡管仍受到許多限制，但這些限制都正在逐步減少、弱化。盡管言論自由還是一個現在進行時，但是現有的空間已經需求著大量的公共知識分子。


　　事實上，大量的學者已經以各種方式進入了或接觸了各種大眾媒體。在電視下方、報刊文章作者名下已不斷出現提醒觀眾或讀者的“教授、博士、院長、著名學者”等字樣，他們討論著從經濟增長率到“包二奶”、從官員腐敗到本·拉丹、從西部開發到足球“黑哨”等各種社會熱點問題。


　　我們歡迎這個時代！


　　但是我們也應當想一想波斯納提出的問題。我們應當想一想剛剛獲得2001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的王選院士在幾年前的一個題名為《我是一個過時的科學家》講演中的一段話：


　　我發現，在……我真正是權威的時候，不被承認，反而說我在玩弄騙人的數學游戲；可是我已經脫離第一線，高峰過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經墮落到了靠賣狗皮膏藥為生的時候，卻說我是權威。當然一直到今年61歲，我才賣狗皮膏藥，講講過去的經歷、體會。……有人講：“前兩天電視上又看到你了”；我說：“一個人老在電視上露面，說明這個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結束了。”（《思想的聲音：在北大聽講座》，中國城市出版社1999年）


　　王選是明智的。但我引用他的話的要點不在于證明他是公共知識分子（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不是），而在于他的經歷反映出中國產生公共知識分子的另外一些社會條件。這里不僅有民眾對名人的好奇心更強，各級政府的某些“重視人才”的政策導向和措施，而且有社會專業化不夠本身對專業知識分子的不理解和缺乏支持，以及名聲（文化資本）對于獲得研究經費（經濟資本）和社會支持（社會資本）的重要。而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界，由于缺乏測度的硬指標或有些專業本來就沒有多少傳統，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問題的專業化研究與非專業化評論邊界模糊，社會問題容易產生轟動效應，許多中壯年知識分子大都有“文革”中自學經歷并興趣廣泛，許多學者人過中年后的專業競爭能力下降，對跨學科研究或交叉學科的強調，以及急劇膨脹的媒體與名人的相互需求和合謀關系等等，因此，公共知識分子是有很大誘惑力的。


　　而且，由于中國的特殊社會背景和歷史時期，我們身邊還正在出現一批決心要充當社會良心并且一定會永遠正確的學者，其堅定性與他們痛恨的保守派難分高下。有老人，也有年輕人。據說他們已經發現了新的永恒真理，因為他們懂得了“正義”、“人權”、“信仰”、“啟蒙”（這后兩個詞實際是有矛盾的，但這對他們沒有關系）、“愛心”等根據定義就已經立于不敗之地的大詞，就像另一些人懂得“革命”、“斗爭”一樣。他們準備評判一切，也能夠評判一切，而且不需要了解太多的事實；因為只要有這些大詞就夠了。至于為什么這些大詞這么神奇，因為據說洛克、盧梭、康德、杰弗遜等偉大的思想家都用過這些詞，而且因為美國也流行這些詞（盡管他們承認文字不同）。他們已經把自己明確界定為公共知識分子，認為自己這輩子就是批判，當然，是一種“文革”習慣上的批判。他們愿意用全稱判斷，喜歡看和用“世界潮流”。


　　其實，我并不擔心這些現象。最令人——更準確的說是令我——擔心的問題是在這種現象后面的非專業化以及這種現象對非專業化、非職業化的激勵和引導，而在我這個不可挽救的唯物主義信徒看來專業化、職業化是當代中國的市場經濟和社會轉型最急需的。許多人把認為專業化、職業化同“天職”觀念聯系起來，強調學者應當“以學術為業”。我贊賞這種觀點，但不相信韋伯對“天職”的解說，我相信“天職”更多是社會分工和激烈職業競爭的結果，因此“天職”不過是對這一過程的一個簡單的、精神化的概括，是韋伯或閱讀韋伯者犯的一種把概念實體化的錯誤。人或多或少都有點機會主義。如果能夠在報刊上指點一下江山，激揚一下文字，在電視上露幾回臉，“混個臉熟”，就能成為著名學者，那么誰還會去啃啃吃吃研究最前沿的專業問題呢？如果一個博士的學位、一個教授的頭銜就會帶來聲望，那還有誰會把自己的職業真正當作一種使命呢？如果知識創新僅僅在于開幾次會，說說“知識創新”的歷史意義，那還有誰真正會去關注生活中新的問題呢？如果一切都以時代潮流甚至流行話語來評判，對主流的任何質疑都被視為“異端”、“后現代”或者“反動”，怎么可能指望人們在專業學術上標新立異呢？而沒有專業化，就不可能有市場交換，也就不可能有市場經濟，在知識的市場上同樣如此。既然你有的，我也有，那為什么要交換呢？結果社會要么是同仇敵愾，同氣相求；或者只關注言辭上的差別，追求政治的正確。


　　時光不能保證我們不“重復昨天的故事”。數年前，不就到處都有人問：“這一張舊船票可能登上你的客船？！”






五．






　　其實，我也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我上過電視，上過報；我給《東方》、《讀書》都寫過不少文章，甚至這一篇也許就會交給《讀書》。我的許多文章盡管發表在法律專業雜志上、是寫給法律人看的，但鑒于中國法學的現狀，也有“普法”的色彩；甚至自認為最有價值的著作《送法下鄉》，據說，在書店也常常被人當作“普法書”。我也還算喜歡搞講座，盡管不敢太出專業的格，但往往會追求某種號稱是“學術的”氛圍，增強聽眾對修辭的感受而不是思想的清理。我搞法律社會學，喜歡一點法律經濟學和法律人類學，也喜歡其他的法律與XX或XXX，還正在修改一本《法律與文學》。我有波斯納筆下公共知識分子的種種壞毛病。和波斯納的自述一樣，“我喜歡翻花樣，這也許就是說，不安分”。我喜歡聽別人說自己“博學”，又擔心別人會說我，“樣樣通，樣樣松”或者干脆“萬金油”甚至“法盲”（據說，就有人這么說了）。也正因此，我才在前面說，波斯納一定會令人“惱羞成怒”；因為這就是我閱讀此書的經驗，而且還不時提心吊膽，生怕還有什么會給波斯納捅破了。


　　但是，當我敢寫下這一點時，我知道我已經在反省自己，在警告自己，在批判自己，也就是在試圖超越自己。試圖；不一定成功。重要的是制度。


　　而且，我們必須注意，在強調專業化、職業化的同時，我們必須也要注意不局限在自己的專業小圈子里，跑馬占地，關起門來稱大王，拒絕跨學科研究，拒絕公共知識分子。事實上，波斯納分析表明，這種公共知識分子之衰落、這種特定的非專業化現象就是專業化、職業化本身帶來的一種副產品。專業化本身并不包治百病。“在幾個領域內撰文的人都會犯專家可能避免的錯誤。但越野者也許可能看到專家可能錯過的聯系，而這些聯系可能會給他的著作帶來一本專家的專著所缺乏的新意”。


　　更何況，正如波斯納在本書中指出的，韋伯之命題成立的前提是，在同等的條件下，專業化更能產生出新的知識；但問題是，人并不相同：興趣愛好有不同，智力上有不同，勤奮程度也會有不同——魯迅先生就曾言自己不過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到讀書上來了。現代社會理性化、專業化并不必定是“鐵籠”，并沒有規定我們不能或不應成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從道理上看，也完全可能出現真正出色的、能就幾個領域寫作的公共知識分子。也許，波斯納本人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看來，又遭遇哈姆雷特了：“當，還是不當，這是一個問題”。


　　2002年2月18日于北大法學院





　　[1] 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atics of Moral and Legal Theo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 Affair of State, The Investigation, Impeachment, and Trial of President Clin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國家事務：對克林頓總統的調查彈劾》，彭安等譯，蔣兆康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


　　[2] George Stigler, 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Marketpla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知識分子與市場》，何寶玉譯，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


　　[3] 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法理學問題》，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4] 保羅·約翰遜，《知識份子》，楊正潤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法學時評網（www.lawintime.com），200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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