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美國法下鄉？ —— 查看此書介紹

陳永苗 2004-3-17 16:53:53

送美國法下鄉？

陳永苗

　　法律與文學之間，有著一種非常神秘的淵源關系，這種神秘，我們可以從很多偉大的文學家，例如歌德、托爾斯泰都是法學院的畢業生這種歷史現象中管窺道一些。肇始于懷特（J.B.White）1973年出版的《法律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屬性研究》，近30年來活躍在于北美和英國的 “法律與文學”運動似乎在探索這種秘密。如果說這種神秘確實存在，那么“法律與文學”是最令人有快感的跨學科理論研究。

　　 “法律與文學”運動主要有如下觀點：法律與文學緊密聯系，二者都涉及解釋、敘事、閱讀、書寫、表達，都是語言、故事、人類經驗的交匯之所，作為特定文化世界的話語共同體的語言可以將二者統一起來；可以將文學帶入到對法律和秩序的屬性、正義與非正義、法律的人文背景等問題的研究，文學研究有助于法律倫理屬性的研究，文學思想與實踐為法律中的人文主題提供了洞見；運用文學手法，法律和判決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分析等。

　　馮象博士在《政法筆記》中也在參和這個運動，以游蕩于美國法和中國本土之間的姿態，與蘇力翻譯波斯納《法律與文學》的舉動一起，承接原來孤掌難鳴的余其宗，在中國運作“法律與文學”運動。其實這樣對于馮象這樣的兩棲人士比較好的選擇，一方面保留了當年的文學青年特征，另一方面有思考了法律問題。這樣不會讓法律專業摧毀文學細胞。

　　我喜歡懷特那種玄勾古今。與懷特比較起來，馮象的《政法筆記》在作普法，也就是他在《送法下鄉和教魚游泳》中說的“教魚游泳”。如此雖然可能是同一門派，但是讀者的距離顯然太遠了。

　　在《導言》中，馮象已經明白地宣告，自己的讀者并不是法律專業人員，而是普通讀者。書中的內容，也是在哈佛大學兼職上課的內容，往往是講到什么題目，就寫什么，注意部說一般讀者不會感興趣的太技術性的內容。毫無疑問，如果使用文學方法，傳播思想的范圍最大。《政法筆記》在蘇力的號角下，其文學視角不僅讓人耳目一新，其案例教學和那種相對主義的視角結合，是對原來的法律實證主義帶來了進一步的沖擊。

　　如果馮象只是通過美國的案例教學法普普法，那也是問題不大的。

　　但是馮象的心思不僅僅是“送法下鄉”工作，他想到跨出法學的門檻，為普通的中國讀者寫一本書，談談新舊政法體制銜接轉型中的一些法律問題。

　　如果對于蘇力來說，城市是中心，而農村鄉土社會（姑且認可這一說法）是邊緣的話，而中心往邊緣“送法”，就像“高射炮打蚊子”，什么民法學說、國家與社會理論都用不上場。對于馮象的美國法和中國讀者來說，美國法毫無疑問也是中心，中國讀者也是邊緣。他嘴巴上學著蘇力說，建設中的法治，連同附麗其上得的各種學說與制度，都是產生于西方的歷史經驗和思想傳統。

　　在馮象看來，毫無疑問，美國法和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都是“地方性知識”，不可通約，中國的問題得有中國自己的解決方案，不能對美國法照搬。可是全本書中，美國法還是被馮象作為中國問題的高級法，是“天然的真理”，典型的例如《縣委書記的名譽權》，馮象絲毫沒有做過如何將逾越美國法和中國問題的工作。

　　那么，在馮象看來，把美國法送到中國這個鄉下，是局部支配性權力關系的一種可行方式，甚至可能是在既定制約下唯一可行的方式（蘇力《送法下鄉》）。那么中國人本來就是會游泳的魚，它的泳姿也要改變，學會美國人的泳姿。這也就是馮象關于新舊政法體制銜接轉型的“進路”。

　　還必須看到，馮象在書中要用來解釋他的新舊政法體制銜接轉型的“進路”的案例，絕大部分是在法律活動比較邊緣的，例如知識產權、名譽權。對法律制度或權力關系的“邊緣地帶”的關注，而放棄對中心，這樣的思考得出的結論，能夠保證不是極端的，表象的，而是本質的？

　　馮象在《政法筆記》中毫無隱諱蘇力對他的影響，可是，他從蘇力那里得到，僅僅是蘇力的唾余，蘇力內部的沖突和張力，在沒有制約的敘述中，被淹沒了。對于“新舊政法體制銜接轉型”這些復調的問題，說能做到舉重若輕，這是吊兒郎當的。

　　蘇力在《送法下鄉》中說，法律在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中主要不是用暴力手段，而是借助于宣傳教育、大眾傳媒和影視節目的塑造的故事形象，來掩蓋自身的矛盾、驅散疑慮而樹立權威的。馮象《政法筆記》也是在講故事，講案例，那么它是不是也在來掩蓋自身的矛盾、驅散疑慮而樹立權威的？而這種要樹立的權威到底是美國法的權威，還是中國解決方案的權威，這是馮象《政法筆記》留給大家的困惑。

　　馮象的《政法筆記》，是一個它的“頭腦”和“軀體”不相稱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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