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的再修訂及對民行檢察工作展望

　　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對審判監督程序的相關條款作出了重大調整，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申訴難、申訴亂的問題，對民行檢察工作影響深遠。但客觀講，此次調整僅是局部的小幅調整，對涉及民行檢察工作的許多重大問題仍采取了回避態度，例如民行檢察部門要求明確地賦予檢察機關執行監督權、調解監督權及實現同級監督等問題，均未在修訂中予以明確，不能不說是此次修法留給民行檢察監督的遺憾。本文僅就上述問題做簡要探討，以期在民事訴訟法的再次修訂中能予以明確。

　　(一)關于執行監督

　　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在刑罰執行監督方面已有較完備的理論研究和多年司法實踐經驗，較好地履行了國家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責。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本質相同，均為國家審判機關行使司法權的活動，檢察機關監督民事案件的執行，是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必然要求，在民事案件的執行監督方面，應當體現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權威。

　　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職責為法律監督。基于檢察機關的性質和職責，檢察機關依法對法院的審判活動進行監督必然是全面的、完整的，那么對民事執行的監督本來就是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應有之義、分內之責。執行是實現生效裁判，保障審判活動目的實現的最具有特殊意義的環節，是整個審判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屬。因而，對民事執行活動進行監督屬于檢察機關監督審判活動的職能范圍。如果把執行監督排除在檢察機關檢察監督之外，對民事執行中越來越嚴重的違法現象放任自流，不僅不符合“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原則，也不能實現民行檢察監督維護司法公正的目的，有違設立民事行政檢察制度的初衷。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這是關于民事案件檢察監督原則的規定。民事訴訟法中的“審判活動”應當包括了“執行活動”。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修改草案)的說明》中指出：“執行是審判工作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它關系到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尊嚴，有效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目前有些地方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執行難的問題比較突出。”很明顯，法院的審判工作包含了執行工作。民事訴訟法第十四條規定的檢察監督原則，包括了對民事執行活動的監督。檢察機關對法院執行活動的監督有理論淵源和法律依據。

　　建立對執行工作的檢察監督制度，有利于有效抑制執行亂，預防執行中的違法犯罪，保護執行隊伍，并為公民提供一種制度化的有效的救濟手段；建立民事執行的檢察監督制度，可以支持人民法院依法執行。在民訴法的修訂中加入執行監督的內容，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關于調解監督

　　根據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檢察機關只能對民事、行政生效裁判以抗訴形式進行法律監督，不能對法院執行程序中的裁定和調解案件提出抗訴。據此，有觀點認為檢察機關無法對法院的調解活動進行監督。調解作為法院解決民事糾紛案件的重要方式，與判決、裁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調解活動依法屬于法院的審判活動范疇，檢察機關應當有權對其實行監督。本次民事訴訟法修訂沒有涉及檢察機關對法院調解活動的監督，但調解作為法院非常重要的審判活動，應當被列入抗訴的范圍。

　　憲法在賦予人民檢察院法律監督權的同時，并未對監督的范圍作任何限制性的規定。即對哪個程序可以監督,哪個程序不能監督，對哪種結案式可以監督，對那種結案方式不能監督。沒有明確限制，所以從這一意義出發，對以憲法為根據制定的民事訴訟法的總則及其分則中，人民檢察院對法院的監督應作廣義的、正確的理解，所以從憲法賦予檢察院的權力看，檢察院對法院的調解應該有監督權。《民事訴訟法》總則第14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這一規定作為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應當貫徹于民事訴訟活動的始終，法院調解是民事訴訟活動之一，所以應該屬檢察院監督的范圍。從調解書的法律效力來看，人民檢察院對法院調解應該有監督權。調解書是由人民法院制作的，記載當事人之間協議內容的法律文書，經雙方當事人簽字調解書生效，結束訴訟程序，確定雙方權利與義務關系，同時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所以調解作為法院解決民事案件、經濟糾紛案件的一種重要的結案方式，與判決、裁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既然調解書與判決、裁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也就和判決、裁定一樣，應該屬于檢察院監督的范圍，對確有錯誤的調解，在其生效的同時，檢察院就有權對其監督。可以對調解是否違背當事人自愿原則，是否違反法定程序等進行監督。

　　綜上所述，檢察機關對法院以調解方式審結的案件，依法應當可以監督，建議民訴法繼續修訂時在分則中做出具體規定。

　　(三)關于同級監督

　　根據民事訴訟法中的規定，審判監督程序是我國民事審判工作的一項重要補救措施，是保證審判工作的權威和尊嚴的需要。在司法實踐中，一方面，民事訴訟法未賦予人民檢察院同級監督的權力，致使民行監督的辦案結構呈“倒三角”狀況，極不合理。既浪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又使辦案周期過長，增加了當事人的訴累，使得檢察機關的民行監督效果未能凸顯出來，當事人對通過民行監督來維護自身正當權益信心不足。新修訂的民訴法未突破“上級抗”的辦案模式，同級監督要提請上級院支持，基層檢察機關仍然沒有抗訴權。但新修訂的民訴法取消了基層法院依當事人的申請再審的權力，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檢察機關同級監督提供了契機。

　　目前，同級監督的最好方式還是檢察建議。根據工作實踐的需要，將同級監督定位在基層人民法院與基層人民檢察院之間的一種監督模式。其方式為基層人民檢察院以檢察建議的形式啟動基層人民法院的再審程序，以達到同級監督之目的。檢察建議如何運用，我國民訴法并無具體條文解釋，僅有的依據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召開的審判監督工作座談會中明文認可的：“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提出檢察建議書的，經與同級人民法院協商同意，對個案提出檢察建議書的，如符合再審立案條件，可依職權啟動再審程序”及2001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九屆檢委會討論通過的《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則》第47條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檢察建議。”“兩高”雖然對檢察建議啟動再審予以認可，但具體操作程序卻無明文規定。根據《辦案規則》的規定，將檢察建議的運用準確定位后，與法院審監部門交流對案件的看法，在雙方意見一致以后，向法院提出檢察建議。

　　檢察建議是實踐中探索形成的一種民行監督方式，其目的是維護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檢法兩家雖已明文認可，但操作時并無具體的實施細則，案件的受理、立案和再審程序沒有法律依據，為避免檢察建議送到法院后在庭室之間相互推諉，應當在未來的民訴法修訂中規定檢察建議，使案件順利進入再審程序。

　　摘自：慕平著《檢察工作機制與實務問題研究/首都檢察文庫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