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商事合同通則》與《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比較
到目前為止，私法領域的統一化成果集中體現在國際商事合同規則方面。其中，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法的統一規范包括：1964年海牙國際私法會議訂立的《國際貨物銷售合同成立統一法公約》和《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統一法公約》；1974年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通過的《國際貨物買賣時效期限公約》和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1990年由歐洲合同法委員會起草的《歐洲合同法通則》；1994年由羅馬國際統一私法學會通過并于2004年修訂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1990年國際商會制定并于2000年修訂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INCOTERMS)等。而其中影響最大并相對完整地調整國際貨物買賣合同關系的當屬《公約》和《通則》。這兩個文件之間有著緊密聯系，也有著明顯的不同。本節并非泛泛地闡述《公約》與《通則》的聯系和區別，只是選取其中的幾點進行比較，作為下文論證的前提。
一、《通則》與《公約》的聯系：緣起
要回答兩個文件的聯系，首先從其緣起開始。
《公約》在1980年維也納外交會議上的順利通過，是國際社會從1929年開始持續五十年的努力的成果。由于當時法律實證主義和將法等同于國家法的教條還占有支配地位，從一開始，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所設想的就是制定具有拘束力的統一規則。[1)《公約》最終也確實體現為對締約國有約束力的國際條約，在滿足《公約》適用條件的情況下對國際貨物買賣當事人具有了自動適用的效果。但另一方面，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選擇這樣的統一立法方式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起草者的行動范圍。由于參加起草的各國代表所代表的法律傳統和社會經濟結構的不同，一些問題因無法達成一致被從最初設想的規范對象中排除出去，而最終文本中留存的其他許多事項，作為對立意見作妥協處理的結果，也存在若干重要的漏洞和意思含混不明。
《公約》的制定過程及其之后的運作充分顯示了國際立法方法的長處和短處，也展示了國際立法層面可能達到的最大限度。有感于國際立法方法的艱辛和局限，《通則》另辟蹊徑，構想以美國的法律重述方式，在國際層面創設一套更完備的國際商事合同規則。而《公約》的通過，在世界范圍內的廣為接受及其在實踐運作中反映出來的問題，正是《通則》制定的前提和基礎。
1980年，羅馬國際統一私法學會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來起草《通則》各章的草案。工作組由來自世界各主要法系國家的合同法和國際貿易法領域的專家組成，其中部分專家也曾參與《公約》的起草。這些專家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權威性，使《通則》能夠綜合世界各主要法系合同法律制度中經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并考慮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的特殊要求，在最大程度上解決或折衷調和基于哲學的、政治的、體系的和實踐的原因所產生的各國合同法律制度上的歧異和沖突，并反映國際商事合同法律制度的最新發展。工作組所有成員均以個人身份參加《通則》的起草工作，避免了國內法對《通則》過分或不適當的影響，使得《通則》的起草和之后的修改更加有效率和靈活。
二、《通則》與《公約》的聯系：調整對象和內容
《公約》制定者在起草中對合同法領域的各國成文法、判例法以及法理學說、國際慣例作了充分的比較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取出被普遍承認的原則和規則，制定出了一套適應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特殊要求的原則和規則。《公約》規則設計的科學性、靈活性得到普遍稱道，并獲得了普遍接受。然而，受制于《公約》的條約性質和規則特點，《公約》的內容是集中和有限的，主要圍繞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成立、合同各方權利義務、違約及救濟等內容，而且其中還有些事項因為無法達成一致而沒能提供或沒能提供明確的解決方案，需要補缺或者解釋。因此，嚴格地說，《公約》還不是一部完整的、全面的關于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統一法。
相對于《公約》，《通則》的內容則豐富得多。1994年《通則》即具備了較完整的體系結構，在前言之外具體分為七章，分別規定了國際商事合同的基本原則、合同的訂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解釋、合同的內容、合同的履行和合同的不履行。2004年的《通則》修訂主要是新增而非修改，增加了有關不一致的行為和合意免除、代理人的權限、第三人權利、抵消、權利的讓與、義務的轉移和合同的轉讓、時效期間的規則，總條款數則由原來的120條增加到了185條。這次修訂將《通則》的調整范圍由合同領域拓展到了一般民事關系，當然《通則》作這些拓展主要還是為了更系統地調整實踐中的國際商事合同權利義務關系。
除了體系更完整、調整范圍更廣，《通則》的規則本身也更為具體。在體例上，《通則》在每一條規定后都附有正式評論，對各該條進行詮釋和解釋。這些評論是《通則》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們解釋了以黑體標示的《通則》規則的確立理由，也闡釋了《通則》在實踐中運作的多種方式。評論進一步豐富了《通則》的內容，也有利于對《通則》的正確理解和運用。
《通則》的內容從廣度和深度來說都超過了《公約》，但二者在調整事項上也有大量重合之處，《公約》的調整事項基本上都為《通則》所覆蓋。作為后來者，在重合的調整事項上，鑒于《公約》在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法律制度上的影響力，《通則》明顯是參照《公約》的。在處理同一或類似問題時，《通則》通常都采用實質上和《公約》相同的原則和規則，有時甚至原封不動地采用《公約》的對應條款，與《公約》作不同規
定則僅限于例外的情形。同時，對相同的調整事項，《通則》在和《公約》保持一致的同時對有關事項作了細化規定。也正因為如此，《通則》成為理論和實務界在適用和解釋《公約》時的重要參考。
三、《通則》與《公約》的不同：性質和特點
《公約》的性質是多邊國際條約。誠然，《公約》以條約方式統一國際商事合同法律，具有形式穩定、內容明確、在締約國間具有法律約束力等特點，但也有其局限。《公約》制定過程是漫長的和高成本的，這一特點也會限制《公約》的修訂。更重要的是，《公約》的國際條約性質使得《公約》的訂立和規則確立成為國家行為，必然會限制統一化的程度。為了使《公約》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進而令更多國家接受，《公約》在規則設計上經常不能夠堅持最優選擇。由于在制定過程中需要考慮太多的因素，《公約》規則中隨處可見不同法系國家法律制度之間的沖突和妥協，有些無法調和的差異只能被排除在《公約》體系外或作模糊處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規則的明確性。規則的不盡明確勢必又給《公約》解釋提出了重大挑戰。《公約》能否實現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法律規則統一化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裁判機構的正確解釋而不僅是文本本身，變數大大加大。此外，《公約》采用的國際立法方式也使得批準程序較為復雜，一些國家考慮到《公約》與本國合同法的差異，考慮到《公約》的強約束性和退出的不易，會選擇不加入《公約》或在加入時做出各類保留。
為了能在《公約》基礎上有所突破，《通則》摒棄了《公約》的國際立法方法，而是以重述的方式來對國際商事合同領域的一些基本原則、慣例和習慣性做法進行系統的編纂。之所以作此選擇，一方面正如《通則》的起草者之一——美國著名合同法專家范斯沃斯(Famswonll)所指出的，是考慮到各國法律制度的差異以及普通法系根深蒂固的合同法非成文化傳統o[1)另一方面，《通則》的非強制性可以讓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們在自愿基礎上自由選擇《通則》的適用方式。更重要的是，《通則》的非立法模式使得其在較大程度上擺脫了國家主義的困擾，可以在國際商事合同統一法領域進行更多的嘗試。《通則》的制定過程不僅是一個借鑒和吸收各國合同法以及以往統一合同法精髓的過程，也是一個在多方面對傳統合同法有所突破的過程。《通則》的目標是通過對能反映世界各大法系的主要特點的商事合同法一般原則和規則的闡釋，構建一個能夠在國際商事交易中獲得廣泛適用的合同法體系，并隨著實踐發展而發展。左右規則選擇和訂立不僅是哪一個規則為大多數國家所采用，更多的還是哪一個規則對跨國交易最具價值或者特別適合。
當然，由于《通則》不是國際條約，屬于不具有當然拘束力的重述性文件，《通則》的接受程度和效用的發揮基本上都依賴于其本身的科學性和權威性。所幸，《通則》制定者的努力得到了學術界、實務界和商人們的普遍認同，獲得了高度的評價。自公布以來，《通則》在世界范圍內的商界和法律界受到了廣泛關注、認同和運用，已經被譯為超過24種語言，不僅成為無數國際研討會和國際法律論著的主題和研究對象、眾多法學院和商學院的教學內容，也越來越多地用在國際合同實踐和爭議解決中。《通則》同時也成為國內和國際立法活動的模本，在有關國家的法律修改中扮演重要角色，對國家和國際的私法性法律的編纂產生了重大影響，影響遍及具有不同社會、法律、文化模式的國家。
摘自：劉瑛著《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解釋問題研究/復旦法學博士文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