昕獄宜速

中國古代社會的思想家、政治家們在程序方面還要求聽獄宜速，注重審判效率。

北魏孝文帝多次下詔，“勿使有留獄久囚”。④太和十一年(487年)冬，特下詔說：“今寒氣勁切、杖捶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又歲既不登，民多饑窘，輕系之囚，宜速決了，無令薄罪久留獄奸。”⑤孝文帝的這一慎刑措施，有利于緩和當時的社會矛盾，解決社會的審判公正問題。

金世宗也要求提高審判效率，“勿使滯留”。他認為，當時的審判效率太低，主要原因是公文往返，“妄生情見”，互相扯皮，以至“法有程限而輒違之”。他要求輕重案件各依期限結(jié)案，不得滯留，有疑問的立即奏聞。同時，他還要求司法、審判官吏“盡心”理獄，“凡訴訟案牘，皆當閱實是非”，以“為民伸冤滯”。

宋代朱熹的執(zhí)法、司法“以嚴為本”的思想反映到訴訟程序問題上，就
是要求提高審判效率和審判質(zhì)量，即“明謹用刑而不留獄”。他認為，當時審判效率極低。案件不論大小，稍有疑慮，就逐級上報審批。“奏案一上，動涉年歲”，有的小案，“罪狀明白，初無可疑，而凡經(jīng)二年有半”，這樣自然就影響法律的權(quán)威和司法公正。為此，他建議中央設(shè)置專門機構(gòu)，“嚴立程限”，把各地案件“依先后資次，排日結(jié)絕”，使“輕者早得決遣釋放，重者不至倉卒枉濫”。

元代的張養(yǎng)浩要求司法、審判官吏要有良好的職業(yè)道德及責(zé)任心。“民之有訟，如己有訟，民之流亡如己流亡，民在縲紲如己在縲紲，民陷水火如己陷水火，凡民疾苦如己疾苦也。”①因此，他提出一條便民、利民的快速收案、審案之經(jīng)驗——“待問者勿停留”：“昔嘗使外，所過州縣，待問者云集乎門，每病焉，乃命一能吏簿其所告，而日省之而日遣公，不浹鋰則訟庭闃然矣。”②

從司法公正、審判公平的角度考慮，元代的蘇天爵建議在審判方面“差官錄囚”，寬釋疑獄。首先，在對重囚的處理上，他主張半年一次由廉訪司審錄，反對三年一次由五府官處決。他說：“人命重事，直待三年五府官處決，誠恐獄囚繁伙，愈見淹延。”①蘇天爵認為“三年一次遣官審理”本來是為了解決淹滯案件，但由于每次之間相隔時間太長，如果任何案件都要等到期限到來時才處理，反而會造成刑獄淹延。因此這種制度“既不得人，徒增煩擾”，建議“并合住罷”。其次，他分析了造成刑獄淹滯的原因。蘇天爵認為：“郡縣官吏貪法茍縣，通知法律者少，夫既不能詳情審問，又復(fù)不肯追勘結(jié)解。”②地方推問官不精通法律，沒有能力對案件作出正確處理，又不肯盡職盡責(zé)，深入調(diào)查研究以獲取證據(jù)。而且這些官吏害怕所定罪名有錯，不敢將案上報上司處理，從而形成滯獲。再次，蘇天爵指出了刑獄淹滯導(dǎo)致的結(jié)果，認為如果案件不能及時得到處理，必然導(dǎo)致“囚徒日益以眾，文移日益以繁”，而給監(jiān)獄和推問衙門帶來壓力。囚徒增多，就必須增加囚糧囚衣，增加國庫支出。如果案件確難結(jié)案，就會延長罪囚在禁月日。罪囚在禁太久，就有可能“別生事端”，越獄逃跑，再次危害社會。罪囚在禁日久，又不能“明正典刑”，就有可能使罪囚冤濫死損于獄中，“何以為奸惡之勸乎?”④概而言之，刑獄淹滯，“有傷圣明仁厚之至化，以致雨陽連年之失時”。⑤最后，蘇天爵請示差官錄囚，呼吁盡快“精選能曉刑名官員，先將各省見系罪囚多處，一一審錄。比及立春，使罪狀明白者，各正其罪；情況疑似者，悉與辨明”，⑥以使“冤抑淹延”的審件，得到“寬釋”、合理的解決。

王夫之從“寬以養(yǎng)民”的思想出發(fā)，主張及時結(jié)案“不留獄”，反對秋冬
行刑制度。他說：“旅之象日：‘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離，明也，艮，止也；明而慎，可以止矣，而必求明于無已，則留獄經(jīng)歲，動天地而其害烈
矣。”⑦王夫之通過解釋《周易·旅卦》象為“離，明也，艮，止也”，論證了案件全面察明、應(yīng)迅速結(jié)案的道理，若一味追求“明慎”就會導(dǎo)致“留獄”。如漢武帝時杜周為廷尉，“一章之獄，連逮證佐數(shù)百人，小者數(shù)十人，遠者數(shù)千里，奔走會獄，所問者幾千余萬人。嗚呼!民之憔悴，亦至此哉……緣其始。固欲求明慎也”。這種“明慎”，給民眾造成了極大的災(zāi)難。受害人本可安居休息，卻因案件長期不得結(jié)案，受傳呼之擾，供辦案飲食費用，對此“明慎”十分恐懼。所以王夫之認為“明慎”留獄反不如不明慎為好。①王夫之認為“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也是最嚴重的“留獄”，貪官污吏借此用笞杖相逼以求賄。因此，他主張因時因地及時賞罰。

明律對審理案件的期限并無嚴格規(guī)定，往往“罪無輕重，輒加幽系，案無新故，動引歲時。”而“奸吏悍卒往往猗獄為市”。③這與司法、審判的公正要求自然不符。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與當時的審級和案件管轄區(qū)分太細也有直接關(guān)系。多官會審、熱審、朝審、大審、遣官市錄、三法司會審等錄囚復(fù)審制度雖然是為了防止冤抑和滯獄而設(shè)立的，但層次越多，程序越細，時間就越長，反而加重了“久訟不決”的狀況。如何及時結(jié)案不留獄成為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朱元璋對此有所覺察。洪武六年(1373年)，“命府州縣，輕重獄囚即依律斷決，不須轉(zhuǎn)發(fā)”。④后因府州縣權(quán)力過大，致使冤案叢生，草菅人命，故在洪武十六年(1383年)又重新規(guī)定：“凡民有犯笞杖罪者，肥自決，具實以聞。犯徒流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定擬。其犯有死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布政司達刑部定擬。或準工贖罪，或奏聞遣官審決。凡諸獄令，當詳審，按律決遣，毋得淹禁。”⑤這樣雖解決了部分問題，但淹留滯訟現(xiàn)象仍普遍存在。

嘉靖年間，兵部尚書汪鉉認為會審是造成滯訟的主要原因。⑥而給事中侯廷柱卻認為原因是司法、審判官吏的“聽斷不速”：“今一人系獄，動至破家。在歇家，有保領(lǐng)之例；在守門，有門禁之擾；在皂卒，有杖頭之錢；在庫役，有掌柜之號。此其弊端皆由于聽斷不速。”①丘浚則指出，“凡士之治獄者，皆有其期，以地之遠近為之差。在期內(nèi)者則聽而治之，出于期之外則不聽”。這里的“期”，類似于現(xiàn)代的訴訟時效規(guī)定。“蓋民有急劇之患，速達則受患不深，而論佐易見，連逮不多。茍延遞歲月，則必有為之委曲掩蔽而負累及人多矣。”這是從司法角度主張及時立案、審理。“世有不逞之徒，往往摭拾人家數(shù)十年前之事以興詞訟，而司政典獄者不以為非而反因之而入人之罪，自以為能，昧于周官期外不聽之旨也。”②認為不依時效、追究既往，易導(dǎo)致冤濫。可見，明代的臣吏提倡“聽獄宜速”，反對“留獄滯訟”的思想，旨在防止“良善被誣、奸邪僥幸”。其主張不外是加強會審錄囚，及時清理獄訟，從而實現(xiàn)司法公正、審判公正。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雖有個別學(xué)者提出了確定訴訟時效的觀點，流露出司法獨立、依法辦案的意識，相當可貴。但可惜未能被重視和進一步論證。

　　金代的完顏雍強調(diào)決獄必須按照法定程限。大定十七年(1177年)，他問宰臣：“比聞大理寺斷獄，雖無疑者亦經(jīng)旬月，何耶?”參知政事移刺道對日：“在法，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他斥責(zé)道：“法有程限，而輒違之，弛慢也。”罷朝后，他批送尚書省，指出：“凡法寺斷重輕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決，豈敢有違，但以卿等所見不一至于再三批送，其議定奏者書奏牘亦不下旬日，以致事多滯留，自今當復(fù)爾。”大定二十二年完顏雍又對宰臣說：“凡尚書省送大理寺文字，一斷便可聞奏，如烏古論公說事，近取觀之，初送法寺如法裁斷，再送司直披詳，又送闔寺參詳，反復(fù)三次，妄生情見，不得結(jié)絕。朕以國政不宜滯留，昨雖灸艾六百炷，未嘗一日不坐朝，欲使卿等知勤政也，自今可止一次送寺，闔寺披詳，茍有情見即具以聞，毋使滯留也。”③

西諺有云：遲來的正義為不正義。實中外皆然。

　　摘自：羅昶著《倫理司法:中國古代司法的觀念與制度/中國司法研究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