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吉斯·德布雷審判：l967年

讓法國知識分子朱爾·雷吉斯·德布雷站在玻利維亞蒼蠅亂飛的村子里面對軍事審判庭的是一條充滿曲折的路。德布雷出生于1941年，其家庭是一個擁有特權的保守家庭——父親是一名律師，母親在“二戰”中參加了法國的抵抗運動，后來成為巴黎的一名女議員。德布雷在一個精英的高等師范學校學習，在那里他受到了路易·阿爾蒂斯教授，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影響。1957年，阿爾及利亞爆發了尋求獨立于法國的戰爭，這一戰爭對16歲的德布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讓他形成了他的政治觀點。

四年以后，轉型的過程已經完成了，此時他發現了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1961年假期，德布雷搭便車從紐約來到邁阿密，最終來到古巴的一所農村學校教書，并與卡斯特羅很熟悉——那時卡斯特羅已經在1959年取得了古巴的政權——用了很多時間來和他進行討論。德布雷被共產主義的理論說服了，回到巴黎后他開始用馬克思的理論來解釋拉丁美洲的歷史和政治。

1962年，他到委內瑞拉指導拍攝一部關于那里的游擊戰爭的記錄片，后來穿越了整個大陸。在回到法國之后，他以此為題發表了很多文章，還教授了一陣子哲學。1965年，通過與古巴的交流活動，德布雷回到哈瓦那，并成了一名教師，在那里他又繼續了和卡斯特羅的友誼。1966年他到玻利維亞的幾所大學講學，同時研究這個國家的政治情況。1967年初回到古巴以后，他很快又悄悄地通過智利回到了玻利維亞并消失了，直到他在4月20日在玻利維亞東南部在接近一處被廢棄的游擊營地被抓獲。

玻利維亞軍隊指控他積極參與游擊活動，而這一指控在他自己出版的書中得到了證實——《革命中的革命?》。在這本書里，德布雷擁護了卡斯特羅關于革命的理論，主張每一個拉丁美洲國家都進行起義。關于玻利維亞，他特別討論了1965年本來可能獲得勝利的那次暴動。

在審判開始之前，德布雷被軍方拘留了五個多月。在此期間，他被審問，拷問和單獨囚禁。他既沒有得到治安官的正式指控，也沒有被獲準聘請律師。對他進行審問的人中有兩位是被古巴流放的CIA人員愛德華多·岡薩雷斯和費利克斯·拉莫斯，他們是在德布雷被捕后不久從巴拿馬反游擊訓練中心飛來的。德布雷后來說他拒絕了他們提出的與他們合作以換取自由的提議。盡管如此，CIA堅持進行細致的審問，還有國際上要求進行公正的審判的壓力才使得德布雷沒有被立即處決。

5月19日，巴斯律師和法學院副院長沃爾特·弗洛雷斯·托里科申請了人身權保護，受到了玻利維亞總指揮官、將軍奧萬多的批評，他堅持，“玻利維亞，不應該那樣做。”在經歷了重重困難之后，弗洛雷斯發現德布雷被關在卡米里。最終，6月28日，他帶著一群記者到那里采訪他。在對他的行為進行了相互矛盾的敘述后，德布雷否認是一名共產黨員，否認曾經和玻利維亞軍隊作戰，也否認知道埃內斯托“切”格瓦拉在哪里，此人是阿根廷出生的革命和游擊將領，曾經幫助卡斯特羅獲取政權，已經有兩年沒有任何消息了。謠言將格瓦拉推到了玻利維亞起義的頂峰。

玻利維亞總統雷涅·巴里恩托斯稱德布雷為“卡斯特羅的奸細”，并將他描述為：“一個冒險家，來玻利維亞就是為了給玻利維亞的家庭帶來苦難，”所指的就是3月23日導致18名士兵死亡的伏擊。在8月份的記者采訪中，德布雷仍然認為他是無辜的，但是承認他信仰馬克思主義。“我仍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可能比以往更加堅定——而且作為一個記者我仍然不相信有客觀的報道這回事。我寫過一本書，僅此而已。為了這個我就受到了指控。”他還澄清說，“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革命者……然而，所有有抱負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是革命者，相反也一樣。任何革命者都應該愿意利用知識來改變這個世界。”他堅持說他來玻利維亞的唯一原因就是他為墨西哥的《sucesos para to．dos》報工作。在不同的場合，他既確認過格瓦拉在玻利維亞，也曾經否認過。

最終獲準來看他的父母和他孩童時代的保姆帶來了更多的麻煩。他們辭退了玻利維亞的律師，說服了德布雷為自己辯護。在向玻利維亞總統的上訴過程中，德布雷夫人很不合時宜地斷言，“在他兒子被捕的48小時內，cIA就會將一份秘密檔案放在總統巴里恩托斯的辦公桌上。他們逼迫玻利維亞政府逮捕他，而結果是從一開始他被監禁就是非法的。”她為游擊隊辯護的行為還惹惱了玻利維亞人民，因為他的聽眾里就有死亡的士兵的家人。與此同時，大字報已經出現在街頭，其中將德布雷描述成刺客，并威脅說，“殺人者也將被殺。”

然而，國際上對德布雷的支持仍然很強烈。請愿和信件不斷地涌來，他們來自政府、政治家、作家，包括法國總統查爾斯·戴高樂、伯特蘭·羅泰、羅伯特·肯尼迪、瑪麗·麥卡錫、羅伯特·洛瓦爾、梵蒂岡、安德魯·馬爾羅和讓一保羅·薩特。新聞媒體對此事的關注程度依然很高。

審 判

審判于9月26日開始。和德布雷一起被起訴的還有希羅·羅伯托·布斯托斯，一名阿根廷畫家；三名曾經參加過游擊戰爭的礦工；曾經為他們提供過物資的一位農民；豪爾赫·巴斯克斯·比亞納，一名游擊戰士，同時也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的兒子。比亞納被捕時有重傷在身，躺在病床上在恢復過程中卻神秘地失蹤了。軍方聲稱他逃到了阿根廷，但是仍在法庭上擺了一把椅子作為“控訴的證人。”這時候，德布雷已經有了一位新的辯護律師、上尉勞爾·諾維略·比利亞羅埃爾。

控訴方的指控主要是圍繞著德布雷的書展開的，并將這本書描述為：“游擊手冊，給這個國家帶來了恐慌和死亡。”上尉諾維略回答說德布雷是公開地
以他自己的名字進入的玻利維亞，持有有效的護照；他攜帶的介紹信表明他是一個可信的記者，正在尋找與游擊活動有關的信息；德布雷是通過地下途徑來到南卡瓦祖，在那里他采訪了切·格瓦拉，然后公開返回了軍事占領區；而且，盡管對游擊隊心懷同情，他使用的步槍只是為了打獵，并沒有以任何方式幫助過游擊隊，也沒有參加過伏擊。在場的記者在查看據說是德布雷手持步槍的照片時說，盡管他和游擊隊在一起，但是圖片不清楚，看不到有步槍。

10月2日，審判中止時，德布雷對玻利維亞學生說，“對于我來說，此時成為一名游擊隊員是一種榮譽和榮耀，而作為解放運動的領袖是更大的榮譽。如果我無論如何都會被判有罪的話，那么我為什么要放棄這個榮譽?我愿意作為一個游擊隊員被判30年有期徒刑……，而不愿意作為一個記者殉職。我認同游擊隊的行為，但我不是玻利維亞國家解放軍的成員。”‘在審判進行了兩周的時候，意外的情況發生了。10月7日，卡米里以北75英里的地方，玻利維亞軍隊抓住了受傷的切·格瓦拉，并在第二天將他處決。士兵們在他的背包里發現了一本私人日記和解秘的信息。這些物品在審判過程中作為證據出示，證實了德布雷代號為“丹東”，實際上是切·格瓦拉和菲德爾·卡斯特羅之間的信使，后者為前者提供武器、金錢、醫療物資和其他支持。德布雷在3月19日到達了格瓦拉的營地。在3月21日的一項記錄中，格瓦拉寫道，“那個法國人想加人我們。我告訴他去法國組織一個支持網絡，然后通過哈瓦那返回。”3月25日，格瓦拉寫道，向那個法國人做了長篇的講話，介紹這里的情況。我們決定將這次行動稱為“玻利維亞國家解放前線”。

盡管有這些證據，辯護人諾維略上尉在總結陳詞中仍然堅持說沒有證據表明德布雷參與了謀殺、搶劫和反叛的罪行，并促請法官認定所有的指控均不成立。此外，諾維略還主張，德布雷從未組織或是幫助組織游擊戰爭，也沒有參加伏擊。德布雷在為自己辯護時，盡管被法庭上的騷亂所打斷，同時為格瓦拉的死而憤怒，沒能進行完整的表述，但他還是講出了一些明確的觀點。他將格瓦拉為了將拉丁美洲從美國手里解放出來和西蒙·玻利瓦爾將整個大陸從西班牙手里解放出來相比。他仍然堅持說他不是游擊隊的代表，他說他的書只是革命者們所讀的書中的一本。他堅持說他沒有參加任何軍事行動，而且說他出于道德和政治上的同情而發表的講話被錯誤地當成了為游擊軍事行動負責的證據。他總結說，“我想澄清的是，我的任務是去國外向人們講清楚游擊隊的目的何在，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不僅承認而且要求法庭讓我從道德上、政治上和我的游擊隊的同志們共同承擔責任。”他和布斯托斯分別受到了30年有期徒刑的判決，并不得上訴。

　　結 果

　　審判的結果從各方面來說都讓玻利維亞政府感到為難。為了對軍隊進行安撫，總統巴里恩托斯命令說這是一次軍事審判，所以沒有體現出太多的公平和正義。最終德布雷被允許，至少是部分允許進行他強有力的陳述。負責的軍官在回答國際媒體的質疑上則顯得準備不足。審判完成后，所有的法庭組成人員都被提升為將軍。

11月24日，在牢房里接受采訪時，德布雷仍沒有喪失他的勇氣，他強烈地號召“拉丁美洲進行武裝起義來反對美國的殖民主義”。在后來的幾年間，政府數次拒絕寬恕或是赦免德布雷，盡管有無數的請求讓其重獲自由。1968年2月，德布雷與伊麗莎白·比爾龍斯結婚了，她被準許每三個月探訪他10天。1969年5月，一名紅十字組織的代表發現他身體狀況良好，大量寫作閱讀，盡管他信件都需要接受檢查。突然地，在1970年12月23日，德布雷和布斯托斯被秘密釋放后飛到智利。1981年，德布雷被任命為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第三世界事務特別顧問。

　　　　　　　　　　　　　　　　　　　　　　——伊娃·韋伯

　　摘自：[美]耐普曼著《世界要案審判:有史以來最重大法庭論戰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