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權威

沒人想重新回到舊時代，那時我們給予殘障和精神障礙人士的待遇可被形象地描述為“眼不見，心不煩”。我父親得過兩極型憂郁癥。當我十來歲時，他被關在東方州立醫院——肯塔基州的一所精神病醫院。當肯·克西(KenKesey)的《飛越布谷鳥巢》(One只Pw over’the Cuckoo’J。Nest)出版時，書中的情節對于我來說早巳熟知。這是由于我造訪東方州立醫院的經歷——我父親經過電休克療法后死人般的表情，以及游蕩在骯臟的環境中那些尖叫的人們。幸虧現在我們對責任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

絕對權利的替代品并不是絕對的自由裁量權。人類有一種不好的傾向，即把選擇看作非黑即白的事。但權威結構可能遠遠沒有這么簡單。立法機關可以確立清晰的公共目標，它們能授予官員們實現這些目標的職責，權衡所有選民的需求。它們能提供資金，它們能授予其他官員監督職責，包括監督責任的落實情況。但是，實現這些目標仍然要求現場決策——譬如，決定某一學生是否太暴力而不能和其他學生在一起學習。

與風險一樣，權威是人們并不想談論的主題之一。但是，在任何一項共同事業中，人們都必須做出決策。這些決策并不是由確保智慧和公平的神奇機器所產生的，而是由那些具有職責的人——普普通通的人所做出的。我知道這是個壞消息。可能是更壞的消息，正如哈夫曼勛爵闡釋的，那些由掌權者所做的決策對于我們的自由而言是必需的。如果法官們不對作為法律問題的合理風險劃分界限的話，那么不久以后法律恐懼將侵蝕我們的自由。湖泊和河流將不再向公眾開放。如果缺乏平衡不同利益的權威，公平同樣是不可能獲得的。

人們將不可避免地犯錯誤，或許情況還會更糟。有些法官可能并不明智；有些教師可能并不公允；有些經理人可能是自私的。如果出現這些情況，他們將被權威鏈條的上級要求為此承擔責任。但是，人們也可能做出好的決定。喬治·華盛頓對于試圖過度控制官員的決策保持謹慎。“沒有人比我更倡導適度的限制”，華盛頓說，“但是我至今還無法……在人們提供必要服務所需的權力中找到它的恰當位置，如果僅僅因為他們存在做錯事的可能性的話。”

然而，常識正面臨著一場艱苦的斗爭。價值壓倒事實，而對權威的不信任又是我們文化的核心價值。美國人認為自由意味著通過抵制權威來保護人民。這是我們的不同政黨存異求同的地方，他們都競相創設出制度以有效地阻止任何掌握權力的人做出決策。

自由主義者關注個人所面臨的困境并相信個人權利是確保公平的最佳途徑——任何認為權利受到侵害的人必須有權運用法律質疑掌握權力的人所做出的決策。正如法哲學家羅納德·德沃金所言，“‘權衡的’(balaIlced)是‘被否定的’(denied)的代名詞”，因為(權衡的)結果系于“那些掌權者”的決定。

保守派的意識形態是明確地構建在對政府權威的不信任上的。羅納德·里根曾說，“我們從經驗中得知，英語語言中最令人恐懼的10個詞就是‘我是聯邦政府派來的，我是來幫你的。”’如果必須制定管制規章，那么就制定盡可能細化的規則；保守派們當然不想讓政府官員自由地行使決策權。當認為法官在干預他們的價值觀時，保守派們是會發怒的。他們會認為那是“司法能動主義”。在他們看來，法官就應當機械地適用法律。

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對權威的不信任發端于光譜中相反的兩極，自由主義者不信任商業，而保守主義者不信任政府。但久而久之，這種區別已經變得模糊了。法律桎梏現在成為針對任何掌權者的一種條件反射。

事實上，美國至今尚未悟出權威與自由的合理關系。貫穿我們國家的歷史，美國人始終認為權威是自由的敵人。我們建國元勛們的第一次嘗試——《邦聯條例》，由于缺乏權威無疾而終。第二次嘗試——《聯邦憲法》賦予聯邦政府和個人一些保障以抵抗政府權力。但是，這些元勛們所處的農業社會并不要求政府擁有除了基本的打擊犯罪、保障合同和州際貿易以外的其他權力。

到了工業革命時期，社會變得更加相互依賴，而私人權力的濫用也變得更加危險。但是，我們固有的、反對政府權威的僵化意識形態——自由放任主義的主要教條——使我們根本無法對付工業資本集團濫用權力。這個時期的聯邦最高法院，聽起來像是愛默生的信徒，鼓吹著個人自由的勝利號角：

“【一個人必須自由地】在不干涉其他人平等權利的情況下行事，讓他的自由判斷能夠主宰其對自身幸福的追求。也就是說，自由地追求那些最適合自身能力培養的職業和副業，并且能夠最大限度地樂在其中。”·

這些自由宣言非常鼓舞人心——至少如果能將其適用于墾荒農民或者想開一家店鋪的商人的話。但是聯邦最高法院卻用這一理念撤銷那些為保護工人安全而起草的法律，明目張膽地維護工業資本集團的自由。允許一個工廠主“讓他的自由判斷能夠主宰其對自身幸福的追求”而壓榨工人，這可能并非愛默生所說的自由。

如今，我們將那些得意洋洋發表的有關自由的言論當作一個殘忍的笑話。在雅各布·里斯等進步主義者領導下所展開的為爭取人性化工作條件的斗爭幾乎與半個世紀后為民權所展開的斗爭一樣艱難。這一姍姍來遲的轉變呼喚著一種新的法律哲學。

自由不能僅僅被界定為為抵御政府權力而提供的保障。人們同樣需要保護，以免受商業(集團)的侵害。我們不僅沒有正視權威與自由的聯系，反而建立起了進一步削弱權威的制度。隨著20世紀的發展，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權利革命之后，自由被重新定義為為抵御一切權威(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而提供的保障。諸如正當程序這樣本來用以對抗政府權力而存在的憲法保障，現在被適用于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普通的人際關系。幾乎任何人都可以對任何決定提出挑戰。

自由放任主義的哲學和個人權利的哲學都被塑造成為對抗權威所提供的保障。明顯的以對抗政府為宗旨的自由放任主義導致了工廠主的暴政。以對抗任何權威為明確目標的個人權利則導致了憤怒的個人暴政。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自由都淪為了犧牲品。

權威并非自由的敵人，而是其保障。法律不應當將劍指向權威。法律應當被用來界定合理權威的邊界。這一功能是通過維護劃界的權威來實現的，而其所劃的界限將確定我們自由的空間。權威當然可能被濫用，但是將權威讓渡給那些沒有公共職責的人則是滋生權利濫用的配方。

　　摘自：(美)霍華德著《無法生活:將美國人民從法律叢林中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