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發現，我越是專注于一個研究課題，我的日常生活就越是與我的工作密不可分。于是，當我在牙科診所的椅子上接受牙根管手術時，我看到了一個隱喻，關于我正在編輯的幾篇證據法文章的一個隱喻——那幾天，我正為此頭疼不已。那個牙醫用一個橡膠墊蓋上了我的嘴巴和臉，然后在墊上打了個洞，這樣，她就只能看見那顆她要動手術的牙。似乎嘴巴里其他的東西都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與手頭的工作無關。證據法大判例也是這樣。證據就是程序。在證據法大判例背后不需要有特別的故事——沒有了不得的爭議或為正義而作的抗爭。對案件事實的刨根問底也不必然會揭示規則背后的原因，或者法院判決背后的動因。一個證據法大判例需要的只是就某項證據是否應當采納而產生的爭議——小到500頁的筆錄中的一句話或幾個問題。法院的重點將會集中在這句話或者問題上。其他的案件事實也許會被引用來為這一爭點提供一些背景知識，但它們的重要性對于法院如何解決這一可采性爭點來說不一而足。有時即便不是決定性的，也非常重要，但是在另外一些時候它們根本無關緊要。而且，即使案件情況與證據性爭點的解決有關，案件也不必特別有意思或值得關注;該案的事實情節可能根本不值得一提。
這并不意味著證據的故事不值得講述。本卷的文章會說明證據的故事可以是多么精彩。這里只是說，證據的故事不僅形態各異，而且故事里的核心人物在產生案件的糾紛中可能不起任何作用。所以，在喬治·費雪（George Fisher）的故事，關于概率證據的經典判例人民訴柯林斯案（People v.Collins）中，最有意思的角色不是本案的兩個被告珍妮特或馬爾科姆·柯林斯——關于這兩個人，人們知之甚少——也不是試圖用統計證據撐起一個雖然脆弱但仍有勝算的案件的檢察官，也不是那個回復電話留言、在那天下午當庭提供專家證言的教授，而是知名的哈佛法學院教授、最成功的最高法院律師、本科數學高手勞倫斯·崔波。此人曾擔任加州最高法院托布里納大法官的書記員，起草了大量使此案得以聞名的意見，之后撰寫了他成為法學教授以來的第一篇、也是重量級論文《數學審判》，但沒有提及他在柯林斯案中的作用。這篇文章，回應了邁克爾·芬克爾斯坦和威廉姆·費爾利鼓吹更為復雜的提出概率證據模式的一篇文章，將概率證明和貝耶斯定理在訴訟中的運用置于未來幾代證據法學者的研究日程上。同樣，在克利斯托佛·B·米勒的邁克遜訴美國案（Michelson v.United States）的討論中——該案是最高法院在被告人的良好品格證據問題上最為明確的表述——無論是就趣味性，還是就該案產生的法理的相關性而言，被告人邁克遜的故事都比不上撰寫使本案得以馳名的意見的杰克遜大法官先生的故事。在另外一個故事，理察德·弗里德曼敘述的克勞弗德訴美國案中（Crawford v.United States），作者本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是故事的核心人物，因為弗里德曼教授發展了最高法院后來在該案中采納的對質條款理論，而且他咨詢了克勞弗德在整個訴訟中的上訴律師和參考了最高法院摘要。
本卷的大多數作者不僅是在講故事。他們進而討論案件是如何形成證據法的，而且，經常不滿足于止步于此，他們還批評該案形成的規則。的確，在幾篇文章中，最典型的是保羅·吉爾奈利對多伯特三部曲、規則沿革——在多伯特案中，關于科學證據可采性的規則——的處理，這是故事的主線。
雖然有些證據故事的性質特別，但本書并未實質上偏離“故事”集的精神。正如讀者要看到的，讓法學教授或法官當主角并不會妨礙一個好故事，而且即使是這樣的人物成為主角，我們也能了解訴訟中最重要的人物和事件，經常還能了解到迄今不為人所知的事件真相。而且，并非每個證據故事都如我剛才所說的那樣別具一格。實際上，本書中的多數文章并沒有給思想蓋上牙醫的橡膠墊，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案件故事是最重要的，而且是作出其他分析的鑰匙。因此，彼得·提勒斯（Peter Tillers）在“年輕人與酒鬼之死案”中——這也許是本書中最不為人所知的案件——通過重建導致本案起訴的致命事件，深入刺探被告人的悲慘生活，來探索品格和習慣的邊界。艾利諾·斯威夫特（Eleanor Swift）在“馬蘭蒂訴野生犬類動物生存研究中心案”（Mahlandt v.Wild Canid Survival & Re-search Center， Inc.）中，嫻熟地講述狼索菲以及兒童原告的傷口的故事時，也闡明了對傳聞規則例外的采納�，旣惏病ね∕arianne Wesson）選了證據法經典故事之一——互惠人壽保險公司訴希爾曼案（Mutual Life Insurance Co.v.Hillmon）——并對之翻案，認為最高法院借格雷大法官先生（Mr.Justice Gray）之口構建的似乎有力的結論——為了保險詐騙而謀殺——由此引發了對傳聞規則的更廣泛的意圖陳述例外，很可能是弄錯了。
當一個作者寫書寫文章，或者編纂一個集子的時候，即使沒有明說，也有一個目標讀者群。如果作者是法學教授，他的目標讀者群通常要么是其他法學教授，他們會關注于作者分析的深度、嚴謹和精辟;要么是法官或立法者，如果他們有著公平之心，當他們放下手頭的文章時，會信服作者已經勾勒出了既定規則的最佳解釋，以及規則和其他法律發展的最佳道路。但是，本書中的文章有著不同的目標讀者群。我認為多數讀者是學生，主要是證據法課程，特別是問題導向（problem-oriented）課程的學生。
知道我是《證據法的現代方法》一書著者之一的讀者會知道，很少有人比我更熱衷于證據法教學的問題導向方法。但是，如果證據法教學只關注于聯邦規則的含義和在一系列孤立的或捏造的問題情形中的應用，就失去了一些東西。當學生們閱讀文本而不是判例時，他們不可能對證據規則的歷史及適用并得以發展的事實情形有著同樣的感受。確實，即使使用案例教學方法，他們經常也不會對背景獲得豐富的認知，因為，在典型的證據法課程上，有這么多的規則需要講授，案例教材的作者傾向于從大多數案例中提煉盡可能多的精髓。剩下的，并且一度鞭策我寫一本問題導向的教科書的，是大多數案件中干巴巴的事實陳述，還有法官對規則及其原因的解釋——和問題導向著者所做的差不了多少。所以，我視這本書為證據法課程中使用的主要文本的伙伴。它匯集的文章，使得學生們能夠品味證據規則和聯邦解釋規則得以產生、適用的豐富背景。在這個過程中，這些文章突出了當事人、案件事實、法官、律師、社會批評家和法學教授在形成證據法的過程中可能發揮的獨特作用，因為這些特征和角色至少在本書的部分文章中，都是重要組成部分。
我對本書目標讀者群的理解解釋了這些文章呈現的一些特征。
首先，作為法律文章，它們很短小，篇幅通常介于25到30頁之間，或者更少。附屬讀物不能太冗長。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一些原始的意見被縮減多達50%。被刪除的經常是對相關證據規則的詳細解釋，因為這些文章不在于教授學生法律是怎么規定的。鉆研教科書或案例教材的教師會做這些工作。本書中的故事目的在于增進基本的理解，而不是代替它們。
其次，讀者會注意到我稱這些故事為文章而不是論文。我這么做是為了強調不應當把這些作品同多數法律學術評論混為一談。它們和典型的法學論文最明顯的區別在于我所使用的、在某種程度上也強加給一些作者的腳注習慣。讀者也會發現有例外，但腳注大體上局限于那些放在正文里很尷尬的實質性信息、對第一次提到的具體案例和論文的引用，或者其他特別重要的引用，以及我習慣上會丟掉但對讀者有用的信息。我假定學生們會把這些短文作者當成專家，不會覺得必須讓作者們旁征博引地論證他們的觀點或者羅列作者們斷言的事實。被刪除的還有多數頁碼的引注，只要引文來源很清楚，或者引文短小，來源不重要。此外，我還刪掉了一些枝節性的東西，那些我和其他法學教授一樣愛寫的、膨脹文章篇幅的小短文，這些東西雖然很有可讀性，但是與故事主線無關。我還刪去了對所援引的資料進行附加性解釋的判例和論文。大多數這樣的工作都是不必要的，因為正文幾乎都說得很清楚為什么要引用這些資料。總之，我的想法是盡量減少讀者瀏覽額外信息的必要性，除非引注增加了對正文非常有意思的東西，或者援引了非常重要的來源、特別提到的判例或論文。
貫徹這些習慣的結果，是在一些文章中刪除了原作中多達3/4的腳注。平心而論，不是所有的作者都樂意，也不是所有的讀者，特別是那些教授型讀者都滿意。一些人會認為某個被堅決主張的觀點并不像作者所說的那樣廣為接受，他們想知道這種主張的更多的根據。也有人想要檢驗一下某個引注的上下文，如果沒有頁碼，或者更糟糕的沒有來源，會讓人感到很郁悶。一些人會認為法律評論引注標準應該適用于法學教授發表的所有嚴肅學術內容（本書中的文章也是嚴肅的學術內容）。一些讀者可能會特別不高興，如果他們自己的前沿性或者直接相關研究沒有被提及，確實他們會感到有違反學術規范之嫌。對我所采用的學術習慣最友善的讀者會說他們被誤導了。讀者們不要因遺漏了引注錯怪了作者們，那都是我的問題。是我堅持把腳注壓縮到最低限度。需要指出的是，這包括在很多地方刪除了對我個人著作的援引，但是有一次，一位作者堅持要保留對我和另外著作的引注，在已經兩次刪除該引注之后，我終于讓作者自便。 ①
假裝同等地喜歡本書中的所有文章是愚蠢的，列舉出我最喜愛的文章則更為愚蠢。雖然我點到了一些具體文章來說明我的觀點或者本書中可以找到的例子，但我并不是因為認為這些文章特別有價值才提到它們。讀者會發現很多我的導言中沒有提到的精彩短文。但是，我會說，我對收到的這些文章非常滿意。我不認為這本集子里有差的，而且大量的文章我認為不是一般的好，而是特別好。我非常感激同意為本書撰寫文章的作者們，他們忍受我編輯過程中的吹毛求疵，提交了根本無疵可求的好稿子。他們的智慧和學問根本上提高了我對我們講授和學習的判例和規則的了解。對于被邀編輯這本集子我感到很幸運，我只能以一個詞作結——“享受”。
摘自：理察德·倫伯特編 魏曉娜譯 《證據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