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義理論之夢(代序言)

□陳瑞華


　　呈現到讀者面前的這本小冊子，是我十五年來研究程序正義理論問題的成果總結。

　　我對程序正義理論的研究，始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撰寫博士論文之時。早在攻讀法學碩士學位期間，我就以《刑事審判程序結構研究》為題，開始涉足法律程序價值這一領域。當時，通過閱讀美國學者戈爾丁的《法律哲學》以及羅爾斯的《正義論》等著作，對于法律程序的公正性問題有了初步的認識，并對這一題目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后來進入博士學習階段，隨著對西方國家刑事司法制度有了愈加深入的了解，在中國當時各地法院推行“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大背景下，我產生了將刑事審判問題作為博士論文選題的想法。然而，面對當時“訴訟構造理論”、“訴訟目的理論”、“訴訟主體理論”紛紛興起的現狀，在沒有太多理論積淀的情況下研究“刑事審判理論”問題，筆者并沒有太多的自信，擔心把程序問題變成“手續問題”，甚至流于對一些技術問題的粗淺分析。

　　與大師進行“心靈的對話”

　　為了使博士論文寫得具有一定的“理論深度”，也為了對刑事審判背后的深層問題進行較為透徹的理論分析，我開始了對法理學著作的系統閱讀。最初，在法大圖書館庫本閱覽室中，我接觸較多的是海內外的中文原著和中文譯著。尤其是臺灣地區的法學著作，對我有不少的啟發。

　　后來，在法大圖書館外文閱覽室中，我開始涉足與“正義論”、“刑事審判”、“政治哲學”、“倫理學”等相關的英文原著。逐漸地，諸如“自然正義”、“正當程序”、“程序正義”、“程序公正”之類的理論著述開始進入我的視野。在那一階段，我接觸了英國學者達夫的程序理論、富勒的審判理論、德沃金就法律程序問題的論述、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學理論。通過閱讀這些學者的原著，既了解了法律程序價值理論的源流和發展脈絡，也從中獲得了不少新的研究資料信息。循著這些信息，我來到了國家圖書館，在該館的外文新書閱覽室中，我找到了多本寶貴的圖書資料，尤其是英國學者格里根主編的《法律程序》和兩位德國學者共同編輯的《程序正義》。前者收錄了英美學者就法律程序價值問題發表的經典論文，后者則集中匯集了德國、法國等歐陸法國家在程序正義問題上的研究成果。

　　可以說，“一本書打開了一片世界”，“通過閱讀和反復揣摩與大師進行心靈的對話”。這是我當時最真切的感受。在接下來的搜集資料過程中，我借助國家圖書館的藏書優勢，又發現了多部原著和多篇經典論文。對這些論文和著作，我如獲至寶，毫不猶豫地將其復制下來。

　　對新資料的獲取使我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對程序價值理論的長期關注和艱難思考，使我最終形成了博士論文的框架結構。博士論文寫作開始后，我系統討論了法律程序的價值問題，提出了法律程序的“內在價值”、“外在價值”和“次級價值”的理論，并按照這一理論對刑事審判的基本原則、職能分離以及訴訟構造等問題進行了分析。這篇論文最終以《刑事審判原理論》

　　為題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并于兩年后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對程序正義的研究如癡如醉

　　《刑事審判原理論》的出版得到了同行和前輩學者的厚愛，被很多高校列為研究生的重要參考書。在北大法律學系做博士后研究的兩年時間里，我一方面圍繞著程序正義問題發表了多篇學術論文，另一方面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更為系統、深入的研究。到2000年前后，針對美國學者薩默斯的“程序價值”理論，我發表了一篇評論性文章，發表在《北大法律評論》上，該文章被列為引證率最高的學術文章之一；對于馬修的“尊嚴價值理論”，我寫出了《程序正義的理論基礎》一文，發表在《中國法學》上；結合貝勒斯的“程序正義理論”，我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了《走向綜合性程序價值理論》的論文……可以說，在2000年前后，我對程序正義理論的研究達到了如癡如醉的地步。當時一度產生了系統整理“程序正義的學說史”的念頭，并形成了撰寫一部以《程序正義論》為題的大部頭學術專著的設想，甚至還與國內一家頂級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合同。

　　2002年，我獲得了教育部“高級訪問學者”計劃的資助，前往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進行為期半年的研究交流活動。在金碧輝煌的耶魯法律圖書館，我發現了大量新的有價值的藏書。除了美國學者撰寫的著作和研究報告以外，我還發現了其他西方國家的學者以英文寫成的程序正義著作。其中，幾位美國學者就程序正義問題所進行的為期十余年的實證研究，以及美國學者泰勒出版的名著《我們為什么要遵守法律》就是在耶魯發現的。這些研究文獻為我觀察程序正義問題打開了一片新的天地，大大擴展了我的研究視野。

　　與此同時，面對一系列源于美國本土法律問題的研究成果，筆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受到了強烈的震撼。我第一次對那種“以西方理論為前提研究中國問題”的研究思路產生了懷疑。我猛然間發現，我數年來孜孜以求的程序正義研究，不過是在重復西方學者的研究工作，甚至說白了就是在“移植”、“綜合”和“編譯”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而我過去對這一點不僅沒有覺醒，反而津津樂道、樂此不疲。

　　研究思路的轉變

　　訪學結束后，我投入了對中國法律問題的研究之中，而暫時將程序正義研究連同過去的研究論文一起束之高閣了。從那時以來，我對程序性制裁、未決羈押、被告人權利的憲法化、刑事和解、量刑程序、變更起訴、重復追訴、審判模式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研究。

　　近年來，隨著對中國問題觀察的逐漸深入，我初步形成了一種新的基于社會科學的研究思路，那就是通過觀察中國問題，逐漸將其概念化，提出新的具有解釋力的理論，然后通過證偽程序驗證其普遍適用性，并最終通過與最前沿的理論進行對話，達到使理論一般化、普適化的研究目的。在這一研究思路下，西方理論并沒有被棄之不顧，而是被視為理論研究的背景資料，并成為研究者進行理論對話的“他者”，但絕不再成為分析問題的理論前提和推理基礎。這種心態強烈影響了我對程序正義問題的態度。

　　在朋友和學生問及程序正義的研究問題時，我經常不以為然地說：我不再研究“西方的”程序正義理論了，如果要研究，就從中國本土問題出發，提出“源于中國本土的”程序正義理論。我有時也會孤傲地認為，盡管坊間有一些程序正義的中文著作出版，但大都沒有超出介紹、綜合和引進西方程序正義理論的境界。而要做這些工作，我具有先天的優勢。因為經過多年的搜集、整理和“淘金”，國內學者對程序正義文獻的掌握，恐怕難有超出我的。但我這些年的研究經歷和心態，已經不容許我再出版這樣的程序正義著作了。

　　作為程序正義理論研究的開拓者，筆者有義務將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一起，一方面可以成為后來者的“肩膀”，也就是進一步研究的基礎，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初學者提供一份學習程序正義理論的重要參考書。換言之，在程序正義理論的開拓性和創新性方面，這些研究成果的意義或許是不可高估的；但作為中國程序正義理論的早期研究成果，這些論述仍然有其獨特的學術價值和普及價值。對于筆者來說，既然暫時無法完成高端和前沿的程序正義理論研究，那么做一點理論普及工作也還是不失其意義的。

　　出版一部《程序正義論》，提出自己系統的程序正義理論，這是我的學術之夢。這本小冊子的出版，屬于階段性的圓夢活動。在以后的學術生涯中，筆者將繼續在程序正義這一領域進行開拓性的研究工作。我相信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還會以一種新的方式完成我的“圓夢之旅”的。



摘自： 陳瑞華著 《程序正義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