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者應聽取另一方的陳述
　　


對于那些陷入訴訟之中的當事人來說,勝訴固然是他們所竭力追求的結局,但獲得聽審的機會也同樣重要,并具有完全獨立的意義。最初接觸這首詩歌,筆者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感覺。但隨著最近不斷地觀察中國的司法實踐,思考中國的司法改革問題,筆者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要實現司法公正,就至少要使人獲得聽審的機會

　　
□陳瑞華
　　如果你是一個領導者,
　　請耐心聽取申訴者所想；
　　如果他要吐露心中委屈,
　　請不要加以阻擋。
　　可憐的人期待勝訴,
　　更渴望向你傾訴衷腸。
　　申訴一旦受阻,
　　人們便會追問:“為何他會冷若冰霜?”
　　不是所有申訴都會成功,
　　但好的聽審能撫平心里的哀傷。

　　這首誕生于數千年前古埃及的詩歌,曾被用來說明給予那些陷入困境者公正聽審的重要性。從其所蘊涵的思想的深刻性來看,它絲毫不遜色于今日一些有關程序正義問題的鴻篇巨制。因為它向人們揭示了這樣一種觀念:對于那些陷入訴訟之中的當事人來說,勝訴固然是他們所竭力追求的結局,但獲得聽審的機會也同樣重要,并具有完全獨立的意義。最初接觸這首詩歌,筆者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感覺。但隨著最近不斷地觀察中國的司法實踐,思考中國的司法改革問題,筆者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要實現司法公正,就至少要使人獲得聽審的機會。
　　怎樣才能使當事者獲得聽審的機會呢?按照英國古老的“自然正義”法則,裁判者應“聽取另一方的陳述”,尤其要在一方已經向其傾訴主張和理由的時候,聽取另一方的意見。而在中世紀的日耳曼法中,法庭裁判也講求類似的哲學:“訴訟一方的陳述等于無陳述；裁判者應聽取雙方的陳述”。
　　上述法諺的意思無非是說,裁判者要作出一項公正的裁決結論,僅僅聽取原告或者被告的一面之詞是不行的,還必須聽取另一方的意見和辯解。用程序法學的語言解釋,就是要允許所有利益受裁判結論直接影響的人親自參與到裁判的制作過程中來,提出自己的證據、意見和理由,與對立的一方進行辯論,并進而對裁判者的結論施加積極的影響。

獲得聽審的機會更容易取得信任
　　為什么要給予當事者以獲得聽審的機會?換言之,為什么要允許當事者參與裁判的制作過程?這一問題對于生活在基督文明之下的西方人而言,似乎是不需要進行太多論證的。英國行政法學家韋德曾就此作出過形象的分析:
　　根據一條如詩如畫的司法格言,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審訊(也就是“聽審”)是在伊甸園中賜予的:“我記得一個十分博學的人在一個這樣的場合說過,甚至上帝本人在召喚亞當作出辯護之后才通過其判決。‘亞當’,上帝說,‘你在哪里?你難道沒有偷食我戒令你不得食用的那棵樹上的果子嗎?’同樣的問題也向夏娃提出過。”這話是在本特來案件中說的。在該案中,劍橋大學鑒于他侮辱了副大法官法庭而剝奪了這位違抗紀律的學者的學位,但他靠王座法院的強制令恢復了學位,理由是,這種剝奪是不正當的,無論如何按“上帝法與人法”的要求他應當得到通知以便作出辯護。
　　顯然,就連“萬能”的上帝要懲罰偷食了禁果的亞當和夏娃,也必須首先舉行一場“聽審”,聽取這兩位“當事者”的陳述和辯解。這盡管屬于宗教神話,但也多多少少反映出西方人的一種自然法觀念:未經聽審,不給予當事者陳述和辯解的機會,那么,任何懲罰都是不正當的。從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基本原理上看,讓當事者參與裁判制作的過程并對裁判的制作施加積極的影響,裁判者所作的裁決結論就更加容易得到他們的接受和滿意,裁判也更容易得到社會公眾的認可。
　　當然,對于敗訴的一方而言,要讓他完全認同法院的裁判結論,確實是非常困難的。畢竟,訴訟結局的慘敗可能成為他所關注的唯一問題。但是,即便如此,敗訴方對待敗訴的態度也會因是否給予他聽審的機會而有明顯的差異。如果作一橫向比較的話,獲得公正審判的當事者要比沒有獲得公正對待的當事者更有可能接受裁判的結局,即使這種結局對其是不利的。
　　獲得了聽審的機會,當事者更有可能接受裁判結論,裁判者也更容易取得當事者的信任。而有了這種信任,裁判結論連同其制作過程本身,就容易使人心服口服,其正當性和權威性也會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一般而言,對于任何公權力的行使而言,要使其具有基本的正當性和道德合法性,就必須在行使的程序上具有公正性。相對于那種赤裸裸的軍事鎮壓或暴力控制而言,建立在公正聽審基礎上的法庭審判,盡管其最終結果可能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限制或剝奪,但由于它給予了當事者參與和獲得聽審的機會,因此更容易取得社會公眾的信服和尊重。
　　為什么會這樣呢?難道通過那種不人道、不合理、不公正的法律程序就不能產生令當事者服判的效果嗎?難道剝奪當事者參與的機會就會引起社會公眾的反感嗎?

獲得聽審的機會具有獨立的意義
　　對于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在一種被稱為“尊嚴理論”的學說中得到解答。按照這一學說,作為兩種會令當事者產生不快的結果,敗訴與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應得到明確的區分。即使在獲得勝訴的情況下,人們也會因為程序的不公正而感到自己尊嚴的喪失或被冒犯,他們作為獨立的人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很明顯,相對于獲得勝訴的結局而言,獲得公正聽審的機會具有獨立的意義；敗訴的一方盡管沒有獲得訴訟的成功,但如果他在訴訟過程中受到認真的對待,利益受到裁判者的真正關注,他也會產生受尊重的感覺,從而具有人的尊嚴。這樣,獲得聽審的機會就與當事者的尊嚴感發生了密切的聯系:在公正的聽審中,裁判者將當事者均視作平等的協商者、對話者和被說服者,而不是被處理者、被鎮壓者和無足輕重的懲罰對象；裁判者對當事者的實體性權益表現出尊重的態度,這進而使當事者的作為人的尊嚴得到了尊重和滿足。
　　對于中國人來說,“聽審”這一名詞可能較為陌生。中國人熟悉的相關名詞是“審判”或者“審訊”。但是,“審判”一詞在中國法律文化中具有明顯的道德或感情色彩。面對源自西方的程序正義觀念和司法裁判文化,中國人經常會產生一定的困惑。中國人所信奉的經常是一些諸如“疾惡如仇”、“愛憎分明”、“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之類的樸素觀念。對于一個犯了錯或者被認為犯了罪的人,中國人有的只是痛恨和唾棄,而通常缺少寬容和反省的態度。作家蕭乾在《一個中國記者看二戰》一書中曾對此作出過深刻的反思:
　　對于紐倫堡審理納粹戰犯的某些程序,我和另一位也在那里采訪的蘇聯同行當時有點兒想不通。……那幫罪行累累、十惡不赦的納粹頭目就是把他們碎尸萬段,也不為過。
　　然而紐倫堡戰犯審判的主持者好像在表演耐性,一點也不急于為那些惡魔定罪,把他們送上絞刑架。聽說納粹德國投降時,除了已自我消滅的希魔,共抓了二十萬名大小頭目。花了足足半年時間經過初審,逐步縮小懲辦范圍,所以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開始正式開庭審判,次年八月才結束。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一日兩天,分兩批宣判并執行。統共竟花了二百十八天!
　　他們當然不是有意拖延,而是由于過程的“繁瑣”……他們對所有匯集來的材料都一絲不茍地查對核實。開庭前給有關被告充分的時間去陳述——往往是狡辯或抵賴。然后就再去調研……法官不是靠木槌而靠如山的鐵證,來駁倒被告的狡辯。
　　我當時所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法庭不但準許犯人作充分的自我辯解,并且還為他們每人各聘有律師出庭辯護……那時我在想,既然明知這些家伙做盡傷天害理之事,就是上一百次絞刑架也不為過。何以還準許他們當庭大放厥詞,甚至還為他們請來律師辯護?最起碼這也是浪費時間!
　　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天,我才明白讓被告也替自己說說再定罪的必要。及至六十年代中期,我更體會到讓被告當眾替自己申訴不僅僅是對他本人的公道,也是對后人,對歷史負責。
　　審判不是泄憤或報復的同義語。這里最需要的是唯物主義的實事求是精神。
　　如此誠摯的反思,如此徹底的醒悟,恐怕絕非只有蕭乾一人才有。凡經歷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運動,并直接受到沖擊、迫害的知識分子,肯定都對此有著刻骨銘心的感受!即使是當年與蕭乾一同報道紐倫堡審判的那位蘇聯記者,如果活到今天,也極可能對那時的審判和那時為納粹戰犯所提供的辯護有了不同的認識。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國能夠較為迅速地結束“無法無天”的狀態,至少在法律條文上確立了現代司法審判制度,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人這一段特殊的經歷有著直接的關聯。
　　蕭乾作為一個作家,主要是從保證審判結果的正確這一點來看待公正審判的必要性的。但是,給予被告以聽審的機會,絕不僅僅具有工具性的意義,也絕不僅僅有助于審判達致良好的社會效果。對于那些受到國家懲治和追究的人而言,獲得聽審的權利是維護其人格尊嚴的最低要求,是被告人基于自己作為人——而不是任人處置的動物或物品——所享有的最起碼的人權。同時,相對于那種可以使統治者隨心所欲的人治而言,法治原則要求任何公共權力的行使,尤其是涉及剝奪個人基本權益的權力的行使,要取得其道德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就必須經受司法裁判機構的公正審查,給予被追究者以公平聽審的機會。
　　


摘自：陳瑞華 著 《看得見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