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界定在反壟斷訴訟中的作用，主要是作為一種證據而存在。綜觀世界各國的反壟斷立法與司法實踐，反壟斷訴訟有民事訴訟、行政訴訟和刑事訴訟。反壟斷民事訴訟以美國為代表，行政訴訟以歐盟為代表，而刑事訴訟只有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少數國家才有。不管是哪種性質的訴訟，在需要界定相關市場的案件中（哪些案件需要界定相關市場、哪些案件可以不界定相關市場，后文將作專門探討），如果相關當事人沒有或不能正確界定相關市場，往往要承擔不利的訴訟后果。

美國是反壟斷訴訟最活躍的國家，相較于其他司法轄區而言，不管是民事訴訟，還是刑事訴訟，都是最熱鬧的。美國反壟斷民事訴訟的主要實體法依據是《克萊頓法》第4條、第4條A和第4條C，其中第4條規定，任何因反壟斷法所禁止的事項而遭受財產或營業損害的人都可以向美國法院提起3倍損害賠償訴訟，第4條A規定，如果壟斷行為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司法部可代表美國在美國法院提起實際損害賠償訴訟；第4條C規定，如果壟斷行為損害了某州自然人的利益，州司法長可以以本州的名義，向對被告享有管轄權的美國區法院提起3倍賠償訴訟。美國壟斷刑事訴訟的實體法依據是《謝爾曼法》第1條和第2條，這兩個法律條文將合謀行為、壟斷或壟斷化等行為作為輕罪處理。1974年，國會又將“輕罪”改成“重罪”。司法實踐中，壟斷刑事案件限定在固定價格、劃分市場、串通招投標等“本身違法”案件中。根據相關判例法的規定，“本身違法”案件一般不需要界定相關市場，所以，司法部提起壟斷刑事訴訟，并不需要界定相關市場，這一點與下文即將介紹的加拿大壟斷刑事訴訟的規定不同。

在美國，大量需要界定相關市場的案件是民事訴訟案件。根據《聯邦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規定，在壟斷民事訴訟中，尋求救濟的原告應當承擔舉證責任，這種舉證責任包括界定相關市場。如果原告沒有界定或沒有正確界定相關市場，法院將駁回起訴或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即決判決( summary judgement)。對此，聯邦第七巡回上訴法院波斯納法官在“沙特利夫訴多諾萬案”作了詳細論述。

該案原告是沙特利夫公司及其債權人埃利森公司和蘭德·奧萊克公司。其中沙特利夫公司是沙特利夫開的夫妻店，從事石油批發業務，因公司業務不景氣，沙特利夫夫人身心俱疲，患了精神疾病。利用這一機會，被告勸說沙特利夫夫婦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將石油賣給他們，由他們轉售。為了與原告競爭，被告以低于市場價格的價格轉售了這部分石油。為了防止沙特利夫公司破產，被告向沙特利夫預付了少部分現金，使原告相信沙特利夫有能力支付貨款并因此持續向沙特利夫供貨。沙特利夫公司最終沒有逃脫破產的命運。原告向法院提出了欺詐訴訟與反壟斷訴訟。他們向法院提出反壟斷訴訟的理由是被告的行為構成掠奪性定價和價格固定。地區法院和第七巡回上訴法院都駁回了原告提出的反壟斷請求，巡回上訴法院波斯納法官闡述了駁回原告訴訟的理由：

本案“原告沒有提出反壟斷意義上的競爭損害，沒有界定相關市場，沒有提及對市場造成的潛在或現實的反競爭影響”。“現代聯邦訴訟，特別是反壟斷訴訟耗費巨大，堆積如山的案件使聯邦法院承受很大壓力，如果原告不能從其訴狀所陳述的事件中推斷出可合理期望的訴因”，則聯邦法院有理由直接駁回起訴。“不應當允許原告僅僅將其法律結論粘貼在其陳述的事實上而逃避陳述訴因的要求：如果原告提出反壟斷訴訟，但其陳述的事實甚至連這種違法行為的大致情況都勾勒不出，那么僅僅通過反壟斷的語言來包裝訴狀，這種訴訟是不會成功的。”本案原告雖然使用了“掠奪性定價”與“價格固定”這樣的反壟斷術語，但他們在訴狀中沒有提出反壟斷法上的權利請求。“《謝爾曼法》的立法者不會使普通的商業侵權行為變成可獲得3倍損害賠償的聯邦侵權行為。”“如果那個市場有很多競爭者，那么該市場中的一兩個競爭者受到傷害或損害，即使這種損害對除該競爭者之外的消費者或其他人產生了影響，這種影響也不會很大。”

相關市場作為反壟斷訴訟證據的重要性在第八巡回上訴法院的判決中更為明顯。該案原告雙D卸貨服務公司（以下簡稱為“雙D公司”）專門為汽車運輸公司提供半掛車卸貨服務，其基本的服務方式是由雙D公司派司機將汽車運輸公司停在特定地點的裝滿貨物的半掛車拖到被告超值店公司（以下簡稱“超值店”）的倉庫，卸貨完畢之后再將空車開回到原地點。這種服務方式不僅為運輸公司節省了時間和費用，而且提高了運力。1996年，超值店和世界超級服務公司簽訂了一份協議，超值店授予世界超級服務公司在超值店設在厄本代爾的倉庫卸載拖車的排他性權利。雙D公司認為，這份協議非法限制競爭，對卸貨服務施加了不合理的限制，違反了反壟斷法。因原告沒有界定相關市場，地區法院駁回了原告的起訴。案件上訴至第八巡回上訴法院，后者維持了地區法院的判決。

在上訴中，雙D公司聲稱，超值店和世界超級服務公司之間簽訂的協議構成橫向限制、搭售安排，屬于“本身違法”行為，沒有必要界定相關市場。如果硬要界定相關市場，則超值店設在厄本代爾的倉庫本身就是拖車卸貨服務相關市場。主審法官漢森( Hansen)在判決書中寫道：“要證明有違反《謝爾曼法》第1條的行為，原告必須提供被告非法訂立導致不合理限制貿易的契約、聯合或合謀的證據，大多數反壟斷案件根據‘合理規則’分析，根據‘合理規則’，事實裁決者必須決定被質疑的行為是否對競爭施加了不合理的限制。‘合理規則’分析涉及市場結構與被告市場力的調查，以確立限制的實質影響。某些類型的限制內在地具有限制競爭的性質以致不需要調查這種限制的合理性或由此引起的損害就構成‘本身違法’。如果在同一層級市場經營的經營者達成協議，排除同一層級市場競爭者的競爭，就構成了橫向限制。所以，提出橫向限制協議訴訟的原告至少必須界定市場和市場參與者。但雙D公司不能證明，因為超值店不是卸貨服務市場的參與者。因為原告不能證明被告之間簽訂的協議構成‘本身違法’，所以，原告必須確定一個有效的相關市場，以便運用‘合理規則’來決定被訴協議是否構成《謝爾曼法》第1條所禁止的不合理的貿易限制，但是原告沒有這么做。”法院指出：“不管是根據《謝爾曼法》第1條，還是其第2條提出訴訟，原告都必須界定有效的相關市場。”“界定相關市場是原告的責任。”“反壟斷訴訟的成敗常常取決于相關市場的界定。”

“沙特利夫案”“雙D卸貨服務公司案”屬于因原告沒有界定相關市場而被法院駁回起訴的案件，而“摩爾案”則屬于因原告沒有正確界定相關市場而被法院駁回的案件。該案原告系加拿大摩爾公司及其設立在美國的全資子公司，主要提供信息發布服務，被告是設立在美國達納維爾州的華萊士計算機服務公司及其董事會成員（以下簡稱“華萊士”）。1995年7月，原告對被告進行要約收購，被告采取了反收購措施。原告提出訴訟，要求法院強迫被告撤銷反收購措施，并要求法院宣布擬定的合并屬于合法行為。被告提出反訴，聲稱如果原告的收購要約得以完成，就違反了《克萊頓法》第7條的規定。雙方都向法院申請了預判禁令救濟，原告還向法院提出了駁回被告反訴的動議。法院拒絕了原告提出的禁令救濟請求，同樣駁回了被告提出的反訴請求，主要理由是被告沒有正確界定相關市場。

摘自《反壟斷相關市場界定基本法律問題研究》P072-075頁，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內容簡介：《反壟斷相關市場界定基本法律問題研究》擬從法學角度，運用歷史研究法、判例分析法、比較研究法等方法，對相關市場界定的產生及其發展變化、相關市場界定在反壟斷法實施中的地位與作用、必須或無須界定相關市場的壟斷案件、影響相關市場界定的利益因素與法律規制原則、界定相關市場的證據規則等基本問題進行全面、系統的梳理、研究，旨在從中總結出對我國反壟斷法的實施具體指導意義的法律規則或原則，促進反壟斷法理論的發展與我國反壟斷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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