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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文物工作的重視前所未有。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力度，加強城鄉建設中歷史文化保護傳承，建好用好國家文化公園”。2019年8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嘉峪關考察時強調，長城凝聚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和眾志成城、堅韌不屈的愛國情懷，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要做好長城文化價值發掘和文物遺產傳承保護工作，弘揚民族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起磅礴力量。近年來，各級檢察機關和文物行政部門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物保護利用和文物安全工作重要論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記使命擔當，認真履職盡責，積極探索建立文物行政執法與檢察公益訴訟協作機制，共同提升文物安全保障能力，合力推動長城保護檢察公益訴訟取得較好效果，辦理了一批優秀案例。在4月22日“世界地球日”“世界法律日”前夕，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國家文物局以長城保護為專題聯合發布一批典型案例，指導各級檢察機關、文物行政部門認真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物工作重要論述精神，以先進典型為榜樣，進一步加強協作配合，促進形成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更大合力，為建設文化強國作出新的更大貢獻。最高檢第八檢察廳廳長胡衛列、國家文物局督察司司長陳培軍就相關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

記者：此次發布長城保護檢察公益訴訟典型案例的主要考慮是什么？

胡衛列：長城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建筑工程之一，體現了中華民族勤勞智慧、堅強勇敢、熱愛和平的民族精神，是我國規模最大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已經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保護長城是各級政府、各有關部門和全體公民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雖然法律未明確授權檢察機關在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領域開展公益訴訟，但文物和文化遺產具有天然的公益屬性以及保護的迫切性，各地檢察機關充分依據環境保護法關于環境包括人文遺跡、風景名勝區等規定，將長城保護納入生態環境公益訴訟領域加強司法保護，在實踐中也得到了行政機關、人民法院的支持認同。但從文物和文化遺產的性質特點、受損類型、保護方式來看，僅僅從環境角度強化司法保護遠遠不能滿足實踐需要，應當將文物和文化遺產領域作為一個專門領域加強公益訴訟監督。2021年6月，《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明確要求，積極穩妥拓展公益訴訟案件范圍，探索辦理安全生產、公共衛生、婦女及殘疾人權益保護、個人信息保護、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等領域公益損害案件，總結實踐經驗，完善相關立法。2021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在城鄉建設中加強歷史文化保護傳承的意見》提出要加大城鄉歷史文化保護傳承的公益訴訟力度。2021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提出要建立健全文物保護公益訴訟制度。在近幾年的全國兩會上，多位代表委員建議探索開展文物和文化遺產領域檢察公益訴訟。截至目前，全國已有29個省級人大常委會出臺關于加強檢察公益訴訟工作的專項決定，其中有22個對文物和文化遺產領域公益訴訟探索予以明確。由此可見，強化文物和文化遺產公益訴訟司法保護是社會各界的共同關切。此次，最高檢、國家文物局以長城保護為主題聯合發布檢察公益訴訟典型案例，一方面，是回應社會關注，提升全社會文物保護法治意識；另一方面，也是引導各級檢察機關、文物部門協同協作，形成文物保護合力。

記者：此次發布的長城保護檢察公益訴訟典型案例主要有哪些特點？

胡衛列：此次發布的長城保護領域檢察公益訴訟典型案例，主要有以下特點。一是所涉長城資源類型多樣、公益損害情形多樣。發布的案例涉及河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等省份，包括燕、秦、明等多個時代的長城；受損情形既涉及長城本體如墻體、烽燧、敵臺、關堡等，也有在文物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內違法建設，損害長城景觀風貌和周邊生態環境等情形；違法主體既有法人違法建設，也有行政機關在履行建設規劃、資源保護等職責中未兼顧文物安全導致文物受到損害。二是充分發揮公益訴訟各類監督方式手段督促公益修復。發布的案例中，既有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如河北省保定市對某公司違建損害長城風貌和周邊生態環境的行為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訴請判決被告修復生態環境或承擔環境修復費用70余萬元；也有行政公益訴訟案件，針對文物保護專業性強、整改難度大等特點，檢察機關運用訴前磋商、公開聽證、檢察建議、提起訴訟等多種方式，督促協同行政機關依法全面履職。三是注重通過辦案促進健全文物安全長效機制。甘肅省人民檢察院督促保護明長城行政公益訴訟案中，檢察機關在促進整改的基礎上推動武威市政府專門設立了武威市長城文化保護研究院，在每個縣（區）設立長城文化保護站，專門從事長城保護工作，出臺《武威市長城巡查檢查辦法》，強化常態監管。陜西省神木市人民檢察院結合明長城遺址保護行政公益訴訟案，推動市政府辦出臺《神木市文物安全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神木市長城保護管理辦法（暫行）》，建立了全市21家單位文物保護安全聯席會議長效工作機制，明確了長城保護管理相關行政機關的職責分工，并將長城保護工作納入年終考核指標，長城沿線11個鎮街均設立了長城保護工作站。

記者：一些地方的長城遺址千百年來與農牧民生活融為一體，加上現代工業的發展、旅游影視業的介入，都可能讓長城遺址受傷。應如何兼顧長城保護與民生保障、工業發展、文旅繁榮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

陳培軍：長城保護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一是要強化長城保護文化宣傳和法治宣傳。通過新媒體等多種宣傳方式手段，提升長城保護宣傳教育的廣度與深度，提升公眾長城保護意識、保護理念、保護知識，營造“保護文物、人人有責”的社會氛圍。二是要加強長城保護管理科技創新。強化衛星遙感、無人機、物聯網、大數據等科技手段在長城保護和執法監管等方面的應用，堅持源頭防范，實現關口前移。三是要完善文物保護執法司法協作機制，加強行政機關之間、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之間的溝通協調，信息共享，密切協作，落實好各自領域的文物保護責任，構建齊抓共管的文物保護大格局。四是要處理好長城保護和利用的關系。對長城的管理和利用都必須貫徹保護第一、加強管理、挖掘價值、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的方針，嚴禁無序、過度、破壞性地開發和利用。在長城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內的一切建設活動都必須依法嚴格履行審批手續。將長城保護和長城文化傳播、旅游等合理融合發展，形成良好互促的高質量發展模式，使長城周邊的人民群眾不僅是長城的一線護衛者，也能成為長城保護的受益者。

記者：雙贏多贏共贏是行政公益訴訟的重要辦案理念，在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公益訴訟工作中，檢察機關與文物部門是如何實現雙贏多贏共贏的呢？

胡衛列：文物保護需要多方協同、凝聚合力，不斷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部門協同、司法保障、社會參與的文物保護體系。最高檢張雪樵副檢察長多次指示，要針對文物司法保護中涉及的一系列專業性問題主動與國家文物局完善協作機制。最高檢第八檢察廳與國家文物局督察司先后赴江蘇、福建等地開展文物保護聯合調研督導，互邀參會，在明確文物公益訴訟保護的重點范圍等方面深化了共識。各地檢察機關主動爭取黨委、人大、政府重視支持，加強與文物部門的協作聯動，推動完善文物長效保護和利用機制。如山西省人民檢察院與省文物局聯合印發《關于在檢察公益訴訟中加強協作依法做好文物保護利用工作的通知》。陜西省人民檢察院與省文物局聯合制定《關于協作推進檢察公益訴訟促進文物保護工作的意見》。甘肅省人民檢察院與省文物局聯合部署“國有文物保護檢察公益訴訟專項監督活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聯合自治區文化和旅游廳舉辦“文物古跡保護”專項行動新聞發布會。在辦案過程中，檢察機關不就案辦案，主動協同文物部門解決文物保護難題，助力綜合治理。

記者：下一步，檢察機關與文物部門在協同推進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公益訴訟、助力文物和文化遺產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有哪些計劃？

陳培軍：一是進一步深化細化文物部門與檢察機關的協作機制。適時聯合出臺文件，在線索移送、信息共享、調查取證、專業支持、聯合督辦、業務培訓和案例發布等方面加強協作，形成雙贏多贏共贏工作格局。二是推動完善文物保護法律體系。共同推動立法機關修改文物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時，增設檢察公益訴訟條款，授權檢察機關對妨害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利用、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依法支持起訴，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訴訟。三是強化文物保護法治宣傳。統籌兩個條線的資源廣泛宣傳文物保護法律法規，通過以案釋法、以案普法，使文物保護檢察公益訴訟案例成為文物保護普法宣傳的生動故事。四是突出問題導向，推動解決一批突出問題或歷史遺留問題。文物部門聯合檢察機關開展調研摸排和溝通會商，聚焦文物保護重點難點問題，推動有效改善文物保護狀況。五是認真落實《“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共同推進文物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實現我國從文物資源大國向文物保護利用強國的歷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