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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一:全面推開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 

　　開展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是檢察機關全面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充分發揮檢察職能優勢,更好推動企業依法守規經營,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一項重要制度創新。經過兩年多的探索試點,特別是2022年4月改革試點在全國檢察機關全面推開后,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在擴大辦案規模、提升合規質效、健全工作機制、培育典型案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正在逐步向縱深發展。截至2022年12月,全國檢察機關累計辦理涉案企業合規案件5150件,其中適用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案件3577件,對整改合規的1498家企業、3051人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各地將推進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與貫徹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機結合,推動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雙向銜接,寓“愛”于“管”,讓一批涉案企業重獲新生。總體看,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在預防企業再犯風險,警示教育相關單位,促進企業合規建設等方面的治理成效不斷凸顯,最大限度減少社會對立面,促進社會內生穩定,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

大事二:打擊整治養老詐騙專項行動 

　　2022年4月,最高檢根據平安中國建設協調小組的統一部署,會同11家單位共同開展為期半年的打擊整治養老詐騙專項行動。全國檢察機關聚焦養老詐騙高發、多發的六大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導向,與常規監督辦案履職緊密結合,充分發揮刑事追訴、公益訴訟、檢察建議等職能作用,迅速形成了嚴厲懲治態勢。一是從嚴懲治各類養老詐騙犯罪,發揮震懾作用。專項行動期間,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各類養老詐騙犯罪7594人,提起公訴8516人,最高檢對社會影響惡劣、具有典型意義的10起重大養老詐騙案件掛牌督辦,并發布2批13件典型案例。準確把握依法從嚴的總基調,又全面準確落實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做到精準打擊、不枉不縱。二是堅持治罪與治理協同推進,立足檢察辦案協同有關行業領域的主管部門做好整治規范工作,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辦理涉養老詐騙公益訴訟案件332件,制發檢察建議779份。三是堅持把預防放在突出位置,與打擊整治工作同步推進、同頻共振,各級檢察機關在微信公眾號等宣傳平臺設立“打擊整治養老詐騙專欄”,源發稿件1.9萬余篇,深化反詐宣傳教育,努力提升全社會識別和防范養老詐騙的意識和能力。

大事三:最高檢、公安部聯合修訂《經濟犯罪立案追訴標準(二)》 

　　2022年4月29日,最高檢、公安部聯合發布修訂后的《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對公安機關管轄的78種經濟犯罪案件立案追訴標準予以進一步明確規定。與修訂前相比,修訂后的標準全面梳理吸收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釋、相關行政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性質文件的制定修改精神,對立案追訴標準予以系統修改完善,根據實際情況上調或降低相關數額數量標準,增加補充手段、情節、后果等多元標準,進一步明確相關罪狀含義,明晰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界限。修訂后的標準通過進一步織密刑事追責法網,繼續保持對嚴重經濟犯罪從嚴追訴的態勢不放松。

大事四:最高檢與中國證監會簽署《關于建立健全資本市場行政執法與檢察履職銜接協作機制的意見》 

　　2022年9月,最高檢駐中國證監會檢察室成立一周年之際,最高檢、中國證監會簽署《關于建立健全資本市場行政執法與檢察履職銜接協作機制的意見》(簡稱《協作意見》)。簽署《協作意見》是最高檢與中國證監會攜手共促資本市場法治建設的務實之舉,也標志著檢察機關與證監會系統的執法司法協作達到了新的高度。檢察機關和證券監管機構將深化執法司法協作,共同助力資本市場依法監管;加強行刑銜接,常態化做實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雙向銜接機制,提高跨部門協同辦案、聯動辦案能力水平;共同做實做細證券違法犯罪訴源治理,檢察機關協助把脈上市公司、金融機構、行業監管等方面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和漏洞,通過制發檢察建議、開展企業合規等方式推動依法完善監管,從源頭維護資本市場安全。

大事五:全鏈條打擊重大集團化網絡犯罪 

　　2022年以來,全國檢察機關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始終以人民為中心,會同有關部門全力推進“拔釘”“斷流”等專項行動,堅持境內境外、網上網下一起打,深挖電信網絡詐騙集團組織者、領導者和幕后“金主”,切實維護人民群眾安全感。2022年6月“拔釘”行動開展以來,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先后將電信網絡詐騙集團頭目和骨干納入重點緝捕范圍。截至目前,檢察機關已逮捕150余名、起訴80余名;去年6月發布的12名公安部A級通緝令逃犯中,檢察機關起訴6名,其他犯罪嫌疑人正在全力緝捕中。與此同時,最高檢會同公安部建立常態化督辦機制,先后掛牌督辦浙江“12·30”案、四川南充“4·01”案等8件特大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取得重大進展,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在依法嚴懲的同時,最高檢會同最高法、公安部修訂《關于辦理信息網絡犯罪案件適用刑事訴訟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適應犯罪形勢變化,進一步規范辦理網絡犯罪案件的管轄、取證、證據審查和財物處置等程序規定,為精準打擊網絡犯罪特別是跨境集團化犯罪提供有力法律支撐。

大事六:重拳出擊依法嚴懲危害藥品安全犯罪 

　　2022年,全國檢察機關以“四個最嚴”要求為根本遵循,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藥品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堅決依法從嚴懲治危害藥品安全犯罪,積極參與藥品安全綜合治理,切實守衛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聯合最高法修訂《關于辦理危害藥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聯合國家藥監局等部門制發《藥品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辦法》,完善藥品領域刑事法律制度規范,統一執法司法標準尺度。深入開展醫療美容行業突出問題專項治理,與公安部、國家藥監局先后聯合掛牌督辦3批29件危害藥品安全犯罪和醫療美容領域藥械犯罪案件。積極參與建立集中打擊整治危害藥品安全違法犯罪協調機制,強化與藥監等部門的聯動配合,推動形成維護藥品安全的更大合力。回應人民群眾用藥安全關切,發布5件檢察機關依法懲治危害藥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以案釋法,有效震懾違法犯罪,提升群眾維權意識和能力。

大事七:最高檢、最高法、公安部、中國證監會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并發布依法從嚴懲治證券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9月,最高檢、最高法、公安部、中國證監會聯合發布依法從嚴打擊證券犯罪典型案例,展現執法司法機關共同參與資本市場綜合治理的積極成效。該批典型案例涵蓋了資本市場常見多發犯罪和近年增多的新型犯罪,反映了當前證券犯罪的特點、趨勢,明確了相關法律適用。該批典型案例中,有的既依法追究上市公司財務造假、違規披露的刑事責任,又對不履行“看門人”職責、幫助造假的審計機構予以追訴;有的多地多部門聯合辦案,深挖犯罪線索;還有的行刑民全方位追責,維護投資人合法權益,從不同側面展現了對證券違法犯罪從嚴懲治、全鏈條追責的司法態度。該批典型案例,由四部門協作配合、制約監督,綜合運用行政處罰、市場禁入決定、刑事制裁措施,依法加大懲防證券違法犯罪力度,體現執法司法部門行刑銜接配合成效,攜手向資本市場傳遞“零容忍”的強烈信號。

大事八:最高檢發布首例“自洗錢”案件典型案例 

　　反洗錢是維護國家政治安全、金融安全和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體系建設的重大國家戰略。2022年,全國檢察機關持續保持反洗錢工作力度,積極推進“一案雙查”,即審查上游犯罪案件時同步審查洗錢犯罪線索,有力追訴洗錢犯罪。《刑法修正案(十一)》規定自洗錢入罪后,打擊自洗錢犯罪業已成為反洗錢工作中的重要一環。2022年,檢察機關依法對自洗錢犯罪起訴1059人。為加強對辦理洗錢案件的指導,繼2021年3月19日發布首批洗錢犯罪典型案例后,最高檢于2022年11月3日發布了第二批檢察機關懲治洗錢犯罪典型案例,其中的馮某才等人販賣毒品、洗錢案系首次發布的自洗錢犯罪典型案例。發布這起自洗錢案件典型案例,是落實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重要措施,充分彰顯了檢察機關懲治自洗錢犯罪、震懾上游犯罪的態度,更有助于引領全社會進一步提升反洗錢意識。

大事九:最高檢發布依法辦理民營企業職務侵占犯罪典型案例 

　　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穩增長、促創新、增就業、惠民生等服務黨和國家中心工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職務侵占等內部貪腐問題困擾民營企業發展,嚴重影響企業合法權益。2022年5月,最高檢第四檢察廳在前期對近年來檢察機關辦理的職務侵占案件綜合調研的基礎上,著眼民營企業腐敗治理,向社會發布《檢察機關依法辦理民營企業職務侵占犯罪典型案例》,并通報全國工商聯,進一步加大對民營企業內部腐敗的打擊力度。該批典型案例涉及銀行保險、電商、電子產品、快消品、輪胎制造領域民營企業。案例選編立足標本兼治,注重反映職務侵占案件犯罪特點,堅持依法懲處與平等保護相結合,提煉企業合規、檢察建議、普法宣傳等檢察履職工作經驗,并在幫助企業構建內部反腐“防火墻”,有效防范法律風險,推動行業治理,進一步提升民營企業司法保護的質效方面提出了對策建議,充分發揮了典型案例的示范指導作用。

大事十:最高檢發布依法懲治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犯罪典型案例 

　　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市場機制高效運行的重要基礎。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維護公平競爭環境,檢察機關使命在肩。檢察機關始終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進公平競爭政策實施,依法嚴厲打擊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犯罪,引領全社會樹立公平競爭理念,共同營造公平競爭的法治化營商環境。2022年8月,最高檢發布6件檢察機關依法懲治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犯罪典型案例,涉及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侵犯商業秘密,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以及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多個罪名,向社會彰顯了檢察機關依法嚴懲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犯罪的鮮明態度,展現了檢察機關參與市場競爭秩序綜合治理的積極成效,同時在法律適用、辦案方式、推進綜合治理等方面具有突出特點和示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