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聶樹斌再審改判無罪是我國法治建設進程中具有標志意義的重要事件，其后續(xù)引發(fā)的國家賠償案件也是衡量我國人權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的標志性案件。人民法院與賠償請求人在死亡賠償金、喪葬費和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及聶樹斌母親生活費等方面依法定標準達成一致意見的基礎上，通過雙方協(xié)商確定了精神損害撫慰金，體現了國家對此類情況下受害人親屬的誠意，對其相關權利的全力維護和保障。在重大有影響的國家賠償案件處理過程中，讓賠償請求人充分表達賠償意愿，通過協(xié)商達成一致意見的方式解決糾紛，有利于全面保障受害人及其親屬的合法權益。

　　（案例提供：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丹東益陽投資有限公司申請

遼寧省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錯誤執(zhí)行國家賠償案

　　【入選理由】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提審的首例錯誤執(zhí)行國家賠償案件，確立了人民法院執(zhí)行行為確有錯誤造成申請執(zhí)行人損害，因被執(zhí)行人沒有清償能力且不可能再有清償能力而終結本次執(zhí)行的案件，不影響申請執(zhí)行人依法申請國家賠償的裁判規(guī)則。

　　【基本案情】

　　在益陽公司訴遼寧省丹東市輪胎廠債權轉讓合同糾紛一案中，遼寧省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益陽公司的財產保全申請，裁定凍結輪胎廠銀行存款1050萬元或查封其相應價值的財產，后查封丹東輪胎廠的6宗土地。之后，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丹東輪胎廠償還益陽公司欠款本金422萬元及利息6209022.76元。案件執(zhí)行過程中，上述6宗土地被整體出讓，出讓款4680萬元由輪胎廠用于償還職工內債等，但沒有給付益陽公司。2016年3月1日，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針對益陽公司申請民事執(zhí)行案，裁定終結本次執(zhí)行程序。自2009年起，益陽公司多次向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國家賠償申請,該院于2013年8月13日立案受理，但一直未作決定。后益陽公司向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請作出賠償決定，被以益陽公司應當在執(zhí)行程序終結后提出賠償請求為由決定駁回其賠償申請。益陽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提出申訴。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于2018年3月22日決定提審。

　　【裁判結果】

　　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提審認為，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解封行為屬于執(zhí)行行為，其為配合政府部門出讓涉案土地，可以解除對涉案土地的查封，但未有效控制土地出讓款并依法予以分配，致使益陽公司的債權未獲任何清償，該行為侵害了益陽公司的合法權益，應認定為錯誤執(zhí)行行為。同時，在人民法院執(zhí)行案件長期無任何進展、也不可能再有進展，被執(zhí)行人實際上已經徹底喪失清償能力，申請執(zhí)行人等已因錯誤執(zhí)行行為遭受無法挽回損失的情況下，應當允許其提出國家賠償申請。本案審理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組織雙方進行協(xié)商，當庭達成賠償協(xié)議，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賠償益陽公司300萬元，隨后益陽公司向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回民事案件的執(zhí)行，由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民事案件執(zhí)行終結。

　　【典型意義】

　　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對于人民法院在執(zhí)行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不推諉、不回避，敢于承擔責任，用典型案例的形式對于如何理解和區(qū)分“執(zhí)行程序終結”“終結本次執(zhí)行”，以及在執(zhí)行程序、國家賠償程序之間如何有機銜接，如何有效地保護和規(guī)范賠償請求人的求償權利等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探索。本案對于全國法院進一步提升國家賠償審判工作質效，切實加強產權司法保障，倒逼和規(guī)范執(zhí)行行為，起到助推和促進的作用。本案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被確定為第116號指導性案例。

　　（案例提供：最高人民法院）

劉守成申請重慶市忠縣

人民檢察院違法刑事拘留國家賠償案

　　【入選理由】

　　刑事偵查機關以詢問證人方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后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應視為違法刑事拘留，納入國家賠償范圍，違法刑事拘留賠償期間自違法限制人身自由之日起計算。

　　【基本案情】

　　重慶市忠縣人民檢察院辦理他案過程中，發(fā)現劉守成有涉嫌收受賄賂的線索，于2016年5月以辦案需要接觸初查對象為由，連續(xù)三日在該院辦案區(qū)對劉守成進行詢問，時間均為晚上23時許持續(xù)至第二天9時許，白天則送其至他處接受監(jiān)察部門組織談話。同月13日，忠縣人民檢察院以劉守成涉嫌犯受賄罪為由立案偵查，并決定刑事拘留，報請逮捕。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于同月26日以無逮捕必要為由，作出不予逮捕的決定。同月27日，忠縣人民檢察院對劉守成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2018年2月8日，重慶市萬州區(qū)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決定對劉守成不起訴。隨后，劉守成提出國家賠償申請。

　　【裁判結果】

　　重慶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認為，根據詢問劉守成的同步錄音錄像，忠縣人民檢察院于2016年5月連續(xù)三個晚上均有近10小時的詢問，從詢問時間、詢問場所、被詢問人所坐位置、詢問方式以及未保證必要休息時間等綜合判斷，明顯與對待證人的做法不同。故依法認定忠縣人民檢察院于2016年5月以傳喚證人調查為名，實際為變相違法拘禁限制劉守成的人身自由。對于變相拘禁等違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從實質結果上看，應視為違法刑事拘留，屬于國家賠償范圍。決定由忠縣人民檢察院賠償劉守成人身自由賠償金5125.32元。

　　【典型意義】

　　刑事偵查機關以詢問證人的方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偶有發(fā)生。從國家賠償司法實務角度考量，以詢問證人的方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具備刑事拘留關于“限制人身自由”這一本質特點。且變相拘禁發(fā)生的時間往往在刑事立案之前，因而該行為更具有程序違法性以及損害后果的嚴重性。將該情形認定為違法刑事拘留，納入國家賠償范圍，既具有法理基礎和現實需要，也能夠將正式刑事偵查立案前的變相拘禁行為和立案后的刑事強制措施視為一個整體，倒逼刑事偵查機關嚴格依法開展刑事偵查活動，進一步提高我國刑事訴訟活動中人權保障水平。

　　（案例提供：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

王振宏申請河北省秦皇島市

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無罪國家賠償案

　　【入選理由】

　　因法律的修改致賠償請求人被宣告無罪，賠償義務機關依據修改前的法律規(guī)定對其進行追訴并采取羈押措施的，屬于國家賠償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guī)定的法定免責情形，國家對此不承擔賠償責任；但在法律修改后繼續(xù)對賠償請求人限制人身自由則喪失法律依據，賠償義務機關應對此承擔國家賠償責任。

　　【基本案情】

　　王振宏因涉嫌抽逃出資于2011年7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6日被批準逮捕，2014年9月12日被取保候審。河北省秦皇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9日，判決王振宏犯抽逃出資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25萬元。王振宏不服上訴后，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4日作出判決，認為法律規(guī)定發(fā)生變化，自2014年3月1日起，王振宏擔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已不屬于注冊資本實繳登記制的公司，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九條的解釋》的規(guī)定，判決王振宏無罪。王振宏據此于2015年3月25日向秦皇島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國家賠償被駁回。王振宏不服，向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請作出賠償決定。

　　【裁判結果】

　　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認為，賠償請求人王振宏抽逃出資案二審期間，因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公司法作出修改，由原來的注冊資本實繳登記制改為認繳登記制，導致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抽逃出資罪的含義發(fā)生變化，故二審法院認為王振宏的行為不再構成抽逃出資罪，并改判其無罪。修改后的公司法于2014年3月1日起施行，此前依據相關法律規(guī)定對抽逃出資行為進行追訴并對行為人采取羈押措施的，屬于國家賠償法第十九條第三項和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法定免責情形，對此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雖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九條的解釋》于2014年4月24日發(fā)布和實施，但因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作出修改公司法的決定時已經為有關法律規(guī)定的實施預留了時間，故對于因公司法修改而不再符合抽逃出資罪構成要件的行為人繼續(xù)羈押的，已經喪失法律依據，屬于錯誤羈押侵犯人身自由的情形。修改后的公司法于2014年3月1日施行后，繼續(xù)對王振宏羈押限制人身自由的行為已屬違法，賠償義務機關應對此承擔國家賠償責任。遂決定，賠償王振宏人身自由賠償金55809.04元；精神損害撫慰金10000元；由秦皇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王振宏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

　　【典型意義】

　　國家賠償法和刑事訴訟法沒有就因法律的修改致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是否應予國家賠償的問題作出明確規(guī)定。而無罪羈押賠償原則是國家賠償法確定的刑事賠償的原則，因相關法律的修改導致賠償請求人被宣告無罪，應區(qū)分對賠償請求人進行追訴并采取羈押措施所依據的法律適用情形。法律修改前，因法律規(guī)定賠償請求人的行為構成犯罪，對其羈押屬于國家賠償法第十九條第三項和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法定免責情形，國家對此不承擔賠償責任；法律修改后，賠償請求人的行為依法已不構成犯罪，仍對賠償請求人采取羈押措施，構成非法羈押，賠償義務機關應予以賠償。本案的審理結果，對于今后同類案件處理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案例提供：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黃鳳億申請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平果縣公安局

違法使用武器致傷國家賠償案

　　【入選理由】

　　賠償請求人因人身損害致殘獲得國家賠償，在殘疾賠償金等費用的給付年限或者期限屆滿后，再次提起國家賠償申請的應否予以支持，法律和司法解釋對此均無明文規(guī)定，致使實踐中此類請求難以獲得支持。本案通過精細的法律分析，在認可賠償請求人再次申請的同時，對再次賠償的請求在法律限度內給予最大程度的積極回應。

　　【基本案情】

　　1997年8月，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平果縣公安局民警違法使用武器，開槍擊中黃鳳億并致其終身殘疾，經鑒定為一級殘疾。1998年，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百色市中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作出賠償決定：由平果縣公安局賠償黃鳳億殘疾賠償金等各種費用近30萬元。其中殘疾賠償金按二十年給付年限計算。該決定生效后平果縣公安局已全部履行完畢。二十年后的2018年，黃鳳億再次申請國家賠償，要求平果縣公安局支付殘疾賠償金以及護理費、輔助器具費、留置尿管費等各項費用共計150余萬元。平果縣公安局作出不予受理通知，決定不予受理黃鳳億的申請。百色市公安局復議后維持。黃鳳億仍不服，向百色市中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請作出國家賠償決定。

　　【裁判結果】

　　百色市中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受理了黃鳳億再次提出的賠償請求，并作出（2018）桂10委賠5號國家賠償決定，認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三十四條第一款第二項“殘疾賠償金根據喪失勞動能力的程度，按照國家規(guī)定的傷殘等級確定，最高不超過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的規(guī)定，賠償請求人黃鳳億就同一損害事實再次申請殘疾賠償金，沒有法律依據。但黃鳳億二十年后仍生存，且其損害后果持續(xù)至今，應視為新的損害發(fā)生，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刑事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四條第二款“護理期限應當計算至公民恢復生活自理能力時止。公民因殘疾不能恢復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據其年齡、健康狀況等因素確定合理的護理期限，一般不超過二十年”和第十五條第一款“殘疾生活輔助器具費賠償按照普通適用器具的合理費用標準計算。傷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參照輔助器具配制機構的意見確定”的規(guī)定，應予支付其護理費、殘疾生活輔助器具費等費用，遂決定在撤銷平果縣公安局不予受理決定和百色市公安局刑事復議決定的同時，責令平果縣公安局繼續(xù)支付黃鳳億護理費、殘疾生活輔助器具費、留置尿管費等各項費用共計49萬余元，駁回黃鳳億提出的其他國家賠償請求。

　　【典型意義】

　　賠償請求人在得到國家賠償后再次申請國家賠償，審判實務中多以“一事不再理”為由不予受理。本案中，人民法院沒有因循守舊，而是基于事理情理提出了新的法律觀點，認為殘疾賠償金等賠償項目的給付年限或者期限過后，申請人繼續(xù)發(fā)生的損害，相對于原賠償決定指向的損害而言屬于新的損害，申請人就此提出的賠償請求與原賠償請求并非一事，故“一事不再理”不宜作為否定再次請求賠償的理由。關于再次請求國家賠償如何處理的問題，國家賠償法沒有規(guī)定，該案參照了侵權法及相關規(guī)定的立法精神，對給付年限屆滿后繼續(xù)發(fā)生的必要支出包括護理費、殘疾生活輔助器具費、留置尿管費等給予賠償。但因為國家賠償法對殘疾賠償金設定最高二十年上限的規(guī)定屬于特別規(guī)定，不得突破，故對賠償請求人再次主張殘疾賠償金的請求未予支持。本案的審理，創(chuàng)造性運用國家賠償法及相關法律規(guī)定，打破不合理慣例的束縛，精準詮釋了“當賠則賠”“把好事辦好”國家賠償審判新理念，表明了人民法院努力打通國家責任制度堵點，暢通國家賠償渠道的鮮明態(tài)度，揭示了新時期國家賠償審判的新要求：既要能動司法，把法律裁量空間和判斷余地轉化為權利保障紅利，又要守住法律底線。

　　（案例提供：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高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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