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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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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貿易公司訴臺灣省×××買賣合同糾紛案的代理詞
徐峰
尊敬的審判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相關規(guī)定，受當事人×××委托，并經江蘇常州東臻律師事務所指派，由我們擔任常州××貿易有限公司訴臺灣省×××買賣合同糾紛案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經本代理人庭前閱卷、證據交換，又經過法庭調查，我們認為本案的事實已經清楚。現代理人結合相關法律及有關規(guī)定發(fā)表代理意見如下：
一、在程序上：原告起訴的被告不適格，法庭應駁回原告起訴。
1、從事實上發(fā)生買賣關系的當事人來看，是原告與“富迪仕國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富迪仕”）發(fā)生了買賣關系，與被告無關。
原告共向法庭出示了六份《售貨確認書》（以下簡稱《確認書》），在每一份《確認書》上載明的“買方”均是“富迪仕”，被告只不過是以“富迪仕”法定代表人身份在“買方確認”一欄中簽名，明顯被告系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
2、從原告提供的編號為201CH31L02、202CH31L04兩份《確認書》來看，也無法證明是原被告之間形成了合同之債。
（1）就編號為201CH31L02《確認書》來說：《確認書》第13條第2款之英文是無法譯出“×××先生對其所簽訂的所有合同愿意承擔一切責任”的。退一步說，即使當時被告作有類似承諾，但目前無法律規(guī)定法定代表人履行職務行為需獨自個人承擔責任。事實上，被告以“富迪仕”法定代表人身份所作出的指示或簽名“富迪仕”是均應承受相應的權利與義務而不能推諉。
（2）就編號為202CH31L04《確認書》來說：
A.真實性被告不認可。在本案中編號為202CH31L04《確認書》有不同內容的二份，一份是2001年9月29日簽的，一份是2001年9月30日簽的。從交易習慣來看，就同一批貨物買賣簽訂兩份《確認書》是否多此一舉？而且從原告在庭上的陳述“9月30日我們業(yè)務員等×××先生從韓國飛到國內到常州在原告公司辦公室當面簽字的”足以推定出2001年9月30日之《確認書》系偽造。因為29日與30日簽訂的兩份《確認書》均是被告在其上代表“富迪仕”簽字的，原告陳述被告30日從韓國飛回中國，那么29號應是被告在中國簽名后就趕到韓國，30日又從韓國趕到中國，兩天之內往返國內外兩次，這怎么可能呢？事實上9月30日被告正在回臺灣的航班上！
B. 2001年9月30日之202CH31L04《確認書》第13條款不能得出是原被告發(fā)生了買賣關系。第13條款“所有的款項都由×××本人支付”的表述即使存在，確認的事實最多也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65條第三人（被告）代為債務人（“富迪仕”）向債權人（原告）履行債務。原告在起訴時忽略了：在第三人代為履行的情形中第三人并沒有成為合同的當事人，合同當事人仍然是原債權人與原債務人，不能將第三人作為合同的當事人對待。違約時，原債務人仍應當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第三人不承擔任何責任。庭審中審判員一再詢問原告在本案中原告認為與被告到底是何關系，原告一再強調與被告是直接發(fā)生買賣關系的雙方當事人，此顯然無事實及法律依據。
C. 2001年9月30日之202CH31L04《確認書》假使是真實的，所表明的事實也仍然只不過是：被告以“富迪仕”法定代表人身份在《確認書》“買方確認”欄中簽字代表法人確認雙方擬買賣的職務行為。被告并沒有以其他身份在《確認書》任何地方再有簽字，故由此產生的權利與義務仍應由“富迪仕”承受。
3、從原告提供的若干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出口貨物報關單》看，也無法證明被告是本案的當事人。在每一份報關單上，沒有買方，原告如何能證明被告是買賣合同的當事人呢？
4、從原告提供的若干份《商業(yè)發(fā)票》來看，更無法證明被告是本案的當事人。《商業(yè)發(fā)票》“TO”一欄中，受票人是“富迪仕”或其他單位，沒有一張發(fā)票的受票人是被告，原告如何認定是與被告發(fā)生了買賣關系呢？
二、在程序上：原告在雙方證據交換結束后（2003年3月17日）提供的所謂證據不應作為定案證據。
1、原告補充證據時已超過舉證期限。
根據《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guī)定》第38條第2款“人民法院組織當事人交換證據的，交換證據之日舉證期限屆滿”及第34條第1款“當事人應當在舉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交證據材料，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的規(guī)定，本案原告未在規(guī)定的期限之內提供證據，應視為放棄舉證權利。
2、原告超過舉證期限補充的證據也不屬于“新的證據”。
根據《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guī)定》第41條，本案“新的證據”應包含兩種情形：①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后新發(fā)現的證據；②當事人確因客觀原因無法在舉證期限內提供的，經人民法院準許，在延長的期限內仍無法提供的證據。本案要適用的話只可能存在第①種情況。但庭審中，原告陳述其對補充的證據早就知道存在，為盡早立案故在舉證期限內沒有提供。該陳述足以證明原告補充的證據一直由原告占有和控制。事實上，原告在舉證期限屆滿后補充的證據如果是真實、合法的話對本案是起舉足輕重的定案證據，因原告明明知道該些證據的存在而拒絕舉證，明顯屬于放棄權利，故并非是《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guī)定》中所規(guī)定的“在舉證期滿后新發(fā)現的證據”。如貴院將原告超過舉證期限的證據也作為符合《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guī)定》中的證據來看的話，這將縱容了“證據隨時提出主義”，與制定《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guī)定》的背景與原則也是相違背的。
三、退一步講，在不討論原告起訴被告主體是否適格，原告的訴請也與事實不符。
1、原告沒有證據證明編號為202CH31L04《確認書》中所表述貨物（價值為86221.20美元）由“富迪仕”或被告已收取。既然原告沒有證據表明債務人已經收到貨物，原告憑何向債務人主張權利呢？
2、在不討論編號為202CH31L04《確認書》中所表述貨物（價值為86221.20美元）是否已由“富迪仕”或被告收取這一前提，原告訴請數額也出入太大。因為假定認可2001年9月30日編號為202CH31L04《確認書》，該份《確認書》所涉及買賣貨物的標的為86221.20美元，加上第13條款中此前欠付的25198.09美元總計欠款明確是111419.29美元。但在2001年11月1日“富迪仕”曾請美國的“GREAT PING CORP”公司根據原告的指示向常州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支付了9.5萬美元。亦即事實上原告只享有16419.29美元的債權。
綜上所述，被告認為自己不應成為本案的當事人，更非買賣合同當事人，被告憑職權進行的行為產生的權利與義務應由“富迪仕”承受。請求貴院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依法駁回原告的起訴。
以上代理意見，望合議庭在合議時能予以充分考慮。
代理人： 徐 峰
江蘇常州東臻律師事務所
二零零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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