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海林 ]——(2009-7-17) / 已閱24990次
（三）對政府失靈的糾正
從標準化法的規定來看，我國的標準制定權相當程度集中于各級政府部門。加之備案、檢驗、認證、復審都由行政部門主導，這樣就形成了集中的標準化管理體制。相應地，政府部門具有絕對的權力。標準化法第6條規定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制定。第7條接著規定“保障人體健康，人身、財產安全的標準和法律、行政法規強制執行的標準是強制標準。”這明顯暴露了最關系消費者安全的強制標準竟然缺乏監督。加之以下原因，這種以行政為主導的體制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負面影響。第一，政府部門畢竟缺乏高水平的標準制定和管理的技術要求，這就導致其組織力和監管力的下降。況且這種體制要求政府承擔更多的成本，加大其財政負擔；第二，政府部門利益的沖突會對標準化工作產生負面作用；第三，有的地方政府會以標準為手段實行地方保護，以此“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壯大政績；第四，更可怕的是，有的部門和地方政府被企業俘獲或者實行合謀，極大損害了公共利益。雀巢轉基因奶粉事件和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對此最好的注釋。
企業進入公民權領域是由于傳統的政府失敗角色出現失敗，國家不再是公民權唯一的擔保人，公司接管了某些原先完全由政府承擔的保護、形成和確保公民權的功能。 企業允許消費者參與標準化工作是克服以上種種政府失靈的方法之一。權利對權力進行監督。消費者正是這種權利當然的主體。消費者的加入，增強了技術力量和監督力度，必要時也可分擔有關成本。當然，對政府失靈根本的防范和糾正在于標準化權力的合理分派。國家適時地將有關權力下放給各個行業組織甚至企業。例如，對于有資格的團體，政府可委托制訂政府標準。受企業的委托，社會團體也可制訂企業標準。 通過競爭，讓市場做出正確的選擇。這也是陽光政府、有限政府、服務政府的應有之義。因此，新的標準化法應該對標準化權力做出新的安排，以市場為導向，賦予行業和企業自主制定標準的權利，同時對標準競爭做出規范。
（四）相關法價值的訴求
作為社會內在規律所體現的法律秩序得益于如下兩種歷史條件：“第一種歷史條件描述了一種經驗以及一種對群體關系的認識。因為，法律秩序要發展，必須以這樣一種環境為前提，即沒有一個利益集團在社會生活中永恒占據支配地位，也沒有一個集團被認為具有與生俱來的統治權利。……歷史基礎的第二個方面就是，它以一種更高的普遍的或者神圣的法則為依據，用它來論證或者批判國家制定的實在法。” 因為現代市場中不僅出現了需要協調的多元利益集團，而且“更高的”市場法則（市場倫理）對現實的市場秩序做出了強烈的批判。這些都在說明舊的標準化制定體制是亟需改進的秩序。因為現在，舊的標準化制定體制不能有效地維護消費者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某些非法牟利企業和某些尋租的政府部門正屢試不爽地利用其合謀損害市場利益的平衡。
在企業這個集合體內，既包括出資人和管理者，管理者和雇員之間的顯性契約，也包括一系列隱形契約，如包括企業和債權人、供應商、顧客、社區以及政府之間的關系等，這些被稱之為利益相關者的個人或群體不僅會影響企業目標的實現，而且還會受到企業目標實現過程中所采取的各種行動的影響。 如前所述，通過標準化對產品質量的作用，企業利益與消費者利益連接起來了。企業在實現盈利目標的同時，要對消費者群體的相關利益負責。
歸根結底，企業產品標準制定的公眾參與機制尊重的是人權和正義。人權是法律的源泉，也是判斷法律善惡的重要標準。而人權的實現要依靠法律的確認和保護。安全權是人權的重要支柱之一。在市場中，消費者的消費安全權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加以保障，在工廠中，消費者的安全權也必須有法律來確認和保護。正義作為衡量法律好壞的標準，是法律追求自我完善的深層動機。從正義來講，標準化法至少已非一部良法，有改進的必要。
三、消費者參與：企業標準責任社會化的實現機制
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其本身，基本上雖是道德性的抽象概念，但在學術研究上仍應該請求如何將之具體落實的辦法，否則將淪為純粹道德化的訴求，免不了終至落實成為一項口號而已。 因此，盡管有以上理論分析，然而最重要的是具體實現的機制，以下就初步對此進行探討。
（一）參與范圍的界定
在眾多種類的產品標準制定中，消費者不必一一涉足，而應有選擇地參與一些與產品質量和自身健康密切的標準制定。這樣既維護了權益，又降低了成本。產品標準可劃分為產品的國際標準、國家標準、地方標準、行業標準與企業標準等。對于消費者參與標準制定的范圍，結合標準化的規定和現實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遵循以下方法:首先，《標準化法》第6條第二款規定：“企業生產的產品沒有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的，應當制定企業標準，作為組織生產的依據。企業的產品標準須報當地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和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備案。已有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的，國家鼓勵企業制定嚴于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的企業標準，在企業內部適用。”據此，消費者最應關注的就是產品企業標準的制定。因為企業標準具有相當的自主性，更重要的是企業標準的制定較之其他標準更缺乏監督。其次，第6條第一款規定：“對沒有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而又需要在省、自治區、直轄市范圍內統一的工業產品的安全、衛生要求，可以制定地方標準。地方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制定，并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和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備案，在公布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之后，該項地方標準即行廢止。”在我國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現階段，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為了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做大做強地方企業以求政績，一方面地方企業為了追求市場份額進而采取不正當競爭甚至干預權力的正當行使，用違法手段俘獲了行政部門。二者進而合謀以破壞標準制定正當性的形式損害廣大消費者的身體健康和經濟利益。因此，對最為過渡形式存在的地方標準制定應嚴格監督。第三，在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中，強制性標準是關注的重點。因為強制性標準與人體健康，人身、財產安全密切相關。《標準化法》第7條規定：“保障人體健康，人身、財產安全的標準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強制執行的標準是強制性標準。”此外，推薦性標準與產品的質量與安全也存在間接的關系，必要的話也應關注。
為保障標準制定的質量和速度，標準的制定一般按以下程序進行：第一，標準項目計劃的確立；第二，標準的起草；第三，標準草案征求意見；第四，標準草案的審查；第五，標準草案的報批；最后，審批和發布標準。各個標準制定主體在適當的時候應主動公開征集新標準的項目和內容，特別是公開重要消費品標準草案內容，鼓勵社會大眾發表自己的見解，并公布反饋信息。消費者應積極參與，行使自己的權利。
（二）參與的途徑
至于消費者怎樣參與標準制定，簡要來講，筆者認為有以下的途徑：
在制定各種標準時，各個主體應主動邀請消費者參與。比如農夫山泉公司發起的消費者測水活動，讓消費者親手去測試，讓消費者親眼去鑒別，讓消費自行去選擇，并從中受到有益的教育。若未被邀請，消費者可向制定主體或其上級主管部門申請參與。
消費者參與標準制定，法律應賦予消費者在標準制定中的相關權利。第一，標準化法應賦予消費者參與權。消費者可以申請抑或受邀參與標準化制定工作。相應可以將第12條修改為：“制定標準應當發揮行業協會、科學研究機構、學術團體、消費者和其他相關利益者的作用。”第二，消費者在標準制定中應對某些標準享有選擇權，排出不成熟的標準的潛在危險。第三，對某些消費者不能選擇的標準，消費者對其制定享有監督權，監督其制定的程序。監督權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賦予的,不僅僅是為了消費者本人,而更是為了保護廣大消費者的利益而享有的共益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6條和第15條明確賦予大眾傳媒和公民監督權。 第四，消費者可以對落后和有潛在危險的標準行使提議修改權。如在《標準化》第13條規定的標準復審的提起加入消費者作為主體之一。事實上，在企業和消費者對于安全問題所產生的歧見面前，消費者的意見占據著決定作用，企業如不能潛移默化地引導并改變消費者的這種意識，就必須改變自己。如果兩者都做不到，那么這個企業的產品生命必將終結。 第五，參與標準制定的畢竟是少數的消費者代表，為了使更多的消費者避免消息不對稱，應賦予消費者對標準制定的知情權，完善相關者的信息披露制度。第六，消費者還理應享有相關的結社權和受教育權。消費者可以依法組成一些組織來代表行使以上權利和組織標準化知識的教育。第七，在適當時候我們應該發展利益相關者和共同治理理論，倡導建立消費者董事制度。筆者認為在標準化修改中加入以上公眾的相關權利將是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和標準化與國際接軌的重要體現。
此外，為了增強消費者的監督、鑒別能力，消費者可以聯合消費者協會、與制定標準有關的行業協會、可以對標準進行檢驗的科研機構和實驗室以及一些民間機構。另外，傳媒也可以發揮傳播和監督作用，最大限度地使活動公開化。只有真正把社會公開機制制度化、成熟化，其他強化公司社會責任的措施才能真正有效。 總之，沒有消費者的理解和支持，企業標準化將成為無源之水。應大力提倡導消費者參與標準化工作。只有人人關心食品安全, 人人重視食品安全, 才能從體制、機制和法制等方面建立起我國的長效食品安全體系。
四、暫時的結語
筆者倡導企業標準化的消費者參與機制并不是無事生非，而是基于以上的論述以及嚴峻的消費品安全現實。這也符合國際發展的趨勢。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正參與起草ISO手冊以促進消費者參與標準制定。較之歐美日，我國無論標準體系還是標準化工作抑或標準化法律，都需要改進。質量管理大師朱蘭所預言 “21世紀將是質量的世紀，質量將成為占領市場的有效的武器，成為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 讓消費者參與標準化制定，通過標準化的優化提高質量，從一開始就贏得市場。并有效遏制侵害公共利益的危害發生同時消費者的知識能力得到了提升。盡管這一機制運行的初始成本較高，但從整個21世紀來看，回報將遠大于這點付出。
以上論述僅僅大致闡釋了產品標準化消費者參與的必要性和基本方式。較好地實現這一機制，還應對以下問題做出解答：：第一，相關法律不完善，標準化法與有關法律不協調，如與《產品質量法》中的質量認證、法律責任規定不一致；第二，上述責任內部之間以及與其他責任的協調；第三，我國缺少以消費品安全為重心的標準監管機構；第五，還應倡導更多的公眾參與其中，如經營者和利益相關者；第七，妥善處理此機制與保護企業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的關系；第八，防止相關利益者借此進行惡意競爭；第九，政府的相關責任建設；第十，如何改進更具意義的標準化管控機制等等。總之，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和標準化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筆者認為，企業標準化的消費者參與機制也許并非一條捷徑，但卻是中國的市場和消費者走向成熟的不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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