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琦 ]——(2009-9-6) / 已閱8595次
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出具的結婚證明
孟琦
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出具的結婚證明可作為雙方存在婚姻關系的證據
案情：張某（原告）起訴李某（被告）要求法院依法解除雙方婚姻關系，雙方1998年結婚時被告去民政部門領取結婚證并由其一直保管，原告口頭給予同意，婚后雙方感情不合，無法繼續共同生活，故原告訴至法院。在立案的過程中，原告無法提供婚姻關系的證明，原因有二：1、被告拒不拿出結婚證；2、由于原告住所地民政部門管理混亂，結婚的檔案材料丟失，無法提供，同時工作人員流動較大，無人能出具結婚證明。原告唯一能提供的只能是住所地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出具的雙方結婚并共同生活的證明。
分歧：對于本案法院能否依法受理，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原告無法提供婚姻關系的證明，法院不能依法受理；第二種意見認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出具的證明可以作為依法受理的依據，可啟動訴訟程序。
評析：筆者贊成第二種意見。
司法實踐中，通過訴訟解除婚姻關系需提供以下證據：1、起訴狀；2、身份證原件或與原件核對無誤的復印件； 3、婚姻關系證明；4、其他證據。其中婚姻關系證明需提供雙方結婚證，如果因丟失等原因需提供民政部門提供的結婚證明，否則，法院的作法是不予立案，當事人常常無法提供的恰恰正是婚姻關系的證明，但他們在在大多數情況下能提供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出具的結婚關系證明。因此，能否提供婚姻關系證明是近年來婚姻案件立案中受理與否的焦點。
一、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地位和作用。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于1998年11月4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修訂通過并于1998年11月4日公布實施，其中第二條之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村民委員會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村民委員會及其成員應當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辦事公道、廉潔奉公，熱心為村民服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于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并于1990年1月1日起實施，其中第二條之規定：居民委員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群眾性自治組織。第三條：村民委員會的任務（三）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從這兩部法律的的實施及相關法條可以看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對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重視，我國基層性自治組織在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從現實生活中，我們也有切身的體會，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積極作用日益突現，為構建和諧社會、社會主義新農村產生的巨大的作用，全社會都給予其巨大的支持和幫助。
二、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出具的婚姻關系證明的效力應當得到認可。
在我國國家機構的設置上，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沒有關于婚姻關系管理方面的行政職權，其行為是由基層群眾多數人意志的表達，是一種約束本集體組織成員的行為，對外的效力不足。我們在承認這一點的同時也要認識到承認其地位，重視其作用，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文字上，其行為對外效力也應該得到一定的認可，這樣才能更有利地發揮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作用。
本案中，被告拒不拿出結婚證并且百般阻撓原告起訴立案，同時民政部門由于機構人員變動加之一些經濟落后地區沒有實現微機管理，長期以來都是由人工操作，不慎丟失或因其它原因查不到結婚檔案后也沒有相應的記錄，這就導致原告無法提供結婚證明。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法院的做法是：1、不予受理；2、要求原告變更訴訟請求；3、要求原告繼續提供婚姻關系證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之規定，起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1）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2）有明確的被告；（3）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4）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人民法院對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條的起訴必須受理，無法提供婚姻關系證明對起訴來說達不到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的要求，但從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角度出發，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證明在合法性、客觀性、關聯性的審查后應當給予尊重，因此在離婚案件越來越復雜的情況下簡單的不予受理不合適。對于變更訴訟請求，一些法院的做法是無法提出婚姻證明的情況下由解除婚姻關系變更為依法分割非法同居生活中的財產，但好多情況下被告在庭審中出據了結婚證，原告只能撤訴或法院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然后原告只能重新起訴離婚，再開庭審理才有可能解除婚姻關系，維護自己的權利。這種看似順利終結了離婚糾紛，但卻增加了當事人的訟累，無論是從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增添了不少的負擔。對于繼續提供婚姻關系證明，但事實是看似合法的要求對原告來說是無法承受之重。首先，被告百搬阻撓，根本無回旋余地；其次，民政部門的檔案丟失并無記錄，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已無法挽回。難道確立民政部門的責任后再起訴離婚，那樣的話原告的切身利益將無法得到及時保護，且兩個程序加起來將會使原告在長時間內處于惶惶不可終日，這也違背了法律的初衷。承認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出具的婚姻關系的證明的效力將使這些問題迎刃而解，首先，不僅減少了原告是訟累，順利開啟訴訟程序，而且對那些惡意的阻撓離婚的行為給予打擊；其次，使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作用發揮的更加明顯，更加肯定了其地位，對社會各方面產生積極的影響。
三、法院對群眾性自治組織出具證明給予認可的同時要承擔起調查核實的責任。
由于一些地區的經濟條件有限，人們的法律知識儲備不足，加上一些落后的習俗，比如，請了鄉親們吃喜酒，當地人就認為結婚了，但沒有辦理結婚登記，可在離婚時，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也開具了結婚證明，在這種情況下，對其效力如何，我們應該保持這樣一個態度，即在形式上審查的基礎上先行認定給予立案，然后及時進行調查核實，從而減少原告的訟累，真正實現法律立法的主旨和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同時，我們也應該承認法院對于調查取證的工作做的不到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五條之規定：人民法院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調查取證，有關單位不得拒絕。人民法院對有關單位和個人提供的證明文書應當辯別真偽，審查確立其效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三條，依照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有人民法院負責調查收集的證據包括：1、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相收集的；2、人民法院認為需要鑒定、勘驗的；即使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證明出現問題，人民法院也應當肩負起調查取證的責任，孰不知自己的舉手之勞對當事人來說有時比登天還難，這樣才能真正承擔起國家賦予法院的事實職責。
山西省武鄉縣人民法院
孟 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