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建龍 ]——(2002-7-12) / 已閱20267次
對我國首例貞操損害賠償案的法理評析
姚建龍*
（華東政法學院，上海 200042）
摘要 2001年5月，被稱為大陸首例的貞操損害賠償案，由深圳市中院開庭審理。對于強奸被害人的貞操損害賠償，我國目前的立法尚屬空白。無論是從平撫被害人的傷痛、體現犯罪人與司法體系對被害人人格、價值的尊重，還是鼓勵被害人舉報犯罪、遏制強奸犯罪等方面考慮，我國都應該明確賦予強奸犯罪被害人貞操損害賠償請求權。強奸犯罪被害人獲得賠償應是一種普遍現象，而不是個別的案例。貞操損害賠償訴訟宜采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審理，賠償范圍應包括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害兩個方面。在貞操損害賠償中，不能忽略被害人的責任。
關鍵詞 強奸 被害人 貞操損害賠償
案情
1998年8月，張麗（化名）結識了一個叫劉某的澳大利亞籍華人。劉某邀請張麗吃飯，并將張麗騙到其住處強奸。張麗乘劉某上衛生間時撥打"110"報警，公安人員接到報案后立即將劉某抓獲。深圳市中級法院于2000年6月9日做出判決，認定被告人劉某的行為已經構成強奸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張麗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稱劉某的強奸行為已給自己的身體和心靈造成極大創傷和損害，請求法院判令劉某賠償其精神損失費10萬美金。法院對張麗的起訴做出裁定，認為張麗的起訴理由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77條有關規定，張麗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不屬于物質損失。張麗不服，向廣東省高級法院提出上訴，廣東高級法院指出像張麗這種情況"應循一般的民事訴訟程序另行起訴"。2000年11月，原告張麗向羅湖區法院提出民事訴訟，認為被告劉某侵犯其貞操權，要求法院判決劉某賠償原告精神損失費45萬元。2001年1月，羅湖區法院開庭審理該案并做出宣判。法院認為被告劉某犯強奸罪侵害的是原告的生命健康權和貞操權，被告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又因被告的犯罪情節惡劣，法院一審判決被告劉某賠償張麗精神損害賠償金8萬元。被告不服一審判決,向深圳市中級法院提起上訴。原告認為法院判決確定的精神損害賠償額過低，也依法上訴。 5月，深圳市中院開庭審理了該案。
據稱本案是我國首例"貞操權侵權糾紛案"（以下簡稱張麗案），故法院做出一審判決后，在社會各界特別是法學界引起很大反響。本文擬結合該案對強奸犯罪貞操損害賠償問題做一粗略探討。
評析
對強奸犯罪被害人貞操損害賠償，西方國家的立法和司法對此早已確認。《德國民法典》第847條規定：“對婦女不道德行為的重罪或輕罪、或欺詐、威脅或濫用從屬關系使其承諾為婚姻外的性交者，該婦女亦有同樣的請求權”（即賠償請求權）。司法實踐中的判例更是司空見慣。譬如，美國著名拳擊運動員泰森因強奸黑人小姐而付出巨額賠償一事曾經被新聞媒介廣為傳播。但在我國現行法律中，對強奸犯罪被害人貞操損害賠償的規定基本上是空白。實踐中，如果強奸致使被害人傷殘或者死亡，也許被害人或其家屬尚可能獲得有限的賠償，而大多數沒有造成有形損害的被害人則只能是啞巴吃黃連。我國是否應該確立強奸犯罪被害人損害賠償制度，賦予強奸犯罪被害人貞操損害賠償請求權？這也正是張麗案爭論的焦點所在。筆者認為，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強奸給被害人造成的傷害是巨大而且特殊的，這種傷害可分為基本的傷害和從屬的傷害兩類。基本的傷害直接來自犯罪行為，包括直接傷害和間接傷害。前者主要是指犯罪行為對被害人的身體器官、機能組織所造成損傷，這主要是因為犯罪人在實施強奸犯罪中往往使用暴力、行為粗暴。據統計，在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的強奸案中，被害人受到了輕傷、重傷或者被害致死的比例高達32.4%①。后者主要是指犯罪行為直接給被害人心理所造成的短期和長期的傷害，如氣憤、憂郁、羞恥、無助等短期癥狀以及多年后仍然持續著的被害經歷噩夢般的回憶，等等。從屬的傷害產生于第二次受害過程，即被害人受到他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不恰當甚至錯誤的反應。正式的反應主要是指司法機關對于強奸犯罪發生后的反應。因為強奸是典型的“一對一”犯罪，為了將犯罪人繩之于法，被害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在警察、檢察官、法官面前揭痛傷疤，在公安局、檢察院、法庭等各種場合暴露隱私。而在“漫長”的訴訟中，被害人所受的第二次傷害又常常被忽略。非正式的反應是指被害人的親人、朋友們的態度。強奸被害人往往不被親友所理解，在默默忍受被強奸的痛苦時還不得不面對丈夫或者男友的白眼和誤解，多年后仍然在親友鄰里的流言蜚語中生活，其婚戀、家庭、就業等都會因此帶來很大影響，社會評價值下降，也許一生的幸福也因此毀于一旦。被害人張麗談到被害的感受時說到：“事情發生后，我的精神幾乎崩潰，我不敢面對任何人，包括我的家人，因為這件事同樣會令我的父母精神崩潰，我不敢想這件事會對我今后的生活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我至今不敢談戀愛，因為這件事的陰影會影響到我的家庭生活。事過3年了，我晚上還會做噩夢，重現當時的恐怖情景，工作時一想到這件事就走神。”一些美國學者的研究證實了主要是精神傷害的強奸創傷綜合癥的存在，它包括急性期和歷時長久的重組期。②可見，以強奸未對被害人機體器官造成有形損傷為由否定犯罪人對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是片面、站不住腳的。
我國法律對婦女貞操權的保護，采用的是公法的形式，如刑法對強奸犯罪予以刑罰制裁，行政法對猥褻、流氓、侮辱等行為給予行政處罰。但是有關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對于貞操權這種民事權利恰恰沒有規定民法的保護方法，沒有規定給予精神損害賠償，這是一個很大的漏洞。強奸會給被害人造成嚴重的肉體和精神損害，這種損害顯然要比單獨侵害名譽權、肖像權嚴重得多，而侵害名譽權、肖像權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為什么被強奸反而不能請求賠償呢？“在實務上，一方面，對于強奸罪、奸淫幼女罪、流氓罪等嚴重侵害他人貞操權的行為，均認其為嚴重的刑事犯罪，給予嚴厲的打擊；另一方面，對于被害人人格上、精神上、經濟上造成的損害，卻不能給以任何的民事救濟以補償其損失，撫慰其精神創傷。這種立法實踐、理論研究和司法實務相脫節的現狀，是值得法學理論工作者、實際工作者以及立法機關重視的。”③
給予被害人損害賠償，其意義并不在于賠償金本身，而在于對被害人價值、人格的尊重。以色列學者薩拉?本-戴維在對強奸罪中強奸犯與被害人的互動關系的研究中指出：研究表明在強奸過程中，被害人根本沒有被強奸犯當作人，在此特定情境下，被害人對強奸犯來說只是一種象征或客體。正如雷斯尼克（Resnik）和沃爾夫岡所指稱過的那樣，強奸犯使用了非人格化的技巧。他們指出，在強奸過程中，強奸犯似乎是當被害人完全不認識他那樣來行事，即使他們在過去曾有過親密和長期的交往。在迪納?梅茨格（Deena Metzger）立足于男女平等主義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與此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強奸就是將婦女轉化成一種客體、一件財產或一個肉體的表現。對于強奸犯人格的研究證實了這一觀點。①犯罪人對被害人的非人格化并非僅僅存在于在強奸犯罪過程中，事實上在犯罪實施完畢后依然持續著。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中存在一個較大的誤區：司法機關重視的只是如何利用被害人打擊犯罪，被害人處于一種從屬的地位，沒有獨立的訴訟地位，其合法權益也常常被忽視。張麗在從美國回復記者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對“被告已被判刑12年，你還要堅持民事訴訟，原因在哪里？”這一問題這樣答復：“我現在國外，這里小貓、小狗抓傷了人都要賠償，何況我是人啊！”正如德國著名犯罪學家施奈德所言：“對于受害者說來，與其說賠償具有金錢方面的意義，不如說他們更重視賠償是代表國家和社會的法庭以及罪犯本人承認他作為人的價值的表示。比起國家賠償來，受害者更愿意得到罪犯的賠償。他們傾向于要求罪犯賠償，不想依賴國家的慈善捐助。受害者非常重視法庭宣布：作案人傷害了受害者，必須支付賠償。他們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得到司法體系對自己的尊重和承認。”② 對人的價值、人格的尊重，是對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
美國一些學者的調查研究表明，強奸案中受害人往往存在著一種被稱為“沉默的強奸反應”現象，即大多數受害人（有關專家估計達80%以上）不愿舉報，甚至也不向包括母親和丈夫在內的任何人提及此事。③因此，大多數強奸犯罪事件被隱瞞起來，并未納入警方統計之中。“強奸的發生率很難測定，盡管所報告的強奸案占所有暴力犯罪的5%——大約2000個女子中每年就有一個被強奸——但是據估計每10個真正被強奸的人中只有一個報告警方。每20個強奸者大約只有一個被逮捕，每30個強奸者中只有一個被起訴；而且每50個強奸者中只有一個被定罪”。④性開放的美國尚且如此，我國會有多少強奸犯罪分子逍遙于法網之外呢？蘇力教授在《法律規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分析了一個在農村發生的強奸私了案件。被害人為什么會選擇私了，而不愿向司法機關舉報？因為如果她請求嚴格執法，她可能失去很多未來的利益，或者準備承受許多“成本”，她不能不認真考慮到這些可能的后果。而另一方面，如果她選擇私了，她不僅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保護她的名聲，較少承擔那些可能發生的后果的風險，而且她及其家庭可以得到一筆賠償。這筆錢對一個不富裕的農民家庭來說，是不能輕視的。⑤ 功利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對于被害人的這種“理性”抉擇我們不應單純指責，而更多的應該是對現行司法體制的反思，因為象案例中張麗那樣的烈性女子畢竟是少數。賦予強奸犯罪被害人損害賠償請求權，可以明顯增加被害人與犯罪人做斗爭的收益，鼓勵被害人與強奸犯罪做斗爭，遏制強奸犯罪。試想，如果不但可以將犯罪人繩之以法而且還可以獲得合理甚至巨額賠償，那么，還有多少被害人會保持沉默？ 從另一個角度說，這也是對被害人所遭受的訴訟傷害的必要補償。
張麗案中的犯罪人劉某在法院判決賠償8萬元后立即上訴，其實強奸犯罪人拒絕向被害人賠償是一種普遍現象。一項調查以色列和美國強奸犯對其被害人的態度的研究證實，約有一半的美國罪犯（47%）和2/3的以色列罪犯（61.9%），否認其給被害人造成了任何損害。該研究還證實，以色列和美國的罪犯（包括承認給被害人造成損害的罪犯）幾乎都毫不例外地都不愿意給被害人以賠償（以色列88%，美國占91%）。⑥有一種觀點認為，強奸犯在犯罪過程中運用了將犯罪中立化的技巧。① 根據這種觀點，如果犯罪人承認給被害人造成了損害并給予被害人賠償就等于破壞了罪犯的自我形象。強奸是對于被所有社會包括犯罪社會（CRIMINAL SOCIAL）所接受的道德準則的違犯。作為侵犯這一道德準則的犯罪的結果，罪犯心理上出現了不平衡，同時存在著要求重新恢復平衡的強烈壓力。這就是為什么罪犯要采取中立化技巧的原因所在；他們否認曾經傷害過被害人，拒絕向被害人賠償，這樣就不感到自己曾經違犯過那項道德準則，而使心理平衡得以恢復。從這個意義上說，讓犯罪人向被害人賠償還可以促使他們認識自己的罪行，有利于對他們的矯治。
三、幾點思考
2001年2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若干問題的解釋》是我國人格權法律保護的重大進步，但遺憾的是遺漏了貞操權。有些學者主張貞操權精神損害賠償應包括在該司法解釋第一條第二款中的“其他人格利益”的范圍之內。另有一些學者則主張貞操權可以看成是名譽權、身體權、健康權、人身自由權等多種權利的組合，因此亦可據此要求精神損害賠償。這些都不過是帶有補漏性質的觀點，我國當前應該明確立法建立強奸犯罪被害人貞操損害賠制度。強奸犯罪人獲得賠償應是一種普遍現象，而不應是個別的案例。
《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也就是說由于犯罪引起的精神損害賠償，不屬于刑事案件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因此，張麗作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起訴被駁回，張麗不得不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筆者認為，對于強奸犯罪貞操損害賠償宜采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而不宜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理由如下：其一，符合訴訟經濟原則。無論是對于法院還是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都會增加訴訟成本；其二，有利于對被害人的保護。強奸是一種涉及被害人隱私的犯罪，多一次訴訟就意味著被害人多遭受一次訴訟傷害，意味著強奸所帶來的從屬傷害的加重；其三，強奸也可能會對被害人造成物質損失，如果被害人刑事訴訟中同時提出物質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顯然，采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更為適宜。其四，從舉證責任的角度說，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原則上由附帶民事原告舉證，但司法機關亦有證明責任，而在民事訴訟程序中舉證責任在原告即被害人。司法實踐中被害人要單獨完成舉證責任是很困難的，因此，采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有利于對被害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另外，采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可以盡早息訟，這也有利于犯罪人安心改造。
雖然存在片面夸大強奸犯罪被害人責任的偏見，但是，如果確立貞操損害賠償制度，那么強奸犯罪中被害人的責任問題不可回避，當然其目的不在于單純地責任被害人，而在于司法公正。被害人學研究表明，犯罪事件是雙方當事人相互作用的結果，在許多強奸犯罪中，被害人的責任是一種客觀存在。② 矯枉要避免過正，在確定犯罪人的賠償責任時，應按過失相抵原則公平合理的確定犯罪人的賠償責任。
犯罪人的賠償范圍，應包括以下幾項：（1）侵害貞操權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這種經濟損失主要包括強奸致使被害人受傷的醫療費、流產、生育費用及營養費、感染性病的治療費等，以及因強奸而給被害人造成的其他經濟損失；（2）精神利益和精神痛苦的損害賠償。同時，還可以判令被告人承擔非財產性民事責任，如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
[本文原載《法學》2001年第11期]
*作者簡介：姚建龍（1977—），男，江西省永豐縣人，華東政法學院青少年犯罪專業法學研究生。已在《法學》、《中國青年研究》、《中國司法》、《犯罪研究》等雜志上發表論文十余篇，合著《女性性犯罪與性受害研究》（即將出版）。主要研究方向：犯罪學。聯系方式：華東政法學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郵編：200042；電話：013917330369；電子信箱：yaojian7244_cn@sina.com yaojianlong@sohu.com
① 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頁。
② [美]珍尼特?希伯雷?海登、B?G?羅森伯格：《婦女心理學》，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267頁。
③ 王利明、楊立新、姚輝：《人格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頁。
① [德]施奈德：《國際范圍內的被害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 頁。
② [德]施奈德：《犯罪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國際文化出版公1990版，第.847頁。
③ [美]珍尼特?希伯雷?海登、B?G?羅森伯格：《婦女心理學》，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頁。
④ [美]邁耶?薩門：《變態心理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⑤ 蘇力：《法律規避及法律多元》，載《中外法學》1993年第6期。
⑥ [德]施奈德：《國際范圍內的被害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頁。
① [德]施奈德：《國際范圍內的被害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28頁。
② 姚建龍：《強奸犯罪被害人責任研究》，載《青少年犯罪研究》200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