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亞利 ]——(2010-10-27) / 已閱5895次
刑事訴訟參與人權利保障淺析
劉亞利
刑事訴訟參與人，是指除執行職務的司法工作人員以外的依法參與訴訟，享有一定權利和承擔一定義務的人。人民法院刑事審判過程中，刑事訴訟參與人的權利保障程度關系到人民法院司法審判的公平正義、司法權威的彰顯、以及公信力的提升，意義重大。
《刑訴法》第九十三條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首先訊問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為，讓他陳述有罪的情節或者無罪的辯解，然后向他提出問題。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刑訴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三款規定：“審判人員可以訊問被告人”。 根據上述法律規定，法官在庭審中應有與偵查人員同樣的權力，即對被告人有訊問的權力。但審判人員若站在控方立場上，訊問被告人過多或直接要求被告人直接供述其犯罪經過的話，則存在以下弊端：一是已把被告人當犯罪人看，先入為主，有罪推定。二是作為刑事被告人被控犯罪，應是控方的責任，法官直接讓被告人當庭供述犯罪經過，有使被告人自證其罪之嫌。三是法官的庭審地位是居中裁判，控辯式庭審活動就是要使控辯雙方‘打架’，庭審法官耐心聽訴，努力保持控辯雙方平衡，不宜以控方身份要求被告人供述犯罪。這樣做，可能使法官有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之虞。當然，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及確實需要查明的案件事實完全可以訊問被告人，這里講的是要確立自己的中立地位。即使需訊問也應參照偵查人員的訊問方式。庭審實踐中，還有的法官直接站在控方一邊，如說，“不如實供述犯罪，認罪態度不好，從嚴處罰”等，給被告人直接施壓，尤其對沒有辯護人的被告人在心理上會造成較大的壓力，心想法官都說我有罪了，如不配合就可能被重判。這種做法，究其根源在于上世紀80年代的“嚴打”時期過分強調公、檢、法配合等多方面因素所形成的。
一、被告人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時的處理
《刑訴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而實務中，控方包括偵查機關有時怠于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從輕處罰或無罪的證據。尤其在刑事公訴一審案件的審理中，公訴人重打擊的意識根深蒂固，當然這樣意識無疑是正確的，但兩者不宜偏廢。據筆者所在法院在一審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控方常有怠于提取、提交被告人罪輕證據的情況。尤其在被告人文化水平較低情形下，庭審中難以發現其有從輕情節，但上訴到二審卻有新證據證實其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成為二審改判、發回重審的主要原因。嚴重動搖了一審判決既判力，使一審審判的穩定性、權威性受到挑戰，造成司法資源浪費。筆者認為，出現上述這樣問題原因較多，作為庭審法官也只能做到明察秋毫，尤其要仔細查證被告人第一次被偵查人員訊問時的筆錄，看其是否有自首情節；在被告人陳述其有立功等情節時，法庭應休庭要求公訴方及時提取或法庭協助提取相關證據，否則很容易導致漏掉被告人法定從輕處罰的情節。由于被告人被采取強制措施后，取證的能力有限�？胤街饔^上有時也怠于收取被告人無罪或罪輕證據的情況下，一審草率下判，被告人一般不會服判，上訴后極易導致一審案件被改判、發回等情況的發生。
二、被害人權利的保障
《刑訴法》關于被害人的權利保護比較籠統，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刑訴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被害人只有在人身權遭受損害和財產被損毀后造成經濟損失方可提起附帶民事賠償。其它情況遭受的損失，可通過追繳等措施補救。實務中，被害人作為刑事訴訟當事人可能除經濟賠償難以彌補外，而對關系自己切身利益案件的知情權、參與權也受到較大限制。首先，庭審一般不通知被害人出庭，這無疑變相剝奪其參與指控犯罪的權利。其實在對涉及人身權的被害人來說，應是最直接的目擊證人，出庭是其權利又是其義務，實務中，即使被害人做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出庭，也對刑事指控證據不能發表質證意見。其次，對于刑事裁判文書，實踐中也并未完全送達被害人，難以保障其對案件判決的知情權，有可能使被害人失去了要求公訴方提起抗訴的機會。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人們對公訴方指控被告人犯罪依賴度較高，同時被害人法律意識淡漠也是其中原因之一。鑒于以上情形，筆者認為，人民法院應從保護被害人利益出發，嘗試被害人出庭指證犯罪和發表質證意見（當然強奸等涉及隱私的被害人例外）。其次要依法及時送達被害人法律文書，賦予其知情權，保障其依法請求檢察機關抗訴等權利。當然，要求被害人出庭，還需法律進一步明確規定。
三、證人、鑒定人庭審權利
《刑訴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刑訴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鑒定人應當出庭宣讀鑒定結論，但經人民法院準許不出庭的除外”。根據以上法律規定和相關的司法解釋，證人、鑒定人一般都應出庭，不出庭當屬例外。而實踐中，證人、鑒定人出庭的機率極低，出庭反成例外。究其原因，也有審判人員對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的觀念不強的因素，總認為，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責任在控方，法庭主持庭審即可，從而在實務中，當被告人對被控案件事實或對鑒定結論有異議時，有些審判人員反而要求被告人提出有效抗辯理由和證據。混淆了舉證責任應在控方的基本要求，或自覺不自覺地擔當了鑒定人的角色。存在這種心理主要是怕麻煩和對被告人權益漠視等多種因素造成的。鑒于此，對被告人有異議的關鍵證人證言及鑒定結論，審判人員應慎重處置。應嚴格遵循《刑訴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要求傳喚證人，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詢，通過當庭質詢一些專業性問題或主要事實都會明明白白地呈現于法庭，提高庭審效率和審判人員認證的透明度，同時也消除了當事人與審判人員誤解。當然，證人、鑒定人出庭的相關配套法律還不健全，要完善之仍需時日。筆者的意思是審判人員應盡可能創造條件，促使刑事案件證人、鑒定人出庭，增強庭審效果。
北安市人民法院 劉亞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