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貴 ]——(2010-11-3) / 已閱8736次
簡要闡述少數民族犯罪的司法控制
錢貴
少數民族犯罪司法控制是少數民族犯罪控制的重要環節。 “嚴打”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實踐與反思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犯罪具有特殊性，更多地受到地理因素、文化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是否更進一步地影響到嚴打的效果?如何在民族地區執行嚴打，如何在兩少一寬與嚴打之間實現平衡，都需要進行探討。
根據筆者對民族地區的嚴打斗爭的觀察，嚴打政策把握失當的問題，總結起來包括：其一，嚴打的對象的界定失當。中央提出的“嚴打”的對象都是非常明確和具有針對性的。但是，這種限定需要與民族地區的司法實踐結合起來。部分地區在嚴打過程中，對因文化習俗不同引發的犯罪也進行嚴打，從而拓寬了嚴打的對象范圍。其二，嚴打與“兩少一寬”的協調問題。“兩少一寬”作為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經過數十年的檢驗，發揮了維護民族地區治安穩定和民族文化認同的功效。應當說，它是一條成功的并且相對于適用于全國的其他刑事政策，是一條考慮到犯罪地理學和犯罪人類學的特殊的刑事政策。“兩少一寬”與嚴打在民族地區應當同時適用，在一定意義上說，“兩少一寬”作為特殊的刑事政策還應當優先使用。但嚴打期間不考慮兩少一寬的做法，是置民族刑事政策于不顧，是極端錯誤的。
1．民族地區嚴打對象需要重新界定
從我們已經展開的三次嚴打整治斗爭來看，都指向嚴重的刑事犯罪。從1983年和1990年的嚴打斗爭來看，圈定的對象都是當時意識形態和社會體制下的最為嚴重的刑事犯罪類型和方式，但當時為了穩定治安局勢，沒有照顧各地區的實際情況。2001年展開的嚴打斗爭對象指向有組織犯罪、帶黑社會性質的團伙犯罪和流氓惡勢力犯罪、爆炸、殺人、搶劫、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和盜竊等嚴重影響群眾安全感的多發性犯罪作為重點。但這次中央的部署中要求各地區可以在此基礎上結合當地瞄實際，明確打擊重點。正如張穹同志指出：“嚴打”刑事政策在始終不渝地嚴厲打擊重大自然犯的同時，針對各個時期的社會現實，有針對性地打擊法定犯。①這種趨勢需要注意。因為民族地區地域偏僻、經濟落后、文化不發達，自然犯的范圍與漢族地區有所不同。比如，對于搶親案件中的“強奸”行為，不能一律按照嚴打來加以處理;又如，對于因民族封建迷信而發生犯罪不能一律采取嚴打措施。如果對此類犯罪采取嚴打，會使法律與政策在民族地區的進一步推行受到阻撓。此外，越來越多的法定犯進入“嚴打”的視野，更會導致嚴打的全國性刑事政策與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相脫節。比如，部分民族地區農牧并舉，國家法律允許制售和持有獵槍。對于民族地區的涉槍犯罪不能一律采取嚴打措施，部分牧民以制售槍支并出售給鄰舍為業，不能“從重從快”地給予處理。針對國家統一部署的嚴打整治斗爭，各少數民族地區可以考慮適應本民族地區的民族特點、風俗習慣在統一限定的嚴打對象的基礎上進一步確定嚴打的對象，以更好地維護民族地區的治安穩定和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
2．協調兩少一寬與嚴打的關系
“兩少一寬”刑事政策與嚴打刑事政策從政策精神和總體趨向上講是一致的。民族自治地區，既要堅定不移地貫徹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方針，又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兩少一寬”刑事政策。政策的指導精神上都是為了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治安穩定問題，總體趨向上是趨向于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因而，在適用兩項政策處理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犯罪時需要注意如下問題：
第一，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犯罪中嚴重犯罪必須從重從快，不應當搞例外。但是，兩少一寬作為一項特殊的刑事政策，如果滿足一定的條件，應當按照“一般之例外適用例外”的原則進行處理。
第二，根據犯罪類型加以判斷，是否對嚴格地執行嚴打政策。嚴打的依據是犯罪的輕重，而犯罪的輕重是群體對犯罪的感受程度。民族地區因風俗習慣而產生的犯罪，一般能夠得到本民族公民的諒解和寬容。考慮到這種因素：對于少數民族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一般不做從寬處理，如在嚴打范圍內應當嚴厲打擊，從重從快;對于實施故意殺人、搶劫、重大盜竊、強奸等嚴重侵犯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的犯罪(這里不包括因風俗習慣而發生的案件)，如在嚴打范圍內應當嚴厲打擊，從重從快;對于因破壞婚姻自由或爭山林墳地等發生集體械斗的類似的民族地區的侵犯人身權利的犯罪，即使在嚴打范圍內，應當略作調整，按“兩少一寬”政策處理。
第三，少數民族犯罪與漢族犯罪的處理相比較，應當有所區別。前述按照犯罪類型鑒別是否嚴打可以說是一個原則，比如對涉及與少數民族特有的生產生活方式、民族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有密切聯系的違法犯罪行為，一定要正確適用刑法及“兩少一寬”政策慎重處理。但對于屬于嚴打范圍內的少數民族犯罪，處理時也應當有所區別。比如，對于采取有組織方式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實施嚴打，也必須講究政策，略為從寬。當前，國際敵對勢力對我國的顛覆破壞活動加劇，達賴集團、民運分子、臺獨勢力以及法輪功邪教組織活動猖獗。處理此類少數民族犯罪案件時，必須從維護祖國的統一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穩定出發，一方面給予嚴厲的懲治，另一方面體現政策對少數民族公民的從寬精神。
北安市人民法院 錢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