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飛 ]——(2010-11-10) / 已閱8950次
試論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
李飛
一.立法背景及概述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在這次修正案中針對社會中突顯出的各種犯罪問題增加了許多新的罪名及相關規定，如針對證券交易中“老鼠倉”問題；增設“組織領導傳銷罪”；增設“非法獲取、泄露公民個人信息罪”等等。而最令人關注的是修正案第十三條增加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規定。
近年來，我國查處的領導干部受賄犯罪中，領導干部身邊的如配偶、子女和情人等參與犯罪的現象屢有發生，而現行刑法對此有無相應規制�；诖耍譃閰f調國內立法與國際立法如《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之要求，《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利用該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原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實施前款行為的，依照前款規定定罪處罰”。本罪名突破了傳統受賄罪的主體范圍，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受賄罪對犯罪主體規定的缺陷。
二．關于此罪主體爭議的幾點看法
本罪名的犯罪主體主要包括三類：（離職）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與（離職）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和離職國家工作人員。目前來看，存在爭議的有以下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理解近親屬和關系密切的人，二是國家工作人員能否成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以下試分述之。
�。ㄒ唬敖H屬”的認定應以刑訴法為準。
由于我國刑法并未明文規定近親屬的范圍，而“刑修七”頒布后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對此尚無進行解釋，理論界對此存在爭議。 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參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理解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中上的近親屬的范圍。根據《刑事訴訟法》第82條之規定，近親屬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另一種見解認為，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2條的規定：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很明顯，后者近親屬的范圍大于前者。筆者認為，考慮到民法和刑法本身的性質和價值取向不同：前者是私法、任意法，著重調整平等主體間的財產和人身關系；后者是公法、強制法，任務在于保護國家、社會和個人法益。后者涉及到國家權力和個人權利之間的關系調整，加之刑法的保障人權機能要求限制刑罰權的啟動，因此對于刑法中概念的界定不可不慎重。另外，國家追懲犯罪的實現需要實體法和程序法的相互配合，刑訴法是程序法，因此，唯有刑法中的概念與刑訴法中的概念相協調一致，方能有效實現國家司法權，達到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目的。綜上所述，筆者以為前者的意見更加妥當。
�。ǘ┢饘嵸|影響的“關系密切人”方可構此罪。
在“刑修七”之前，出現了所謂“特定關系人”的提法，體現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在界定關系密切人的概念中，該意見應當值得借鑒。該意見第11條規定：本意見所稱“特定關系人”，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在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舉行的“刑修七”座談會上，著名刑法學者王作富教授在該意見的基礎上對關系密切人的概念做了更加詳盡的闡釋。他指出：“關系密切的人主要指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男女雙方存在著正�；虿徽５母星殛P系，表現親密，超出一般同志關系；第二種是近親屬之外的親戚朋友，因為雙方存在共同利益關系從而形成密切關系的人；第三種是因為情趣相投而形成密切關系的人，如酒友、棋友、牌友等等�！� 筆者以為，上述對關系密切人范圍的概括有一定道理，但是從形式上進行列舉，未能把握此概念的核心，作出實質性的定義。本罪名稱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顧名思義，本罪的主體是憑借其與國家工作人員存在一定關系，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能給行賄人帶來好處來收取行賄人的賄賂。本罪主體與國家工作人員存在一定關系僅是表象，實質上說，構成本罪主體的一定是能夠對國家工作人員的決策產生實質影響的人。否則，本罪名與詐騙罪就無法區別開來。因為現實上存在一種情況，行為人打著是某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的旗號（事實上確實是該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允諾為他人辦事而受賄或索賄。但實際上行為人與該國家工作人員感情早已破裂，換言之，行為人根本沒有能力去影響該國家工作人員使其為行賄者謀取不法利益。那么該行為人就只能構成詐騙罪，而不是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因此筆者以為，所謂關系密切的人，形式上看，可以列舉為如情婦、摯友以及其他存在共同利益關系的人，但實質上，是能夠對國家工作人員的決策行為產生一定影響的人。這種混合式的定義方法，有助于劃清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界限。
�。ㄈ﹪夜ぷ魅藛T不能排除在此罪主體之外。
這也是本罪名中爭議較大的一個問題，存在肯定說、否定說和折中說之爭。首先，筆者不贊成否定說的基本觀點。正如前述，本罪的犯罪主體包括（離職）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與（離職）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和離職國家工作人員三種類型。除了最后一種以外，法律并未明文規定國家工作人員不能構成本罪主體，換句話說，每個個體都在社會中扮演著多重的角色，也即擁有著多重的身份。即便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和關系密切的人，也完全有可能本身就是國家工作人員。既是國家工作人員又是近親屬的情況并非罕見和不能想象。因此，否定國家工作人員成為本罪主體的觀點是與法律明文規定不相符的，是違背罪刑法定的。其次，折中說看來，肯定說和否定說都是比較草率的結論。 論者將影響力按來源不同區分為權力性影響力和非權力性影響力，前者來源于行為人因職務、地位而擁有的權力，后者來源于行為人自身的因素，如品格、才能、情感等。由此得出結論，國家工作人員既可能擁有權力性影響力，也可能擁有非權力影響力，當其運用非權力性影響力而收受財物時，便構成本罪，反之，則符合斡旋受賄的犯罪構成，構成普通受賄罪。筆者反對這種觀點，而支持肯定說。原因在于折中說的按照行為人對國家工作人員施加影響的性質（權力性還是非權力性）來區分，是缺少法律依據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斡旋受賄的犯罪構成有著相似之處，表現在都存在一個三方的關系，即利用者（受賄人）—被利用者（國家工作人員）—行賄人。具體說來，即受賄者利用其對被利用者的影響力來為行賄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因此，當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影響力來收受賄賂時，實際上是同時觸犯了普通受賄罪（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這兩個罪名，因為這二者侵犯了同一法益，因此這種情形應屬于法條競合，應按照特別法優于一般法或者重法優于輕法的原則進行定罪量刑。
三. 小結
受賄犯罪嚴重地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有的同時還給國家財產造成重大的損失。近年來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社會威望及職權上的地位進行受賄的行為日趨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刑法修正 �。ㄆ撸┩黄菩缘貙夜ぷ魅藛T的近親屬以及關系密切的人納入了受賄罪的主體范圍，擴大了受賄罪的主體范圍，這也是對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受賄罪形式和手段多樣化的一種與時俱進的立法規制，體現了我國刑事立法的時代性與前瞻性的特點。
李飛 西北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刑法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