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勝宇 ]——(2010-11-21) / 已閱8823次
試論公眾人物人格權的限制和保護
王勝宇
一、公眾人物的概念和分類
公眾人物的概念濫斛于1964年一起在美國傳媒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例—沙利文訴《紐約時報》案，在該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布倫南大法官首次提出了“公共官員”(Public offcial)的概念，他認為“公共官員的問題辯論應當是無拘束、熱烈和完全公開的，可以對政府和公共官員進行猛烈、辛辣、令人不快的尖銳攻擊”。《紐約時報》案中雖然只產生了“公共官員”的概念，但實際上已形成了公共人物的概念。三年以后，在巴茨案件中，法院提出了公眾人物的概念。首席大法官沃倫對公眾人物的概念界定為:“公眾人物是指其在關系到公共問題和公共事件的觀點與行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與政府官員對于相同問題和事件的態度和行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當。”本案的判決雖然沒有明。確界定什么是公眾人物，但實際上法院認為公眾人物都涉及到公共利益。
公眾人物并不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是一個為了保護言論自由、限制名譽權和隱私權而創設的概念，它更多地應用在誹謗法和隱私法中。按照美國有些判例的分類，公眾人物可以包括三類人:一是在政府機關擔任重要公職的人員。一些案例中，法官將其稱為“完全目的的公眾人物”(public figure for all purpose)，此類人擁有極大的權力和影響，如吉米•卡特等人，他們的活動、言行都關系到公眾的知情權問題，對他們的隱私、名譽應作必要的限制。在一些案例中，法院認為，這些人在社會事務中具有特別出眾的作用，他們都是一些著名的、有影響的人，因此必須要由其舉證證明侵害人具有實際惡意或重大過失，才能對其名譽損害進行補救。但這并不是說，所有的公職人員的隱私都不應得到法律的保護，如果某人的職位過低，也沒有必要作為公眾人物對待。按照西方的傳統，高官無隱私，只有高官的隱私權才受到限制。二是自愿的公眾人物(public figures vol-untarily)，也稱為“有限目的的公眾人物”( limited purpose public figure)，即指影星、歌星、體育明星等公眾人物。這些人的行為涉及公眾的興趣和娛樂生活，這種公眾興趣雖然不是公共利益，但涉及到公眾的利益，因此在法律上也有必要從維護大眾的利益考慮對其名譽、隱私等人格利益進行限制。三是非自愿的公眾人物(public figures involuntarily )，指某些人本身不是公眾人物，不會引起公眾興趣，更不會涉及到公共利益，但因某些事件的發生而偶然卷人其中從而成為“公眾人物”。偶然的公眾人物具有暫時性，隨著這些事件的“降溫”，這些公眾人物又回歸到普通人物的行列了。在美國法中，“公眾人物可以是偶然的，他們由于莫名的運氣偶然地卷人某公共事件，這些人通常是很少的”。當然，公眾人物作為一個抽象的概念，其內涵和外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即便在美國，關于公眾人物和非公眾人物的標準仍然是模糊不清的，至今美國判例對其所作的解釋也各不相同。例如，在某些情況下，醫生作為職業者并不屬于公眾人物，但如果他對衛生管理署作證證明某個藥品有危險，就有可能被作為公眾人物對待。
公眾人物在人格權的保護上有自身的特點，適用不同的規則，其與非公眾人物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公眾人物是一個特有的概念，其只能是自然人，而且僅指擔任社會公職和具有社會影響的自然人，法人不能成為公眾人物。應當看到，一些政府機關和社會團體的名譽權也會受到限制，但對這些機關和團體不能因其人格權受到限制而認為其屬于公眾人物。因為一方面，公眾人物只能是個人;另一方面，隱私權、肖像權等作為公眾人物受到限制的主要人格權利，本身只能為自然人所享有，而不能由法人享有。法人即使具有知名度，也只能說其信用較好，這和公共利益沒有什么聯系。
第二，公眾人物具有公共性。此處所說的公共性，是指公眾人物因擔任公共職務或者在社會公共生活中具有較高的知名度，而在其身上存在著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眾的興趣。對于公職人員或知名人士而言，其言行品德往往關系到社會公共利益。在一些特殊的領域、行業，有一些著名的人士，如商賈名流，他們的言行也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公眾對他們的財產、婚姻家庭等情況也會有濃厚的興趣。由于公眾人物身上存在著公共利益或公眾興趣，所以與非公眾人物不同，無論公眾人物是否愿意，法律基于維護公共利益或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以及加強社會監督的需要等考慮，都有必要對公眾人物的某些人格權作出必要的限制。
第三，公眾人物的概念常常與大眾傳媒聯系在一起。因為一方面，公眾人物本身就是隨著大眾傳媒的發展而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對公眾人物人格權的利用也主要發生在大眾傳媒報道時。另一方面，公眾人物一般比非公眾人物更接近媒體，因而有能力在遭受侵害之后通過在媒體上陳述哪些是虛假的哪些是真實的來減輕損害。盡管在誹謗案中涉及公眾人物時也要證明有過錯，但其標準顯然是非常嚴格的，因為由媒體證明其所披露事實的真實性是非常困難的，將會導致妨礙言論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美國法中產生公眾人物的概念并對公眾人物的隱私、名譽等權利作適當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維護言論自由，例如，在美國法上對公眾人物適用實際惡意的標準，但對非公眾人物則不能適用這一標準。
如前所述，關于公眾人物的分類，在美國法中有所謂完全目的、有限目的及非自愿的公眾人物的分法。這些分類標準大多是從實際案例的判決需要出發而形成的，并不完全符合邏輯，也不一定精確，更毋論普遍適用于各國。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我認為可以將公眾人物分為兩類:一是政治公眾人物，主要指政府公職人員等國家官員;二是社會公眾人物，主要包括:公益組織領導人;文藝界、娛樂界、體育界的“明星”;文學家、科學家、知名學者、勞動模范等知名人士。這種分類的意義在于:前者更多地涉及到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輿論監督的問題;后者則是因為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而在社會生活中引人注目，主要涉及到公眾興趣的問題。
至于固有的公眾人物和偶然的公眾人物的劃分，并不十分科學。在我國沒有必要采用偶然的公眾人物這一概念，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對于哪一些人士應當屬于偶然的公眾人物本身缺乏準確的判斷標準，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官的個人判斷。例如在美國某個案例中，原告的妻子跳樓自殺，被告正好拍攝到其跳樓的瞬間，并將其作為新聞來披露，法院認為原告的妻子在跳樓的一瞬間成為了公眾人物，因此被告的行為并不構成侵權。自然本案的判決受到了一些質疑，依據Powell大法官在Gertz案中的見解，局部性公眾人物是“自愿”地投人公共爭議中，因此原則上沒有“不自愿”的公眾人物。可見偶然的公眾人物概念本身即給予了法官過大的自由確定公眾人物的權利，這顯然不盡正確。第二，偶然的公眾人物本身是普通公民，盡管他們在卷入到某個爭議事件中時引發了公眾興趣，也只能說該事件涉及到了公共利益和公共興趣，而對于該事件的報道，則不應當擴張到對有關個人隱私等方面的利益進行限制。如果按照偶然的公眾人物這一概念的提法，孫志剛、齊玉菩等應當屬于偶然的公眾人物，某人生了三胞胎或某人中了體育彩票而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也應當屬于偶然的公眾人物，那么勢必要適用公眾人物的標準而對這些人的人格權利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這顯然是不妥當的。
三、公眾人物人格權的限制
公眾人物概念的產生在很大程度_L是為了對其人格權的限制提供合理性，美國沙立文訴《紐約時報》案中首次確立“公共官員”的概念，即是為了對公眾人物的人格權提供合理的限制。我國近年來出現的涉及公眾人物的案例中，也都提出了對公眾人物人格權的限制問題。我認為對公眾人物的人格權應當作適當的限制，理由如下:
第一，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滿足公眾興趣的需要。一方面，公眾人物尤其是政治家等，其財產狀況、言行舉止以及他們所從事的活動常常關系到公共利益，理應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以強化對其的社會輿論監督。陽光是最佳的防腐劑，對公眾人物的隱私權進行必要的限制，對于反腐倡廉也是有意義的。另一方面，公眾對國家高級公務人員或社會知名人士在心理上非常關注并有了解、知情的愿望，公眾人物的某些隱私問題成為“新聞事件”并由此可被自由陳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個人隱私應受法律保護，但當個人私事甚至隱私與最重要的公共利益發生聯系的時候，個人的私事就已經不是一般意義的私事，而屬于政治的一部分，它應成為新聞報道不可回避的內容。”
第二，協調輿論監督權和人格權保護的需要。在二者發生沖突的時候，應當側重于保護輿論監督的權利，因為輿論監督的權利畢竟關系到公共利益的維護。正如法院在2002年范志毅訴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侵犯名譽權糾紛案的判決書中所宣稱的:“即使原告認為爭議的報導點名道姓稱其涉嫌賭球有損其名譽，但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對媒體在行使正當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可能造成的輕微損害應當予以容忍與理解。”在中國新聞輿論監督機制仍不健全，輿論監督的作用發揮不夠的背景下，為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和反腐倡廉工作，為了對新聞工作者所從事的正當的輿論監督實行特殊保護，以鼓勵新聞工作者大膽行使輿論監督權利，尤其需要對公眾人物的人格權作出必要的限制。更何況公眾人物較之普通人，有更多的機會和條件接觸新聞媒體，從而澄清事實，為自己辯護。
第三，保障公民知情權的需要。知情權與隱私權是相對應的概念，要限制公眾人物的隱私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保障公眾的知情權。保障公民知情權的最重要手段，是要保障公民最大限度地從新聞媒體中獲取真實信息的自由。在許多情況下，公民的知情權會涉及到社會公共利益，例如對突發的傳染病進行及時報道能夠有效地提醒人們加強警惕，控制傳染病的傳播擴散;而對一些公眾人物的財產等隱私依法予以披露有助于反腐倡廉等。公眾人物擁有特殊的地位、聲譽或者職權，他們應當負擔接受民眾監督的義務，因為滿足公民知情權的需要，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說是滿足社會成員共同利益的需要。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勝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