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青林 ]——(2010-12-20) / 已閱8764次
南通明康復合材料有限公司與錢某等侵犯商業秘密糾紛上訴案
唐青林
一、案件來源
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2007)通中民三初字第0260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08)蘇民三終字第0159號判決書。
二、案件要旨
在發生職工與原用人單位的客戶進行業務往來的情形時，如果能夠證明該客戶是基于對職工個人的信賴而與職工所在單位進行市場交易，該職工離職后，能夠證明客戶自愿選擇與自己或者其新單位進行市場交易的，應當認定沒有采用不正當手段，未侵犯原用人單位的商業秘密。但職工與原單位另有約定的除外。
三、基本案情
原告明康公司成立于1992年，為生產銷售玻璃纖維增強塑料制品的企業，產品以外銷為主。公司成立后通過參加國內外各種展會等形式，投入人力、物力、財力，開發、建立了自己的國際市場客戶經營信息網絡。在經營過程中，明康公司制定了保密制度，將公司營銷策略、營銷渠道、客戶名單、經營決策等事項作為商業秘密要求全體員工保密，還特別與相關接觸該類信息的員工簽訂《公司商業秘密保護協議》，約定員工在公司工作期間不得以任何手段侵犯公司的商業秘密、不得利用公司的商業秘密私自或與他人聯合生產、經營同類產品，違反保密義務的員工應支付違約金5萬元并承擔損失賠償責任；員工離職時應當與公司重新簽訂保密協議，因故未簽訂的，原保密協議繼續有效等。
2004年至2006年，明康公司與英國順吉安踏公司、英國順吉國際公司、臺灣中凡公司、日本U-系統公司等九家國外客戶均成交過玻璃纖維制品的買賣業務。
錢某（英文名Angela）1998年進入明康公司工作，擔任銷售部副經理，參與了明康公司主要外貿客戶的開發，并主要負責對外銷售客戶的聯系與維護、合同談判與簽訂、外貿單證的制作等事務。錢某于2006年末離開明康公司，離開明康公司時，其于2006年11月與明康公司總經理周某聯名向包括上述客戶在內的其所聯系的所有國外客戶發出傳真，正式通知各客戶錢某的工作已經更換、其工作已移交給周某，并告知了周某的聯系信息。
順吉公司成立于2005年9月，經營范圍包括玻璃纖維增強塑料生產、銷售；裝飾材料、建筑材料的銷售等。公司設立時股東為金某、張乙，法定代表人為金某。錢某與金某系親屬關系，錢某參與、指導了順吉公司的設立。順吉公司成立的次日，張乙的股份即轉讓給英國人Stephen Markscurrell,Stephen是英國順吉國際公司的董事、英國順吉安踏公司的代表，并代表英國順吉國際公司接受張乙在順吉公司的股份。順吉公司成立后與英國順吉國際公司、英國順吉安踏公司、臺灣中凡公司等公司先后發生過玻璃鋼格柵的買賣業務。
后明康公司以錢某、順吉公司侵犯其商業秘密為由向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發生本案訴訟后，臺灣中凡公司、日本U-系統公司均出具聲明稱其與順吉公司進行交易時經過其評估后再予以確立的，無任何不正當因素。此外，2006年5月，英國順吉國際公司與葡萄牙STEP公司有玻璃鋼格柵的買賣業務往來，并將與葡萄牙STEP公司的部分業務指定給順吉公司處理。
四、法院審理
一審法院認為：明康公司通過舉證，已證明與主張構成其商業秘密的八家客戶形成了長期穩定的交易關系，該些客戶信息在相同經營領域內不為相關人員普遍知悉，具有秘密性；且明康公司與該名單上的客戶曾達成了百萬美金的業務，故其價值性、實用性顯而易見；同時，明康公司還采取了制定保密制度，與員工簽訂保密協議等保密措施。故可以認定包括英國順吉安踏公司、英國順吉國際公司、臺灣中凡公司、日本U-系統公司等八家客戶信息（新加坡K制造公司僅發生過1筆交易，屬于偶然的交易）構成明康公司的商業秘密。
雖然順吉公司在訴訟中自認其與英國順吉國際公司、英國順吉安踏公司、臺灣中凡公司等六家公司進行過玻璃纖維制品的買賣（同時其也證明了英國順吉安踏公司和英國順吉國際公司是其實際投資人，故其掌握投資人的信息具有正當性，而其與葡萄牙STEP公司的業務來自于英國順吉國際公司的業務分配，也可認定順吉公司對葡萄牙STEP公司的交易信息具有合法來源；而臺灣中凡公司及日本U-系統公司是在早已清楚錢某已離開明康公司的前提下，自愿選擇與順吉公司進行交易，并出具了聲明，因而也可以認定這兩家公司是基于對錢某的信任而選擇與錢某有聯系的企業進行交易），可免除明康公司對順吉公司與這六家客戶發生交易事實的舉證責任，但明康公司仍應舉證證明順吉公司利用這些客戶信息的不正當性，而明康公司并未提供充分的證據予以證明。
故綜上，法院認為明康公司既不能證明順吉公司與其主張商業秘密的客戶發生過業務往來，也不能證明陳某向順吉公司披露了上述客戶信息；而相反，順吉公司能夠證明其與明康公司所主張商業秘密的五家客戶發生交易的正當性。因此，不能認定錢某和順吉公司實施了侵害明康公司商業秘密的行為。判決：駁回明康公司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等均由明康公司承擔。
一審判決后，明康公司不服，向江蘇省高院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為：一審法院對被上訴人順吉公司及錢某提交的證據輕易采信是錯誤的；一審判決在適用法律上斷章取義，錢某在職期間就開始侵犯自己任職公司的商業秘密，且其已與上訴人簽訂保密協議并每月享受保密費用，應當認定錢某沒有離職且與上訴人之間另有約定。因此，并不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據此，請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錢某、順吉公司停止侵權并共同賠償經濟損失158萬元及包括一、二審訴訟費用在內的相關合理費用。
江蘇省高院審理后認為，本案二審當事人爭議的焦點為：
一、上訴人明康公司的涉案客戶信息是否構成商業秘密中的客戶名單。
根據明康公司提供的證據，可知其為上述客戶的形成付出了相當的成本和努力，且已形成了相對穩定的交易關系；其主張的涉案客戶信息中具備不同于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戶信息，能為其帶來一定的競爭優勢，并具有經濟價值；同時還經其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故上訴人所主張的八家客戶信息構成商業秘密中的客戶名單，一審判決對此項的認定并無不當，應予維持。
二、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擁有的客戶名單是否構成侵權。
由于上訴人明康公司為提供被上訴人與涉案八家客戶發生交易的證據，而順吉公司在訴訟中自認與英國順吉國際公司等五家客戶發生交易，故上訴人關于被上訴人侵犯其另外三家客戶信息的訴訟主張缺乏事實依據，依法不能成立。本案的關鍵在于：被上訴人是否侵犯了上訴人英國順吉安踏公司、臺灣中凡公司等五家客戶的客戶信息。
根據現有證據可以認定錢某參與了順吉公司的設立及對外業務工作，順吉公司就此應舉證證明其客戶信息來源的合法性，否則應推定其構成侵權。而根據一審查明的事實，英國順吉安踏公司、英國順吉國際公司具備順吉公司投資人身份，且順吉公司系基于其指定與葡萄牙STEP公司進行交易。因此，順吉公司與上述公司進行交易具備正當性，其客戶信息來源合法。而關于臺灣中凡公司、日本U-系統公司的客戶信息的問題，被上訴人順吉公司、唐某稱其并未采取不正當手段，是上述二公司自愿與其發生的交易。對此，法院認為錢某向相關客戶告知其已離職的事實僅能證明錢某未冒用明康公司名義對外進行交易，并不能證明錢某未將其所掌握的客戶信息披露給順吉公司，也不能證明順吉公司涉案客戶信息具備合法來源；鑒于臺灣中凡公司、日本U-系統公司已實際與順吉公司發生交易，與本案處理結果存在一定利害關系，因此在無其他證據予以佐證的情況下，并不能僅憑其聲明即認定順吉公司涉案客戶信息具備合法來源。
同時，一審判決關于“即便是錢某將涉案客戶信息披露給順吉公司，也可以認定涉案客戶是基于對錢某的信任而選擇與其有聯系的企業進行交易”的認定不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的適用是有前提條件的，本案中，被上訴人必須證明臺灣中凡公司、日本U-系統公司之前是基于對錢某的個人信賴才與明康公司進行市場交易。但被上訴人對此并未能予以證明，因此被上訴人并不能以存在信賴關系為由而免除責任，一審判決此項認定不當，依法應予糾正。
綜上，錢某未經允許將其所掌握的明康公司涉案客戶信息披露給順吉公司，構成侵犯明康公司商業秘密的行為。鑒于順吉公司法定代表人與錢某存在親屬關系，且錢某本人亦參與順吉公司的設立及對外業務工作，因而可以認定順吉公司在明知錢某違法行為的情況下，仍然使用錢某向其提供的明康公司涉案客戶信息，亦構成侵權。據此，錢某、順吉公司共同侵犯了明康公司擁有的臺灣中凡公司、日本U-系統公司的客戶信息。
三、本案侵權責任的承擔
本案中，錢某、順吉公司共同侵犯了上訴人涉案商業秘密，應承擔停止侵權的民事責任。關于賠償數據的確定，上訴人主張賠償數額為158萬元，但該項訴訟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不予采納。法院根據被上訴人侵權的性質、情節，涉案客戶名單的擴散程度等因素，酌定確定賠償數額為5萬元。
綜上，上訴人明康公司的部分上訴理由成立。法院最后判決：撤銷一審判決；順吉公司、錢某立即停止侵犯明康公司的涉案客戶信息，并在判決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內賠償明康公司經濟損失5萬元，二者負連帶責任。
五、律師點評
本案中，一審法院認為順吉公司能夠證明其與明康公司所主張商業秘密的五家客戶發生交易的正當性，因此，以不能認定錢某和順吉公司實施了侵害明康公司商業秘密的行為判決明康公司敗訴。而二審法院卻以順吉公司無法證明明康公司客戶名單中的二個客戶是基于對錢某的個人信賴才與順吉公司進行交易，故錢某不能以存在信賴關系為由而免除舉證責任，并最后改判錢某、順吉公司侵犯了明康公司的商業秘密。那么，離職員工能否以原企業的客戶是自愿選擇與該員工或者其所在的新單位進行市場交易作為抗辯，要提出該抗辯理由，又需滿足哪些條件呢？
法律出于保護商業秘密權利人利益的考慮，在商業秘密侵權糾紛中實行過錯推定原則，即如果員工有接觸商業秘密的條件，且其使用的信息與原用人單位的商業秘密相同或類似，則除非該員工能夠舉證證明其信息具有合法來源，否則即認定其實施了侵權行為并具有過錯。對于員工的信息有合法來源的抗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第二款還規定：“客戶基于對職工個人的信賴而與職工所在單位進行市場交易，該職工離職后，能夠證明客戶自愿選擇與自己或者其新單位進行市場交易的，應當認定沒有采用不正當手段，但職工與原單位另有約定的除外。”可見，員工若要以上述規定的內容提出抗辯，須提供證據證明：1、該客戶是基于對員工的個人信賴才與員工的原單位進行市場交易；2、員工離職后，該客戶是出于自愿，且是基于對于該員工的個人信賴，而選擇與員工所在的新單位進行業務往來。如果員工在跳槽后，主動與原單位的客戶進行聯系，之后說服該客戶與其所在的新單位發生業務關系的，那么，就不符合上述的第二個條件，也就不能以此為由對其侵權進行抗辯了。
因此，在實踐中，用人單位對員工與其原用人單位的客戶發生經貿往來，應持審慎的態度。須告知員工盡可能的不要去使用原單位的有關信息，不要使用優惠、打折等說服手段使客戶轉而與本企業合作，更應告知員工在與客戶的經濟交往中，須隨時注意對于證據的收集，如在聯絡過程中的往來郵件、傳真等。在發生爭議時，則應請客戶出面，及時的出具證明文件，表明是其主動、自愿地要求與企業發生經濟往來，而非由員工采取說服等方式被動的與企業進行合作。
編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師事務所唐青林律師主編的《中國侵犯商業秘密案件百案類評》（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師近年來辦理了大量侵犯商業秘密的民事案件，為多起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罪提供辯護，在商業秘密法律領域積累了較豐富的實踐經驗，歡迎切磋交流，郵箱：lawyer3721@163.com，電話：139101697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