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青林 ]——(2011-1-4) / 已閱8253次
宜興市清新粉體機械有限公司訴宜興市宏達通用設備有限公司、陸某侵害商業技術秘密糾紛案
編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師事務所唐青林律師主編的《中國侵犯商業秘密案件百案類評》（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師近年來辦理了大量侵犯商業秘密的民事案件，為多起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罪提供辯護，在商業秘密法律領域積累了較豐富的實踐經驗，歡迎切磋交流，郵箱：lawyer3721@163.com，電話：13910169772。
一、案件來源
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2005）錫知初字第20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05）蘇民三終字第119號判決書。
二、案件要旨
實踐中經常出現在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責任后，當事人以生效的刑事判決書為依據提起民事訴訟的情形，但法院在民事訴訟審理中，并不必然對該在先刑事判決所認定的理由或結論予以援引和適用，而是要在綜合考察商業秘密權存在的證明、侵害商業秘密的行為和后果等因素后，決定是否對在先刑事判決予以援用。
三、基本案情
1996年3月，宜興市非金屬化工機械有限公司、日本國株式會社清新企業、日本國共榮商事株式會社三方共同出資創辦清新公司，主要從事氣流粉碎機系列產品的生產和銷售。被告陸某被委派至清新公司擔任總經理。清新公司在成立和經營過程中，先后通過技術轉讓、自行研制開發等途徑擁有了GTM、STJ等系列氣流粉碎機新產品的生產技術，并通過與公司人員簽訂誓約書、保密協議的形式，對上述生產技術加以保密。
2001年底，陸某被清新公司免去了總經理職務，并于2002年初到原為清新公司生產配套產品部件的被告宏達公司擔任總經理。其后，宏達公司以高薪聘用了原為清新公司技術人員的祝某、張某、唐某及熟練技術工人梅某等人到宏達公司工作，陸某還指使祝某等人按照清新公司的GTM－100、GTM－30等九個型號的氣流粉碎機產品圖紙轉換繪制成宏達公司相對應的BPM－100、BPM－30等九個型號的產品圖紙。其后，宏達公司按照上述圖紙，組織生產出了上述的部分產品，并進行了銷售，給清新公司造成了376189．6元的經濟損失。
后清新公司以陸某、宏達公司侵犯其商業秘密為由向宜興市公安局報案。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科學技術部知識產權事務中心（以下簡稱知產中心）向公安局出具了《技術鑒定報告書》，鑒定結論為：清新公司生產技術圖紙中所體現的系列產品的具體設計尺寸、公差配合、技術要求等技術信息是非公知技術信息；清新公司所主張的系列氣流粉碎機技術要點中所包含的有關粉碎腔高度與內壁直徑尺寸的設計比例等用于指導實際生產的實驗數據、參數、公式等技術信息，應認為是非公知技術信息。同時，上�？迫A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向宜興市公安局出具了《評估報告書》，評估結論為：宏達公司通過獲取和使用清新公司的產品技術給清新公司造成的經濟損失為105萬元（評估基準日為2003年11月18日），其中給清新公司造成的市場損失為346288．13元，清新公司因維權而花費29901．47元，兩項合計為376189．6元。
宜興市人民法院審理該刑事案件后認為，宏達公司采用利誘手段非法獲取清新公司的氣流粉碎機系列產品技術，并組織生產銷售相同產品給清新公司造成經濟損失37萬余元，陸某作為宏達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其行為與宏達公司共同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但鑒于宏達公司及陸某的侵權行為給權利人造成的經濟損失數額尚未達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中的立案標準，不能認定為重大損失，故法院在（2004）宜刑初字第23號刑事判決書認定宏達公司及陸某的行為均不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
其后，清新公司以陸某及宏達公司侵犯其商業秘密為由，向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認為宏達公司采取利誘手段，非法獲取清新公司的氣流粉碎機系列產品技術，陸某作為宏達公司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其行為均屬侵犯商業秘密行為，兩被告并組織銷售相同產品，給清新公司造成經濟損失376189．6元。以上事實有（2004）宜刑初字第23號刑事判決書所證實，該判決書已發生法律效力。請求判令兩被告賠償經濟損失376189．6元，互負連帶賠償責任，并承擔本案訴訟費用。
四、法院審理
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在審理侵害商業技術秘密糾紛的民事訴訟中，商業秘密的權利主張人應當首先在舉證期限內明確其商業秘密的具體內容。否則，法院無法對其主張的技術是否構成商業秘密進行實質性審查和認定，而被告也無從進行針對性的答辯和質證，即使判令被告承擔停止侵權的民事責任也會因為缺乏具體對照標準而導致無法執行。本案中，由于（2004）宜刑初字第23號刑事判決書中最終認定宏達公司及陸某的行為均不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且原告清新公司也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其系列氣流粉碎機技術中的秘密點已經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向宏達公司、陸某進行過披露和說明，此外知產中心出具的技術鑒定報告書及（2004）宜刑初字第23號刑事判決書中也沒有相關的反映，故刑事訴訟中的有關證據材料并不能免除清新公司在民事訴訟中所應承擔的就其技術秘密點的說明和舉證義務。而在本案訴訟過程中，清新公司始終不能明確其商業秘密的具體內容，即有關技術秘密點的具體數值、參數等信息，應當認定其沒有按照民事訴訟的舉證要求盡到舉證義務，故其訴訟請求難以支持。
此外，關于陸某的民事責任問題，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追究的是陸某在單位犯罪中作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的刑事責任，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五十八條的規定：企業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以法人名義從事的經營活動，給他人造成經濟損失的，企業法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故清新公司主張陸某應當承擔連帶侵權責任沒有民事法律依據，亦不予支持。據此，法院最終判決駁回了清新公司對宏達公司、陸某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亦由清新公司負擔。
判決后，清新公司不服，提起上訴稱：上訴人在一審中提供的刑事判決書已確認宏達公司、陸某的行為屬于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只是鑒于侵權行為給權利人造成的經濟損失額未達到立案標準而未追究二被上訴人的刑事責任；上訴人在一審中提供了知產中心出具的鑒定報告以及宜興市科學技術局出具的鑒定意見，均已確認清新公司主張的技術信息是非公知技術信息、宏達公司產品圖紙系抄襲清新公司的產品圖紙；根據評估報告，宏達公司、陸某竊取清新公司技術后進行生產銷售，造成經濟損失376189．6元，應予賠償。綜上，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予以改判。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在審理侵害商業技術秘密糾紛的民事案件中，技術信息秘密點的具體指向和內容是技術秘密侵權判定的前提。只有明確了爭議的技術信息具體需要保護的內容，才能判定其是否屬于商業秘密，以及被控侵權方使用技術是否構成侵權。因此，在指控他人侵犯其商業秘密的訴訟中，權利人首先應當明確其需要作為商業秘密予以保護的技術信息的具體內容，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本案中，上訴人清新公司主張其生產的涉案九個型號的氣流粉碎機的具體設計尺寸、公差配合、技術要求等技術信息，以及粉碎腔高度與內壁直徑尺寸的設計比例、實驗機與同系列設備生產能力的轉換方式等技術信息屬于商業秘密，但其在本案一、二審中卻以涉及商業秘密為由，始終未能明確上述技術信息的具體數據、公式等內容。上訴人稱依據生產中心出具的鑒定報告足以證明其主張的技術信息構成商業秘密，但由于該鑒定報告也未反映出上訴人主張的技術信息的具體內容，亦不能支持其主張。
據此，由于上訴人未能明確其主張保護的技術秘密的具體內容，從而導致被上訴人無法針對上訴人主張的技術信息是否構成商業秘密進行抗辯，法院亦無法對其主張的技術信息是否構成商業秘密作出判定。對此，上訴人應當承擔由此帶來的法律后果。綜上，上訴人清新公司關于其生產的涉案產品的技術信息構成商業秘密的訴訟主張不能成立，其指控被上訴人宏達公司、陸某侵犯其商業秘密的上訴理由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當予以維持。江蘇省高院最終作出了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二審判決。
五、律師點評
實踐中經常出現如本案中當事人一樣在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責任后，以生效的刑事判決書為依據提起民事訴訟的情形。根據最高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九條的規定：“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確認的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可知，前訴判決所裁判的事項對于后訴的程序具有一定的拘束力。但是，由于法律未對既判力的適用范圍給出明確規定，故在某些行為既構成刑法上的犯罪同時又是民事侵權行為時，刑事判決的預決效力問題通常就會表現在民事侵權中。如本案在刑事訴訟書過程中，法院在判決理由中認定了“宏達公司與陸某的行為均屬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但卻由于二被告的侵權行為給權利人造成的經濟損失數額未達立案標準，最終在刑事判決書的判決主文中宣告宏達公司、陸某不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而在民事訴訟過程中，法院更是以不能認定宏達公司、陸某的行為是否侵犯了清新公司的商業秘密為由駁回了清新公司的訴訟請求。那么，在先刑事判決對之后的民事判決是否具有既判力，法院又是怎么認定的呢？
一般而言，在民事訴訟審理過程中，法院會對在先刑事判決做以下審查，以決定能否適用,包括：商業秘密權利是否存在的證明標準應適用民事訴訟上的“高度蓋然性”（是將蓋然性占優勢的認識手段運用于司法領域的民事審判中，在證據對待證事實的證明無法達到確實充分的情況下，如果一方當事人提出的證據已經證明該事實發生具有高度的蓋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對該事實予以確認。），而非依據刑事訴訟上的“排除合理懷疑”（被證明的事實必須通過它們的證明力使罪行成立）標準；對于侵害商業秘密行為和后果的認定，民事訴訟上采取“相似加接觸”的推定方法，而非刑事訴訟上更為嚴格的認定方式。同時，在審理過程中，如出現對最終認定的事實與在先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不一致的情況，如在民事訴訟過程中出現新證據推翻了在先刑事判決所認定的事實，或該刑事判決本身有誤時，應通過審判監督程序及審級監督的途徑，對錯誤的在先刑事判決予以糾正，避免出現判決沖突的情況。
本案中民事訴訟的審判法官最終沒有將在先刑事判決中認定的“宏達公司與陸某的行為均屬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作為免證事實而直接援引和采納，并在清新公司在民事訴訟中未能完成就其技術秘密的舉證義務時判決其敗訴。由此可見，在先刑事判決中的判決理由在民事訴訟中不具有完全的既判力，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仍對其主張的相關事實負有證明責任。
另外，從本案可以看出，在侵犯商業秘密案件的民事訴訟程序和刑事訴訟程序中存在著諸多差異，故當事人應注意到在兩個訴訟程序中的舉證責任、證明標準等的不同，從而更好的在不同的訴訟過程中維護自己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