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青林 ]——(2011-1-4) / 已閱9687次
寧夏正洋物產進出口有限公司與寧夏福民蔬菜脫水集團有限公司侵犯商業秘密糾紛上訴案
編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師事務所唐青林律師主編的《中國侵犯商業秘密案件百案類評》（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師近年來辦理了大量侵犯商業秘密的民事案件，為多起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罪提供辯護，在商業秘密法律領域積累了較豐富的實踐經驗，歡迎切磋交流，郵箱：lawyer3721@163.com，電話：13910169772。
一、案件來源
寧夏回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05）寧民知初字第1號、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三終字第1號判決書。
二、案件要旨
當事人可選擇以仲裁方式解決商業秘密侵權糾紛，前提是當事人各方均同意以仲裁方式解決爭議，并訂立具有明確的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項、仲裁委員會的仲裁協議。與訴訟相比，仲裁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保密性和快捷性。因此，當事人可在綜合考慮開庭的便利程度、時間長短等因素后，選擇是否約定以仲裁來解決商業秘密侵權糾紛。
三、基本案情
1998年10月，原告正洋公司獲得進出口經營權，其主要貿易業務為經營脫水蔬菜的出口貿易。此后，正洋公司投入大量資金、人力、物力，開發建立了客戶經營信息網絡，并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自1998年起，該公司就采取了與職員簽訂保密協議，制定保密制度，指定專用計算機，并設置密碼等保密措施。1999年至2001年，正洋公司每年與國外客戶成交一定數量的脫水蔬菜銷售業務，客戶包括荷蘭的D公司、德國的M公司、美國的FDP公司等。
1998年9月，被告馬某應聘到正洋公司工作，任公司單證科業務員，從事出口貨物制單和儲運工作。1999年2月，馬某與正洋公司簽訂勞動合同書，聘期為五年。同年6月，馬某與正洋物產股份公司簽訂保密協議，約定公司商業秘密的內容為對外簽訂的各種經濟合同和協議的內容格式、生產銷售采購管理的工作方案和計劃、公司的客戶檔案資料等技術、經營和管理信息。馬某在正洋公司工作期間，經手辦理正洋公司與國外客戶（包括涉案的國外客戶）脫水蔬菜銷售業務的出口報檢、報關、儲運、銀行結匯等具體業務。2001年1月，馬某未與正洋公司辦理解除勞動合同等辭職手續便離開了正洋公司。
1999年被告劉某進入正洋公司，2000年6月開始從事開發脫水蔬菜出口美國市場的業務。1999年9月，劉某與正洋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同年10月簽訂保密協議（保密協議和勞動合同的內容與馬某簽訂的內容相同）。劉某在正洋公司從事外銷業務期間，掌握正洋公司的國外客戶資料及公司對外銷售脫水蔬菜的經營信息資料。2001年6月，劉某向正洋公司提出辭職申請，離開了正洋公司。
2001年3月初，馬某應聘到被告福民公司工作，從事與其在正洋公司工作性質相同的辦理脫水蔬菜的出口單證、儲運和銀行結匯業務。福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張某告知馬某若其把福民公司通過外貿公司做的業務拉過來由福民公司直接同外國客戶做，每做成一筆，公司按貨物離岸價1.5%給其提成。
2001年4月某晚，馬某到正洋公司劉某的辦公室，將載有正洋公司對外銷售業務人員與國外客戶聯系業務時積累的客戶信息和銷售經營信息的電子郵件拷貝到軟盤上后離開。數天后，馬某從劉某處取得記載正洋公司客戶信息資料的筆記本，并復印了其上的全部內容。回到福民公司后，馬某以正洋公司電子郵件的格式、交易方法等客戶經營信息內容為參照，用福民公司的產品名稱、數量、庫存商品最低成本價等信息制作成“模式化”（即固定郵件格式）的電子郵件，向從正洋公司竊取的200多家國外客戶發送了電子郵件。
同年4月17日，馬某辦理福民公司出口單證業務時，正洋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從馬某處搶走了福民公司出口貨物的品質證書，并指責馬某為什么到其他公司從事與正洋公司相同的業務。事后，張某（福民公司法定代表人）向何某打電話索要，電話中何某告訴張某，福民公司聘任馬某做業務使用的是正洋公司的客戶信息。
2001年4月、7月、8月，馬某分三次通過竊取的電子郵件向100多家國外客戶發送有關福民公司銷售脫水蔬菜的電子郵件，收到回復后，按照正洋公司電子郵件中的交易方法、價格談判方式，與國外客戶就福民公司的貨物進行交易。此后，福民公司陸續與國外一些客戶取得聯系并成交了出口脫水蔬菜的業務。 2001年7月，劉某經馬某介紹到福民公司從事脫水蔬菜對外銷售業務，福民公司也向劉某作出按離岸價1.5％提成的承諾。劉某到福民公司后，利用正洋公司的客戶經營信息先后與荷蘭D公司、德國M公司、意大利N公司從事脫水蔬菜銷售業務。
自馬某、劉某到福民公司至案發時止，福民公司利用非法獲取的正洋公司的客戶經營信息，先后與意大利N公司、荷蘭D公司、德國M公司等國外8家客戶成交出口脫水蔬菜業務38筆，共計獲得銷售收入76萬美元。馬某獲得公司提成人民幣28000元，劉某獲得提成人民幣8000元。
2002年3月，正洋公司以馬某、劉某侵犯其商業秘密造成巨額經濟損失為由向銀川市公安局報案。立案偵查中，公安機關搜查了馬某、劉某在福民公司的辦公室并扣押了馬某從正洋公司竊取的電子郵件打印件、傳真復印件、劉某筆記本復印件以及福民公司與國外客戶（包括涉案8家客戶）往來的電子郵件等。在公安機關審訊中，馬某、劉某供述了釆用竊取、泄露等方式獲取正洋公司客戶經營信息，并在福民公司出口銷售業務中披露、使用所獲信息的事實經過。
2003年7月8日，正洋公司以福民公司、馬某、劉某侵犯其商業秘密為由向寧夏回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三被告賠償經濟損失、名譽損失并要求福民公司立即停止侵害，不得再繼續使用竊取的商業秘密，同時在新聞媒體上公開道歉。
四、法院審理
寧夏回族自治區高院認為，原告正洋公司涉案客戶名單資料、客戶經營信息等是正洋公司在與國外客戶長期接觸后總結形成的，體現了公司的經營特點，對于同行業一般人員來說不能夠輕易取得，具有秘密性；正洋公司利用上述信息，與多家國外客戶達成銷售業務，取得了一定的經濟利益，具有價值性、實用性；并且正洋公司通過建立保密制度，與員工簽訂保密協議等措施對相關信息進行了保密。因此，上述涉案客戶信息屬于正洋公司的商業秘密，應受法律的保護。
被告馬某以不正當手段獲取了正洋公司的客戶經營信息，并為福民公司與國外客戶聯系出口脫水蔬菜銷售業務。劉某將持有的客戶資料筆記本交給馬某復制，泄露了正洋公司的客戶信息。二者又共同在福民公司的經營活動中披露、使用正洋公司的客戶經營信息，使福民公司與正洋公司客戶信息中的8家國外客戶成交38筆出口業務，二人的行為侵犯了正洋公司的商業秘密。被告福民公司在聘用馬某、劉某二人時，已知道二人原是正洋公司的業務員，在發生“搶單證”沖突后，福民公司更是在明知馬某利用正洋公司的客戶信息聯系業務的情況下，放任馬某、劉某的行為，主觀上具有過錯，客觀上披露、使用了正洋公司的商業秘密，并獲取了經濟利益。因此，可以認定福民公司的行為亦構成侵犯正洋公司的商業秘密，應承擔民事責任。但因無證據證明馬某、劉某、福民公司捏造、散布虛偽事實貶低、毀損正洋公司的企業名譽，故法院對正洋公司要求福民公司賠償其企業名譽損失費100萬元的主張不予支持。
綜上，一審法院最后判決：福民公司于判決生效十日內賠償正洋公司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348萬元；福民公司不得公開披露、擴散正洋公司的客戶經營信息；福民公司自本判決生效十日內，于本地主要報刊上刊登向正洋公司道歉的聲明。（因馬某、劉某已被追究刑事責任并判處經濟處罰，故在本案中不再承擔民事責任）
正洋公司、福民公司均不服原審法院的上述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正洋公司訴稱：原審對部分事實認定不清；賠償數額過低。福民公司則認為：被上訴人正洋公司并不擁有法律上所指的商業秘密。其電子郵件內容基本上是要約邀請，沒有商業秘密特有的價值性，也無證據證明被上訴人與這些客戶發生過實質性的貿易往來；上訴人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以善意第三人身份獲取、使用了被上訴人的客戶名單，不應承擔任何侵權民事責任；原審判決確定賠償數額錯誤；原審判決上訴人承擔賠禮道歉的責任不當等。
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后，對案件主要事實的認定與一審法院基本相同，認為：原審法院認定涉案客戶名單經營信息屬于商業秘密且為福民公司使用正確，上訴人福民公司主張訴爭客戶名單經營信息不是商業秘密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福民公司聘用馬某和劉某時知道其曾為正洋公司職工，并掌握該公司的經營信息，故其在尚無充分客戶信息來源情況下成交大量外銷業務，應具有注意義務，履行必要的審查職責。但福民公司對馬某、劉某的行為未進行詢問或審查，更未采取進一步措施制止，主觀上存在過錯。故福民公司對馬某、劉某二人披露和使用正洋公司商業秘密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關于侵權損失賠償額，法院在綜合考慮當時當地出口外銷脫水蔬菜企業的一般經營狀況、相關成本、費用及營業利潤等情況，酌情予以確定；由于賠禮道歉的民事責任適用于加害人的行為侵害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權，給受害人造成商譽、名譽損害的情形。現尚無證據證明福民公司的侵權行為已造成正洋公司名譽或者商業信譽受損，故福民公司可不必承擔賠禮道歉的法律責任。
綜上，最高院最后判決福民公司不得公開披露、擴散正洋公司的客戶經營信息；并于判決生效十五日內賠償正洋公司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94萬余元。
五、律師點評
本案中，原告正洋公司在發現員工馬某、劉某離職后將自己的商業秘密信息泄露給福民公司，即向公安機關報案，并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追究馬某、劉某以及福民公司的民事責任。那么，商業秘密侵權糾紛除了以民事、刑事訴訟或通過行政途徑解決外，是否能以仲裁的方式解決呢？
根據《仲裁法》的有關規定可知，除婚姻、收養、監護、扶養、繼承糾紛以及依法應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不能以仲裁方式解決糾紛外，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都可以仲裁。由于商業秘密侵權糾紛不屬于上述不能仲裁的情況，因此只要當事人自愿將與商業秘密有關的爭議提交仲裁機構進行仲裁的，商業秘密侵權當然通過仲裁方式予以解決。
當事人自愿采用仲裁方式解決商業秘密糾紛的，可通過訂立單獨的仲裁協議，或在商業秘密保密協議、競業禁止協議中訂立仲裁條款的方式予以約定。仲裁協議可在爭議發生前訂立，也可在爭議發生之后在當事人自愿協商的基礎上訂立。根據《仲裁法》第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仲裁協議應當具有下列內容：（一）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項；（三）選定的仲裁委員會。”其中，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即指當事人明確表示愿意將與商業秘密有關的爭議提交仲裁機構仲裁的意愿；仲裁事項則為當事人所提起的交由仲裁機構仲裁的爭議事項的具體范圍，如當事人一方違反保密約定、競業禁止等事由給另一方造成損失等；而選定的仲裁委員會，則為當事人雙方共同同意選擇的依法成立的仲裁機構，該仲裁委員會的選定必須明確，若未明確選定，或名稱上模糊、有爭議，則很有可能使該仲裁協議無效。
由于仲裁是建立在當事人之間協議的基礎之上，仲裁機關的管轄權并非是強制性的，且仲裁員也由當事人自己指定，因此比訴訟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同時，由于仲裁一般以不公開審理為原則，且仲裁員、仲裁秘書都均負有保密義務，因此當事人的商業秘密不會因仲裁而泄密，具有極強的保密性。而在執行上，仲裁裁決與法院判決并無多大的差別，都具有法定的強制力，在一方當事人不執行生效的仲裁裁決時也可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因此，商業秘密侵權糾紛的當事人可考慮開庭的便利程度、時間長短等因素，選擇是否采取以仲裁來解決爭議。但應注意到的是，仲裁是實行一裁終局制的，只有在發生法定情形時才可申請法院撤銷仲裁協議，并且當事人一旦選擇了仲裁，就不能再向法院提起訴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