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利民 ]——(2011-1-24) / 已閱21338次
設(shè)立錦衣衛(wèi)內(nèi)幕：誰在逼朱元璋殘酷斬殺功臣
熊利民
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個不能回避的名字。在論述中國官制的汗牛充棟的論文中大家經(jīng)常可以看到：朱元璋一手炮制的“胡黨”謀逆大案，使得丞相這個古老的官名在歷史長河中徹底消失，也使皇權(quán)統(tǒng)治在明朝達到了頂峰。
頂著“造反”罪名而死的胡惟庸，細數(shù)起來，其實也蠻可憐的。
胡惟庸和李善長是同鄉(xiāng)，他在反元建明斗爭中沒有留下過什么值得大書特書的事跡，在洪武三年進入中書省擔任參知政事以前，當過知縣、通判等小官，最高做到太常寺卿，只是個分管禮儀祭祀的清水衙門的長官而已。從清水衙門進入政務中樞，胡惟庸的飛躍速度簡直像是坐上了直升飛機，而帶他飛上天的人，正是他的老同鄉(xiāng)李善長。
洪武三年過半的時候，李善長身體很不好，不得不在家病休，而此時的中書省大權(quán)都掌握在楊憲的手里。楊憲可不是淮人，而且還是檢校的成員，作為淮人首領(lǐng)的李善長不能不為自己身后的小集團利益打算。大概李善長也從什么地方知道了朱元璋和劉基論相的事情，在痛恨劉基的同時，也了解到皇帝看好胡惟庸。正好胡惟庸是自己的老鄉(xiāng)淮西人，于是李善長就向朱元璋上書保舉，一來迎逢圣意，二來也能將淮人繼續(xù)安插在政府最高機關(guān)里，可謂是一舉兩得。
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長正式離開中書省，汪廣洋升到右丞相的高位，胡惟庸則接替了汪某原本中書左丞的職位。史書上說胡惟庸在楊憲死后，“以曲謹當上意”，因此“寵遇日盛”，從此更加不把汪廣洋放在眼里。
若說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首領(lǐng)，那么胡惟庸就是這個把持朝政的小集團的第二把手。李善長本人雖然離開了宰相位置，但在朝堂上的影響力沒有絲毫減退，各個部門的頭頭腦腦大多是他的舊部，要想搞好朝政，就必須和李善長搞好關(guān)系。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力結(jié)交李善長，相比之下，汪廣洋這個非淮西集團出身的右丞相實在不好開展工作，也難怪他只能“無所建白”了。
胡惟庸可不打算放過汪廣洋，胡惟庸和楊憲一樣，一門心思要爬到權(quán)力頂峰，成為中書省的宰相第一人。楊憲被干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絆腳石就只剩下汪廣洋一個人而已，又豈能輕易放過？不過汪廣洋的錯處可不好找，此公小心謹慎，對于大小政務從不擅專，簡直就是“尸位素餐”這個成語的最好體現(xiàn)。然而就在胡惟庸郁悶沒招的時候，朱元璋卻替他解決了這個難辦的問題。
朱元璋也實在忍受不了汪廣洋的碌碌無為，叫你壓制楊憲，你反而被趕出京師，叫你主持政務，你把活兒都推給胡惟庸，我還用你干什么？——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無所建白”的理由罷免了汪廣洋右丞相的職務，讓他去遙遠的廣東行省當參政，轉(zhuǎn)而讓胡惟庸以中書左丞的職務把中書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順地抓起來。這回汪廣洋以為真正離開權(quán)力中心，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朱元璋并不準備讓他如此逍遙，過了沒多久，就又把他召回朝廷，讓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讓這么懦弱的人當監(jiān)察部門的最高負責人，對于炙手可熱的胡惟庸來說，正是皇帝對他信重的表現(xiàn)。果然，汪廣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書省毫無區(qū)別，一無建樹，絲毫沒有影響到胡惟庸的相權(quán)。
且說汪廣洋被派往廣東后沒過多久，胡惟庸的侄女與李善長的侄子就商定婚姻，結(jié)為了夫妻，這樣一來，胡、李二人就變成了間接的兒女親家。有了這層親戚關(guān)系，胡惟庸儼然已成了李善長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老大人在朝的舊部來如臂使指，順手順心。大概也因為這層姻親關(guān)系，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關(guān)系也更加密切，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升為中書右丞相，實至名歸地主持中書省的政務。此時的中書省，自從李善長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著，而徐達雖然一直兼著右丞相的頭銜，但他為人謹慎，加上常年帶兵在外，政務方面是一點也不可肯沾，就這樣，胡惟庸這個新的右丞相就變成了獨相。
死了楊憲，走了汪廣洋，又和李善長結(jié)了親家，胡惟庸可謂是志得意滿。隨著權(quán)勢的增大，此公日益縱橫跋扈，對于膽敢挑戰(zhàn)他權(quán)威的人是一個也不放過。
胡惟庸第一個要對付的人，就是已經(jīng)退休在家的劉基。朱元璋和劉基論相的對話，本來應該是極為機密的，但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弄到舉朝皆知的地步——日后等到胡惟庸案發(fā)后，才有人想到可能是皇帝派檢校故意傳出的消息——別說劉基本就是淮西派的對頭，單只這次論相，就足以使胡惟庸對劉基深惡痛絕了。
劉基自從洪武四年告老還鄉(xiāng)以后，就一直安養(yǎng)在老家浙江青田，他深知檢校無處不在，而朱元璋猜忌之心更從無休止，為了證明自己完全放棄朝廷之事，他從來不見當?shù)毓賳T。有一次，青田知縣以布衣身份去見他，和他相談甚歡，分別之時說自己是青田知縣，對先生仰慕已久才來拜會，劉基一聽馬上下跪，口稱小民，并從此再不見客，其幽居如是——可饒是他這么小心謹慎，但卻仍沒辦法跳出混濁世事。
浙江和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這地方離劉基的家鄉(xiāng)不遠，他不愿意這里不服王化，一向被鹽梟所占據(jù)，就向朱元璋奏請設(shè)立巡檢司進行管轄。鹽梟不服，聚眾作亂，劉基派大兒子劉璉將寫清這件事情原委的奏章帶到京師，沒有經(jīng)過中書省，而是直接送到了朱元璋的手里。劉基是聰明人，他知道胡惟庸和自己一向不對付，如果通過正常渠道，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這份奏章——中書省有權(quán)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落到胡惟庸手里，這份文件肯定會被截留在中書省內(nèi)。劉璉此時還沒有功名，只是一介平頭百姓，他只身來到南京城，怎么能把奏章交到皇帝的手里呢？大概是劉基過去認識的檢校從中幫的忙吧。
然而胡惟庸馬上知道了這件事——也不知哪位檢校的功勞。繞過中書省直接向皇帝上書，這件事對于新官上任的中書執(zhí)掌人來說，實在是太丟臉了，于是新仇舊怨一齊涌上胡惟庸的心頭。胡惟庸立刻指使刑部尚書吳云上書彈劾劉基：“劉基曾經(jīng)說談洋這個地方有王氣，他看中了，想死后把墓建在這里，當?shù)匕傩詹豢献尩兀@才請求朝廷設(shè)立巡檢司驅(qū)逐百姓，好拿到這塊好地方。”——說看中一個地方有王氣而把墓建在那里，這是封建時代對一個臣子最大的誣陷方法之一，王氣只能皇帝本人有，做臣子的圖謀這個就是要造反啊。古人迷信得很，祖宗墳地建在哪里是會影響子孫后代的大事，而王氣這種東西來無影去無蹤，卻是誅心之論——你劉基不是以能掐會算出名嗎？我們就用你拿手的法寶來坑你，況且這種玄而又玄的東西你還真不好辯解。
朱元璋不愧為一代雄主，他雖然也敬天祭天，但并非一個絕對迷信的人，當年李善長之所以能得到他的信重，不是因為說自己的老家和漢高祖劉邦的老家離得近所以有王者之氣，而是李善長利用劉邦的故事激勵了自己的緣故。因此朱元璋看到奏章后并沒有如胡惟庸所愿的那樣按造反罪逮捕劉基，當然，這種事情也不可能完全無視，于是象征性地處以了奪俸的處罰。但劉基在老家卻坐不住了，他不顧老病之軀，千里迢迢趕到南京城，向朱元璋當面謝罪。
這一下羊入虎口。
劉基進京之后就病倒了，這一病經(jīng)年，而胡惟庸并沒有忘記他，也不會就此放過他。據(jù)說胡惟庸曾派醫(yī)生到劉基那里去看病，劉基吃了醫(yī)生開的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反而導致病勢加重。到洪武八年三月的時候，這位能掐會算的劉伯溫先生已經(jīng)到了油盡燈枯的地步，朱元璋派人護送他返鄉(xiāng)，當年四月，他就死在了自己的家鄉(xiāng)。
這一番爭斗，朱元璋只在一旁看著，胡惟庸上躥下跳的表演在他眼里和小丑沒什么兩樣。此時的朱元璋，心里已經(jīng)漸漸有了改組中書省、廢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動作非得有人祭血才行。胡惟庸做中書右丞相以后，收受賄賂、任意處分官員、截留奏章都是有的，但靠這些把柄來定他的罪，分量還嫌不夠。
雖然也有人彈劾胡惟庸，但朱元璋不但不去追究，反而將這樣的官員交給胡惟庸自己處理——朱元璋親點的狀元吳伯宗時任禮部員外郎，舉朝逢迎胡惟庸的時候，他頭腦十分清醒，始終不肯阿附，不僅如此，還向朱元璋上疏告發(fā)胡惟庸的種種不法行為。胡惟庸一怒之下把他貶了官，差點沒把他整死。
到了洪武九年(1376年)的時候，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經(jīng)坐了三年。而朱元璋仿佛是為了讓他更好地專權(quán)似的，這一年，中央政府撤消了中書省編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參知政事這兩個職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雖說多年空缺，位置此前可一直沒有廢除。同時，在地方上廢除了元朝實行的行中書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擔任地方行政長官，直接向中書省負責。本來在中書省的編制中，左、右丞相最高，其下分別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參知政事，如今廢除了平章政事和參知政事的職位，中書省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編制，其下雖然增設(shè)了幾個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聯(lián)系的位置，但不過是輔助丞相而已。這一來，胡惟庸在中書省，進而在整個大明朝，都可以說是獲得了真正一言九鼎的權(quán)力。
仿佛是故意拉攏淮西派官僚似的，朱元璋也并沒有忘記已經(jīng)退休的首功之臣李善長——他把自己的女兒臨安公主嫁給了李善長的兒子李祺，兩人從此結(jié)成兒女親家。為了給兒子辦喜事，李善長喜洋洋地來到了南京城，這時候，沉寂多年的汪廣洋突然跳了出來。
要說汪廣洋此人在明朝初年擔任地方官時還是頗有政績的，對他的評價也不低——“廉明持重”。但不知怎么回事，每當他在中央任職時，就完全看不出當?shù)胤焦贂r的智慧，從最早被楊憲排擠，到后來受胡惟庸的氣，他都沒有任何反擊的意思，一直都老老實實的任人宰割。他這個左御史大夫，本來有著監(jiān)察百官的權(quán)利，但他這幾年似乎完全忘了自己還有這種權(quán)利似的，由得胡惟庸結(jié)納百官、專橫跋扈。但泥人也有土性子，到了洪武九年，臨安公主和李祺完婚后，汪廣洋突然發(fā)飆，他聯(lián)合御史大夫陳寧上疏進言：“李善長恃寵而驕，十分放肆，陛下前些日子生病，有近十天沒有臨朝視事，他卻不問候一下陛下的病情。駙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把他召到大殿，他也不肯謝罪，這是對陛下的大不敬。”——竟然直接把矛頭對向了胡惟庸的總后臺，朝中人人皆知的皇帝的大功臣、韓國公李善長。
真不知道汪廣洋是怎么想的，按說這些年胡惟庸貪贓枉法的事情其實不少，他身為御史大夫，又和胡惟庸不對付，應該握有不少過硬的證據(jù)，找好時機一舉將胡惟庸趕下臺才是正事。結(jié)果他竟然以皇帝生病時李善長沒有問候、駙馬六天不上朝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跳過胡惟庸，直接去挑戰(zhàn)李善長！或者，他是在用這種小事試探朱元璋對于李善長的態(tài)度吧。
其實朱元璋等這樣的奏章很久了，奏章的形式是對的——彈劾功臣，但內(nèi)容卻實在不足以論罪——里邊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因為這種事降罪于親家，那也實在太說不過去了。不過在朱元璋眼里，好歹這回汪廣洋總算是開竅了。
于是，李善長被扣去年薪一千八百石以示懲戒。不過，沒幾天又給他兼上“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大事、督圜丘工”的差使，這幾項的薪水加起來，比起被扣掉的年薪只多不少，更何況所謂“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大事”，雖然不是宰相，但將國朝三大中樞機關(guān)一網(wǎng)打盡，黨政軍一手抓，根本就是榮寵到了極點……這一下任誰也看得出來，皇帝對于李善長的信重沒有絲毫褪色，那些本來想跟著汪廣洋后邊躍躍欲試的人們立刻就沉默下來。
當然也不能涼了敢于告發(fā)功臣不法行徑的汪廣洋的心，轉(zhuǎn)過年來的洪武十年(1377年)，汪廣洋再次進入中書省，升任中書右丞相。然而這次升官才真正寒了汪廣洋的心——這個右丞相的位子是胡惟庸騰出來的，胡惟庸在當年正式被任命為大明朝最高行政長官的職務——中書左丞相。昔日自己的輔佐官，現(xiàn)在爬上去當自己的頂頭上司，這回汪廣洋徹底死心，再也不敢搞任何觸怒胡惟庸或李善長的花樣了。
胡惟庸終于位極人臣，而朱元璋的網(wǎng)也漸漸開始收緊。
洪武十年六月，朱元璋對著以胡惟庸為首的大明朝新政府領(lǐng)導班子訓話：“凡是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連；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絕，聰明內(nèi)蔽。國家能否大治，其實和這點有很大的關(guān)系。我經(jīng)常擔心下情不能上達，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廣開言路，以求直言。”聽到這話的新任中書左丞相胡惟庸還以為這只是每個開國皇帝的老生常談而已，他并不在意，反正再怎么上下相通，廣開言路，所有的表章奏疏中書省都是有權(quán)先過目的。
然而到了七月，一個大棒突然打到他的頭上——通政使司正式宣告成立。這是朱元璋新創(chuàng)立的一個部門，所謂通政，乃是朱元璋將政務比作水，認為水需要流通才好，所以起名為通政使司。這個通政使司最重要的職能是“凡在外之題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匯而進之。”——所有的奏章必須先經(jīng)過這個通政使司收納整理，再轉(zhuǎn)交相關(guān)職能部門。
這個新的通政使司的橫空出世，正是朱元璋開始在制度上削弱相權(quán)的開始。明承元制，所有奏章都先進中書省，一般的小事就由中書省直接處理了——宰相給出意見后發(fā)往吏、戶、禮、兵、刑、工這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臺等各相關(guān)職能部門，若是大事，再呈給皇帝裁決。與此同時，所有奏章都不能直接呈給皇帝，什么東西能讓皇帝看到什么東西不能讓皇帝看到，都由中書省來決定。這，就是宰相制度最大的權(quán)力所在，也是朱元璋最不能容忍這個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
通政使司的成立，宣告了朱元璋改變舊有制度的決心，給胡惟庸當頭澆了一盆冷水。胡惟庸不是笨蛋，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他逐漸意識到了朱元璋不會允許宰相再有以往的大權(quán)。先前廢除平章政事和參知政事，原來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給設(shè)立通政使司鋪路，這下將最能謀私的“奏事不許隔越中書”的老規(guī)矩改了，以后自己的日子怕是不好過了……
制度雖然改變，但舊的習慣一時很難完全扭轉(zhuǎn)，何況雖然成立了通政使司，但宰相制度并沒有消失。通政使司收上來的奏章還是要送到中書省，由丞相大人決斷，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們的奏章都寫了些什么，最終還是得依靠檢校。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時間里基本上是作為中書省的秘書處存在的。朱元璋當然不能容忍這種情況，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跟六部的人說：“做皇帝的人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主要是由于他兼聽廣覽，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于中書省，凡事必先關(guān)報中書，然后才奏聞給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所以民情不通，以至大亂。這是我們要深以為誡的。”于是下詔，諸司奏事勿關(guān)白中書省，直接奏報皇帝。
這一下對于宰相權(quán)力來說是致命的打擊，從根本上動搖了宰相專權(quán)的基礎(chǔ)。胡惟庸之所以能夠打壓眾臣，剔除異己，靠的就是舊制“奏事不許隔越中書”，這個制度方便他扣壓奏章，欺下瞞上。六部長官本來有事情都是通過中書省和皇帝聯(lián)系，但這個詔書使六部直接和朱元璋聯(lián)系上了，若果真如此，則宰相的權(quán)力就會被完全架空。
扳倒那么多敵人，好不容易從建國初年的地方小官爬到國家最高行政長官的位置上，還沒怎么好好享受呢，就眼睜睜地被皇帝一點一點削弱手中的權(quán)力，這是胡惟庸所不能接受的。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起而爭之，反正都是個死，干脆鋌而走險。
于是，胡惟庸開始策劃謀逆，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覺得時機成熟，準備行動了——
洪武十三年夏天，胡惟庸向朱元璋匯報：“臣的家里出現(xiàn)了醴泉，此乃祥瑞之兆，希望陛下駕臨臣的家中觀賞。”所謂“醴泉”，乃是說泉水清香馥郁，如同好酒一般，胡惟庸說他家里中有一口井，井水突然變化，涌出的全是美酒。
聞聽此事，朱元璋大感好奇，于是就在五月初二日從西華門擺駕出宮，前往胡府。然而皇帝的車隊走了沒有多遠，突然看見一個人從道路旁邊直沖出來，攔住了御駕。衛(wèi)士們害怕此人是刺客，急忙沖上前去將其圍住，拳打腳踢。然而這個人一手扳著馬車，一手直指胡府，滿臉是血也不肯松手。朱元璋覺得奇怪，仔細一看，原來此人是西華門內(nèi)使，一個名叫云奇的宦官。
朱元璋讓人把云奇架到自己面前來詳加詢問，可惜這個時候云奇已經(jīng)被打得奄奄一息，說不出話來了。朱元璋見云奇一直指著胡府，料想此事必定與胡惟庸有關(guān)，于是轉(zhuǎn)身返回西華門，登上門樓遠遠望去。
胡府距離西華門并不遙遠，登高而望，亭臺樓閣盡收眼底。不望還好，這一望可把朱元璋嚇了一大跳，只見胡府中有很多披堅執(zhí)銳的武士，全都埋伏在走廊兩旁和墻壁后面。
“胡惟庸想造反！”朱元璋急忙分派士兵前往圍剿，很快就捉住了那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中書左丞相，隨即將其押赴市曹正法。
這就是“云奇告變”的故事——而至于那位忠心耿耿的宦官云奇，據(jù)說因為傷勢過重，沒過多久就咽了氣……
胡惟庸犯下的所謂“謀逆”案，是朱元璋大殺功臣的肇始，也是他收回宰相權(quán)力的最終一擊。彼時我們這本書的主角——錦衣衛(wèi)——還沒有正式成立，朱元璋身邊仍然只有從建國前就成立的秘密部隊——檢校。
關(guān)于“云奇告變”的荒唐故事，雖然也起源于明朝，但就連明朝人自己都不相信。事實上胡惟庸死的那一年，他的罪名還并不是謀反，只是“擅權(quán)枉法”而已，“謀逆”的罪名和諸多罪行都是后來才陸續(xù)加上的。在胡惟庸身死之后，他的案子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牽扯進來的人越來越多，最終，就連李善長也被拉進“胡黨”，送了性命才算完事。
且說從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拿六部訓話后，原來在中書省轄下的六部就此獲得了越過中書省直接向皇帝匯報工作的權(quán)力，這給朝政帶來了不小的混亂。一個體制里，一對一的單線管理最簡單，放到大明朝就是皇帝—中書省—六部，按制度來說，六部還是屬于中書省的管轄范圍，六部的尚書們應該對胡惟庸負責；但按皇帝的金口玉言來說，六部可以直接給皇帝寫報告。這樣很多事情處理起來就比較麻煩了，你不能不告訴皇帝——皇帝他老人家說了得告訴他嘛，也不能不告訴中書省——就算皇帝批了條子，也得由中書省發(fā)布啊，橫豎是繞不過中書省的。這一下變成多頭管理，于是乎，六部的官員們在皇帝和宰相之間疲于奔命，難免出錯，這更讓朱元璋下定了廢除宰相制度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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