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明安 ]——(2000-11-5) / 已閱18699次
司法權威不立，法治焉存
姜明安
讀10月27日《北京青年報》第19版《法院豈可非議人大法規》一文，感覺到我國國民對維護和確立法院、法官權威的重大意義尚認識不足，尚沒有把法院、法官的權威和建立法治國家密切聯系起來。據該文介紹，甘肅省酒泉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一件二審行政案件中，認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適用的該省某地方性法規與國家法律相抵觸，判決撤銷一審判決和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對此，甘肅省人大主任會議認為上述判決“嚴重侵犯了憲法和地方組織法賦予地方人大及常委會的立法權，超越審判權限，沒有正確領會法律、法規實質，違法判決，直接損害了地方性法規的嚴肅性，影響了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是一起全國罕見的審判機關在審判中的嚴重違法司法事件”，責成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審并撤銷上述判決，在全省法院系統中公開批評酒泉中院和追究有關負責人及責任人的違法責任。
這里我們不準備探討法院的判決是否正確。我們要探討的是：作為一個法治國家，是否應該在法院之上另設一個特別“法院”，來評判法院的判決是否正確、合法；法院之外的國家機關是否可對法院如何審理案件和做出判決下達指示或命令；法官依法定程序做出判決后，如果其他國家機關認為該判決不正確和違法，以至上級法院通過二審程序或再審程序撤銷或改變該判決，是否要繼而追究審理該案件和做出相應判決的法官的法律責任。從許多法制比較健全的國家的情況來看，上述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法院的判決只有在當事人不服和向上級法院依法提出上訴的情況下，才能由上級法院依司法程序對其正確性、合法性做出評價；任何法院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不能對法院如何審理案件和做出判決施加影響，更不要說下達指示或命令；法官除了對受賄等犯罪行為承擔刑事法律責任外，對其審理和判決行為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試想，法院的判決如果接受其他國家機關的評判，其它國家機關可對法院如何審案、判案下達指示、命令，法官在判案時還要考慮如何下判才能免除自己日后承擔法律責任，法院的獨立審判權還如何保障？法院、法官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權威還何以維持、存在？沒有法院的獨立審判，沒有法院、法官在國家、社會生活中和國民心目中的權威，這個國家還能叫法治國家么？
法院的判決不接受其他國家機關的評判、監督，法院辦冤、假、錯案怎么辦？法院、法官不是神，他們辦案當然難免出錯，但是，公開、公正、公平的司法程序是人類設計的保證冤、假、錯案最少發生可能的制度，這種制度雖然不能絕對避免錯誤發生，但那是人類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如果我們試圖在這種制度之外去尋求另一種糾錯機制，那我們只能是飲鴆止渴，再回到過去的人治時代去。
現在許多法官腐敗，司法不公，他們做出的違法、錯誤判決不接受其他國家機關評判和監督，怎么糾正？現在我們國家確實存在某些法官腐敗和司法不公的現象，但這些現象是怎么引起，怎么發生的呢？是因為我們的審判太獨立，我們的法院、法官權威太過造成的還是因為我們的司法體制（如地方保護主義等）和我們的法官制度（如法官選拔、任用制度，法官待遇等）存在的弊端所致？顯然是后者。如果我們不是從司法體制和法官制度上進行改革，消除產生司法腐敗的根源，提高法官隊伍的素質（吸收和吸引第一流的人才進入法官隊伍），而是在司法體制之外尋求某種個案糾錯、補漏的機制，可能是錯案越糾越多，漏洞越補越大。
讓我們再回到前述案件，該案涉及法治的另一個重大原則問題：法院在審理案件中，發現地方性法規、行政法規、規章與法律相抵觸，是否可直接適用法律而不適用與法律相抵觸的法規、規章？根據法治原則，這不僅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和必須這樣做的。如果不這樣做，國家法制的統一如何保障？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最高權力如何保障？我國憲法第五條和立法法第七十八、七十九條都明確確立了憲法、法律優于法規、規章的效力和法律規范的位階制度，法院適用法律當然必須遵循這一制度。例如，我國土地管理法對違法占用耕地進行各種建筑的行為規定的法律責任是拆除違法建筑，恢復土地原狀。如相應建筑符合土地利用規劃，可沒收相應建筑和并處罰款。但一些地方性法規規定的法律責任卻是可單處罰款。人民法院在辦理土地行政案件時，如不直接適用法律而適用行政機關在處罰時適用的地方性法規，土地管理法保護耕地的立法目的怎么實現？
這樣做是否可行？法院對法律理解錯誤怎么辦？法官當然可能錯誤理解法律，但法官錯誤理解法律的可能性要比其他人小得多，因為法官理解法律是在雙方當事人及其律師參與的公開、公正、公平的司法程序下進行的，并且要受到二審程序和審判監督程序的制約。在這種制度下雖然仍然可能發生錯誤，但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風險。在大多數法治國家，法院不僅可以不適用與法律相抵觸的法規、規章，而且可以直接撤銷它們。
有人可能會說，外國法官素質相對較高，可以賦予他們這種權力，在我們現在這種法官素質條件下，能這樣做嗎？目前我國法官的素質的確不盡如人意，但法官素質是可以改善的，通過法官選拔、任用、培訓和待遇制度的改革，法官隊伍的整體素質完全可以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大為提高。如果我們因法官隊伍現在的素質尚有一定問題而不賦予法官理解和選擇適用法律規范的權力，對所有法律規范沖突問題都提交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解決，我們的司法可能會處于半停滯狀態。最重要的是，目前我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既沒有設立專門的憲法法院或憲法委員會，也沒有制定一套專門解決法律規范沖突的程序，如果我們將所有法規、規章與法律抵觸的問題（包括明顯沖突的問題）都提交全國人大，如何保障這些問題的及時、正確解決，如何保障整個國家法制的正常運轉？
在一個法治國家，法院（包括普通法院、行政法院、憲法法院）應享有解決一切法律爭議（包括法律規范沖突爭議）的終局權力，法律的權威應通過法院、法官及其判決的權威實現。任何在司法制度、司法程序之外建立的對法院判決的“糾錯”機制和對法官辦理“錯案”的責任追究機制的設想和設計都是缺乏遠見的治標之策，從長遠看，它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將后患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