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勇明 ]——(2011-9-15) / 已閱7344次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中國律師文化
江蘇唯衡律師事務所 沈勇明
律師文化如同法官文化、檢察官文化，歸于法律文化的脈絡體系。從本質上講，律師文化屬于社會意識形態的范疇。作為上層建筑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受社會經濟基礎決定。社會形態左右著律師文化的發展方向；在一個法治社會中，律師文化又會對其所處的社會形態的構建和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
在當代中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已成為國家的大政方針，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成為當務之急。而建設和諧的律師文化，則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
一、律師文化的歷史沿革
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上下五千年歷史創造和累積了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回顧中國的法制發展歷史，可以看出，由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演變出了禮，形成習慣法；從夏朝的《禹刑》開始，中國又有了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從此，歷經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禮法合一、德主刑輔貫穿了中華法系的始終，成為統治者政行天下的法寶。從某種意義上說，古代的中國應該屬于德治和法治的國家，但無論是“德”還是“法”都只是奴隸主和封建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而已，在一片沒有民主養份的土壤里，怎能有現代法制的萌芽？在一個專治的國度里，人民沒有權利可言，那些為草根百姓打抱不平、奔走呼號的人自然也只能是“訴棍”。
因此，在古代的中國，沒有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律師制度，也就沒有律師文化。
現代中國的律師制度和律師文化移植于西方。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英、法等國一批資產階級思想家紛紛著書立說，倡導平等、自由、民主。格老秀斯把國家定義為“一群自由的人為享受權利和他們的共同利益而結合起來的完整的聯合體。”孟德斯鳩主張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政府。盧梭認為，法律必須具有一般性，并在其命令所及的范圍內，必須對全體人民平等適用。法律不能只適用于個別人或個別客體。薩維尼指出，法律絕不是那種應當由立法者以專斷刻意的方式制定的東西。法律乃是“那些內在地、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在一個先進的法律制度中，法學家、法官和律師對于法律制度的建構起著積極的作用。邊沁指出，“法律的全部作用可歸結為下述四個方面：供給口糧、達到富裕、促進平等和維護安全。”正是這眾多的偉大思想推進了西方社會的變革，鑄造了西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信仰。隨著法律制度的發展，民主法制的健全，司法權的分立，法律職業階層的出現，律師誕生了。
1906年，清朝統治者頒布中國憲政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在沈家本等人的主持下，開展大規模的修訂律法活動，開了中國法制近代化的先河。武昌起義后，蘇杭兩地的留學生首先組織律師總會（亦稱辯護士會），并制定了章程。這是中國最早的律師組織。1912年1月，上海的留日學生倡議組織了中華民國律師總公會，擬定了總公會章程，完成了律師制度的移植過程。
解放初期，我國曾短暫地實行過律師制度，但時隔不久，就由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律師業隨著公、檢、法一起被砸爛。直到1980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律師暫行條例》，律師制度得以恢復。1986年，司法部開始組織律師資格統一考試，2001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法官法》、《檢察官法》、修訂了《律師法》，確立了統一的國家司法考試制度。律師制度逐步規范。中國特色的律師文化開始形成并進一步本土化。
撫今追昔，從律師的誕生、成長歷程可以看到，法治興則律師興，律師制度的存在需要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基礎，是特定的社會形態造就了特定的律師制度，特定的律師群體形成了特定的律師文化。
二、和諧社會需要和諧的律師文化
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沒有矛盾，人類社會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進步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當代的中國社會，已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種空前的社會變革，給中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也必然帶來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近年來，尤其在土地征收拆遷、環境保護、企業重組改制和破產、勞動等領域出現了許多群體上訪、群體訴訟事件。這些群體性事件雖屬人民內部矛盾，但如果不能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必將直接影響群眾的利益和社會的穩定。而律師作為社會法律工作者，肩負的使命決定了他的工作必然在化解社會矛盾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我們經常把司法制度的設置喻為天平，法官居中，檢察官和律師分處天平的兩極，同為法律人的三種角色在工作中相互監督、相互制衡，才能維系法制天平的平衡，真正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任何一方的缺位，都將引導社會走向專制或無序的混亂。
在法制的天平上，律師所起的作用恰恰在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基于當事人對律師的信任和律師的法律專業素養，律師在代理案件中的一言一行，都會直接影響糾紛和矛盾的發展方向。
維護當事人的權益是律師的根本執業理念，但某些西方國家的律師一昧以當事人為中心、唯利是圖，為了達到勝訴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地損害他人甚至國家利益。而中國的律師，所維護的必須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同時還要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律師執業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這是法律對中國律師的要求。因此，中國的律師必須在工作中努力做到縝思慎行，仔細甄別當事人的訴求合法與否；樹立全局觀念，權衡個體與集體利益的得失，在依法充分保障當事人個體利益的同時，不損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在發生群體性事件時，律師做為代理人參與糾紛的處理，應當懂得采取適當的方式，將群眾的意愿反饋給政府部門，督促和幫助政府部門改進工作、修訂規章，形成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解決群眾的現實困難，同時也要在群眾中宣傳、普及法律知識，制止過激行為的發生，積極調解矛盾、消除爭議和糾紛，平訟息訴，以維護社會穩定，實現社會的和諧。而這些，都需要承辦律師具有高度的社會和職業責任感、高超的處事應變技巧、精深的法律修養。造就一位這樣的律師，其作用畢竟是有限的，只有造就一大批這樣的律師，才能真正的濟世救民，保障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這就要求律師同業者必須形成共同的和諧的律師文化，或者說以共同的和諧的律師文化熏陶、鑄造出一大批優秀的律師。
和諧的律師文化是實現社會和諧的保障，和諧社會需要和諧的律師文化。
三、建設和諧的律師文化要求我們每一位律師身體力行
律師文化是律師這一社會群體在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下，在法律服務實踐中形成的，為廣大律師認可并共同遵守的價值理念和行為規范的總稱。
每一位律師，都在工作中實踐和創造著各具特色的律師文化，而作為律師群體的一員，又應當遵從共同的律師文化。
作為律師，要將“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作為根本服務理念，將“保障法律的正確實施”作為職業的核心價值。首先，我們要具有高度的職業責任感。在代理的每一起哪怕很小的案件中，都要唯法律至上，遵循事實和法律，不畏強權暴力，為當事人的權利而斗爭。在每一家顧問單位，要從企業股東和管理者的高度，為企業每一項重大決定提供科學的參考意見。其次，我們要為當事人選擇合法的維權途徑，提供合法的建議，既要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又要堅決拒絕當事人的無理甚至違法的要求，說服當事人“走正道”，以自己的行動保障國家法律的正確實施。再次，我們不僅僅是法律的工匠，還要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和崇高的政治理想與抱負，在一切可能的情況下積極參政議政，促進國家法治進程。政治在客觀上要求律師的參與。世界各國許多國家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腦，是出身于律師的。現任的國家首腦如韓國總統盧武炫、英國首相布萊爾、臺灣的所謂總統陳水扁……以前的美國總統林肯、克林頓、南非總統曼德拉。美國43屆總統，有21屆是由律師出身的人擔任的。美國參議院100名議員中，就有65名出身于律師；眾議院430名議員中，有205名出身于律師。在一個法治國家，律師工作的觸角深入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角落，他了解人民的心聲，律師參政議政，不僅可以提高律師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形象，更能從法律職業的角度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情民意，并且用專業的知識和技能制定符合社會發展客觀要求的法律，用自己作為法律人對法律的理解去貫徹法律宗旨，實現立法目的，提高行政效率。因此，盡管目前的中國律師政治地位差強人意，但我相信，隨著民主與法治的深化改革，律師從政是大勢所趨，這也是律師職業本身所肩負的使命。
作為律師，要恪守職業道德，遵守執業紀律。律師應忠于事實、忠于法律，勤勉盡責、誠實守信。在現階段，律師要樹立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道德規范。高尚的職業，要具有高尚的道德，這個行業才能真正地為世人所尊敬。另一方面，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對律師在執業機構中的紀律、律師在訴訟、仲裁活動中的紀律、律師與委托人、對方當事人的紀律、律師與同行之間的紀律等各個方面作了規范，它是我們的行為準則。我們在行業內自覺遵守這些紀律的同時，它們也會作為“行規”為律師以外的社會公眾所知悉和尊重，以此成為我們律師行業的特征，形成律師文化的特色。現實中，確實存在著極少數地律師誠信缺失、道德淪喪，亂收費、包打官司、勒索當事人、拉關系、行賄司法人員等惡劣行徑，嚴重敗壞了律師職業的形象，對此，我們應當加強律師行業自律，懲治無良律師，旗幟鮮明地開展行業內部的反腐斗爭。
作為律師，要掌握精深的法學理論和廣博的社會、科學知識，要掌握高超的辦案技巧，用中庸之道化爭止紛。首先，律師應有良好的職業修養，不斷學習和鉆研法律法規、提高業務能力，在工作中積累點滴經驗，增加社會閱歷，這些都將成為職業生涯中寶貴的人生財富。其次，我們要繼承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吸收其中的精髓，為我所用。律師要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但不能將自己置于當事人的地位，激化矛盾、挑詞架訟不應是律師的作為，調處、平息糾紛、化干戈為玉帛、無訟才是律師的最高境界，這需要律師運用高超的智慧與才能解決困難。加強職業修養，才能凸顯律師的人格魅力。以和諧的理念培養律師的個人素質，才能形成和諧的律師文化。
中國律師業從1979年恢復以來，剛剛走過26年坎坷歷程。這支隊伍是年輕的，這個行業充滿了朝陽。在民主與法治逐步健全的中國，國家、社會和民眾對律師寄予了厚望。我們每一位律師都不可妄自菲薄，而應牢記對社會和公眾所承擔的使命和責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和諧的律師文化，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美]E.博登海默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版；
2、《中國法制史》，徐永康主編，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版；
3、《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4、《論律師文化》，作者：宋占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