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前紅 ]——(2003-8-27) / 已閱64200次
[69] 同前引[67]，254頁。
[70] 張慶福：《憲法學基本理論》（上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64-78頁。
[71] 莫紀宏：《現代憲法學的邏輯基礎》 法律出版社，2001，455頁。
[72] 李龍：《憲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293-302頁。
[73] 季衛東：《合憲性審查與司法權的強化》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74] [美]伯爾曼：《法律與宗教》三聯書店，1991，43頁。
* 秦前紅，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 葉海波，武漢大學法學院憲法學碩士研究生
[1] 何勤華：《法的移植與法的本土化》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3期。
[2]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61，61頁。
[3] 鄭強：《法律移植與法制變遷》載《外國法譯評》1997年第3期。
[4] 朱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自序。
[5] 王世杰 錢端升：《比較憲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2-7頁。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2卷 ，223-224、273頁。
[7] 杜承銘：《論憲政的人性基礎》載《法學》2000年第4期。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第42卷，238頁。
[9] 劉世軍：《近代中國政治文明轉型研究》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1頁。
[10] 高健生：《政治文明：20世紀社會主義的實踐思考》 載《教學與研究》2001年第2期。
[11] 徐久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四題》載《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1期。
[12] 郭廣迪：《用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認識社會主義的本質》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2期。
[13] 楊小凱：《資本主義≠經濟成功》 載南方周末2002年8月8日B14版。
[14]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再版序言，3頁。
[15] 黃炎培：《延安歸來》 載于《八十年來》 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148-149頁。
[16] 高鴻鈞：《現代西方法治的沖突與整合》載《清華法治論衡》第4輯，1頁。
[17] 同上引[16]，3-18頁。
[18] 高鴻鈞認為形式法治具有七項特征：依法統治、法律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法律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司法獨立，程序公正、維護個人自由，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以及公域與私域的劃分、法律的穩定性。（8頁）形式法治有自己獨特的功能，有利于反對專制特權，促進自由經濟的發展，同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實體權利。（9-10頁）其主要存在的理論局限在于，將法律的權威訴諸于國家，甚至將法律等同于“主權者的命令”，具有潛在的危險；排斥了訴諸于任何其它外在標準對法律本身的檢討，對實體價值采取放逐的態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結果是人人在實質上的巨大鴻溝；只注重消極自由的保護，實際上剝奪了大多數人的自由；只有利于資本家充分享受自己的權利，并賦予他們利用自己的財富力量來剝削他人的機會。（10-12頁）在實踐上，形式平等與實質不平等的緊張關系以及與此相關聯的貧富兩極分化，危及著社會穩定。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政府對“守夜人”角色的拋棄和民主的深入發展，形式法治受到四個方面的挑戰：福利立法的劇增、公域和私域界限的日益模糊、基本權利和自由處于顯性地位、行政立法、司法的膨脹。（12-17頁） 參見高鴻鈞：《現代西方法治的沖突與整合》載《清華法治論衡》第4輯。
[19] 在民法上，“契約自由的限制”代替了“契約自由”，“所有權行使的限制”代替了“私有財產的絕對權利”，“無過錯原則”補充了“過錯責任原則”。在刑法上，采用“社會防衛主義”，大量使用“保安處分”。參見李龍：《法理學》 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30-31頁。
[20] 同前引[17]，49-50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53頁。
[22] 轉引自郎友興 項輝：《現代性：來自吉登斯的觀點》載《浙江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
[23] 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書館，1962，引言，44頁。
[2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589頁。
[2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55頁，293-294頁。
[2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108頁。
[27] 童之偉：《法權與憲政》 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306-316頁。
[28] 《列寧選集》第2版，人民出版社，1972，第3卷，211頁。
[29] 何華輝：《比較憲法學》 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135頁。
[30] 盧梭：《社會契約論》 商務印書館，1963，30頁。
[31] 轉引自張文顯 信春鷹：《民主+憲政=理想的政制》載《比較法研究》1990年第1期。
[32] 斯蒂·M·格里芬：《美國憲政：從理論到政治生活》載《法學譯叢》1992年第3期。
[33] 雅施·蓋伊：《第三世界的國家理論和憲政制度問題》。轉引自許崇德：《憲法與民主政治》 中國檢察出版社，1994，286頁。
[34] 轉引自何華輝 李龍：《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憲政建設》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3頁。
[35] 《洛克選集》）第5卷倫敦，1823，412、339、411頁。
[36]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商務印書館1987，156頁。
[37] 楊海坤：《跨入新世紀的中國憲法學——中國憲法學研究現狀與評價》中國人事出版社，2001，45-54頁。
[38] 張慶福：《憲法學基本理論》（上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56頁。許崇德教授持基本相同的觀點，認為“憲政的實質是民主政治，再加上形式要件，憲政應該是實施憲法的民主政治。”許崇德：《社會主義憲政的不平凡歷程——新中國第一部憲法頒布40周年紀念》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5期。
[39] 李步云：《憲法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149-151頁。李龍教授也認為憲政與法治、民主和人權密切相關，“是以憲法為前提，以民主政治為核心、以法治為基石、以保障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或政治過程。” 李龍：《憲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144頁。
[40] 仇加冕：《憲政和法治》載《社會科學家》1995年第1期。
[41] 文勇：《制度決定論的貧困：對近代中國立憲政治失敗的原因分析》載《浙江學刊》1999年第6期。
[42] 王人博：《憲政的中國語境》載《法學研究》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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