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寧湘 ]——(2003-9-3) / 已閱12096次
《法律援助條例》施行之日的隨想
——對我國法律援助制度難以推行的剖析
四川成都精濟律師事務所
何寧湘律師
于2003-07-31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３８５號頒布的《法律援助條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于動作大約有3-5年，通過法律援助案件辦理，廣大律師已感到法律援助制度的推行難、辦案不易、辦案經費無處落實、勞動報酬全無、勞動價值得不到尊重，一般民眾不信任刑事案件的法援辯護律師及辯護效果。為此，在《法律援助條例》施行之日，將所遇到的、想到的有關問題提出，并作淺析。
●關于法律援助的基本含意
【近期報刊媒介對“法律援助”解釋】
法律援助——是指在國家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的指導和協(xié)調下，律師、公證員和基層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務人員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予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制度。
主體——法律援助實施主體包括律師、公務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務人員。
【而《法律援助條例》規(guī)定】
第三條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采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yè)與經濟、社會協(xié)調發(fā)展。
法律援助經費應當專款專用，接受財政、審計部門的監(jiān)督。
根據第三條的規(guī)定，法律援助的主體是政府，而不是所謂的“律師”，律師只是具體法律援助案件的承辦人、參與人之一。這相當于政府的某項撥救濟款工作，由財政局具體工作人員發(fā)放，此時政府是主體，款是政府給的，而不是財政局工作人員給的一個道理，具體工作人員不能成為撥發(fā)救濟款行為的的主體。
【近期報刊媒介對“法律援助實質”的表述】
法律援助，即請律師辯護“政府買單”。
這種表述是完全符合《法律援助條例》的立法宗旨與規(guī)定精神的，同時一語道破法援的實質。說明媒體對條例的理解與認識是十分準確到位的。遺憾的是，目前政府對于法律援助并未支付一分錢給律師事務所或律師。對于訴訟當事人而言，的確未“買單”，但這“單”不一定是政府在買，而實質是社會民眾在買單。這與當前我國社保繳費一樣，本應政府付款，而現在是由企業(yè)與職工個人在承擔一樣。我們可以想到，政府就法援經費肯定是撥了專款的，但這款是司法行政機關用在設備上、紙張上、活動上，中心人員工資報酬上，而未向律師支付。因此，對于具體案件要發(fā)生的必須費用一般是由承辦律師支付了，國家、政府、司法局、法院均不支付。
●我國法律援助的實質
在我國目前法律援助實質上是，國家將其本應承擔的司法救濟行為義務，轉移到廣大法律工作者。司法救濟行為，本屬于國家司法機關（包括法院與司法行政機關）是行為人，即行為主體。其次，司法救濟行為無非兩個基本層面，一是渠道，二是費用；解決這兩個方面，法律援助工作理應不再存在實質問題。
目前從法律規(guī)定上，司法機關從面上保證了司法救濟的渠道，或稱通路。對于這點，一般僅限于或說多限于刑事辯護案件的法律援助。對于民商行政訴訟案件，當事人要想減緩交訴訟費，一般不可能，得到法援的可能性太小太小。也就是將原我國刑法制度的法院指定辯護轉換到了法律援助辯護。關于費用，這是個多方面問題，一是司法機關是否支付？以一個刑事指定辯護案件來講，必須發(fā)生的費用有：1、指定辯護人費用，80年代四川省地區(qū)省會城市大約為人民幣15元，當時的硬殼《紅塔山牌》香煙為人民幣5.5元一盒（市場通價），也就是說，法院給的指定辯護費不足以買三盒；2、閱卷復印資料費，對于刑事案件，目前成都法院采取復印閱卷方式，即辯護人到法院閱卷時，法院將可以給律師的訴訟卷中的證據卷在法院指定地點進行復印，律師支付復印費。需要說明的是，法院內復印資料，一般出具的是具有與白條相同性質的普通收據，本人目前還未見到使用發(fā)票的情形，且復印A4紙一頁，街上小店一般為人民幣0.25元-0.30元，法院通常而收0.5元一頁。假設一般中等工作量案件，以復印100頁計算，復印費合計為人民幣50元，這筆費用也是不小的支出。在法院指定辯護時，這費用也是律師來支付。3、會見被告交通費，目前大城市的看守所一般遠離城市，辯護人會見被告必然要產生交通費。
●另一方面，國外不少國家對于法律援助案件的具體事務，通行由國家律師或稱公職律師辦理，而公職律師的勞動報酬是由國家支付的。而我國目前沒有公職律師。而自從有了法律援助后，法院連指定辯護費也省了，這樣的援助實質不能稱之為司法救濟，而是社會民眾救濟。因法律援助的費用與主體為社會人員而無司法機關、司法人員和行為。因此，從此目前的實質，不少報刊稱“法律援助”為“政府買單”的說法，實屬信口開河。
從前述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我國立法有兩個常見現象：1、法律調整范圍是政府行為的，即使具備條件了，也不頒布；對民眾有利的法律，不具備條件也要頒布。這種立法的作為與不作為，結果都是一樣的，即無可依性，也就相當于沒有法律的效果。目前法律援助條件是，司法行為主體不支付費用，公職律師制度未實行，法律援助中心也不支付費用（注：本文“費用”不包括律師報酬。本來就是極少的費用，國家與相關機構都不愿意支付，律師報酬就壓根不要想）。
結論：我國目前的法律援助制度尚不具體法律意義，或者說與原立法者的初衷相違。愿《條例》上設立的法律援助早日出現。
●“法援案件”成為律師與律師事務所遇到的兩難問題
●對于律師與律師事務所而言，對于目前律師執(zhí)業(yè)而言，從經營體制與模式而言，是完完全全的“下海”。因此，律師執(zhí)業(yè)是自己創(chuàng)業(yè)、掙錢來要實現養(yǎng)家糊口的基本要求與不斷自我提高的社會消費需求。司法行政機關將地方企業(yè)贊助款買了設備與轎車，在不支付任何費用的情形下，卻強行攤派推行法援工作，此時律師事務所處于無奈，也只好將一個所內全體執(zhí)業(yè)律師進行排隊來承擔援助案件的代理事務，不少律師事務所考慮到在單個案件上律師付出太多，采取給予每個法援案件100-200元補貼了事。
●由于案情復雜，或者有可能辯護無罪的案件，當事人一般能支付律師辯護費，委托律師事務所指派律師辯護。在此情形下，大部份都是性質較為嚴重，案情復雜，法院或司法機關都已有定論的案件自然就不愿意委托律師辯護，法院再不愿支付費用，這些案件自然必到了法律援助中心，成為法援案件。如筆者在2000年辦理的，一個涉嫌故意殺人的法援刑事辯護案件，被告為20來歲四川區(qū)部地區(qū)農村女孩，在一家軍人家庭中為其孫子當保姆，最后因記恨主人當初承諾為其在成都找工作未兌現，將其孫子砍了數刀。該案傷者在上海整形治療已花了數萬元，審查階段時，承辦檢察官曾找來被告父母親，希望能支付一定賠償金為孩子支付巨額醫(yī)療費，但被告家中實在太窮，無力支付這對于農村人而講的“天文”數字。在庭審辯護律師發(fā)現了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問題，但中院法官根本予理睬，結果一審判了死刑。由此可見，由于案件性質本身就嚴重，法援案件律師辯護意見被采納的可能性基本沒有，或者說可能性太小。因此從律師與事務所角度而言，實際上都面臨上有司法行政機關的行政命令，下有辦案難而無果，加之沒有經費，因此都不愿意辦理這類案件。
結論：必須落實責任、公開國家專款、讓費用用于律師辦案、辦案律師必須獲得勞動報酬。在有條件的可能下，實行公職律師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