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占陽 ]——(2012-2-16) / 已閱16934次
（4）“黨委如何領導？應該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7頁）“黨的領導要體現在制定和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上。”（《鄧小平年譜》第685頁）
這就是說，黨對農村的領導主要應是上級黨委的政治性、宏觀性的領導，而不是以村支部剝奪農民的自治權，更不是村支部在農民頭上強迫命令、稱王稱霸。村支部不是一級黨委，所以沒有“只管大事”的職責和權力。村里的大事只應由村委會來負責，而不是村支部包辦代替，這才是黨政分開。村支部無權“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只應在充分尊重村民自治的前提下發揮某些“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作用，而在這種前提下，它的這種作用實際就是搞好村級黨建、支持村民自治、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
雖然那時尚未實行村民自治，但這些重要指導思想實際己經先期提出了。
實際上，這也正是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的基本思路。革命時期，支部建在村上，支部是村里的權力中心，確實是革命的需要。但執政之后，整個思路就必須轉變了。執政黨就是執掌行政權的政黨。村權力不是一級政府權力，而是農民的自治權。這就使執政黨不應通過事實上剝奪農民的自治權而直接執掌村權力，而應是支持農民充分享有自治權，即支持村民當家做主，即使是在村支部與村委會的關系很和諧、甚至在人員上也基本重合時，也要以村委會作為村里的權力中心。黨對農村的領導要主要應當“體現在制定和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上”，現在還應當體現在領導制定有關法律上，其次才是體現在農村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上。村黨支部的中心工作應當是抓好黨的自身建設，以使村里的黨員能夠發揮先鋒模范作用，而不再是象戰爭年代那樣是村里的權力中心，即村支部不再是村里的決策中心。
改革前國企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革后則就是廠長負責制了。國企尚且如此，小小的村莊何以就不能如此呢？所以在“黨政分開”的思路中本來就包含了以“民選村委會負責制”取代“村支部負責制”這項重要內容。村民自治法
徹底實現和保障“村民當家做主”，這是送給農民的大禮，也是農民的天賦人權，農民將會因此獲得重大利益和根本利益，再加上新農村建設等等，農民必然會普遍擁護共產黨。
反之，以事實上的“以村支部為中心”否定法律上的“以民選村委會為中心”，或者是以村支部、村委會兩個中心相互扯皮的混亂體制削弱村委會的中心地位，即想方設法以“村黨權”否定“村民權”，以“加強黨的領導”為名否定“村民當家做主”，從而處處與農民作對，不斷侵犯農民利益，則就只能使農民與共產黨漸行漸遠、離心離德，直至導致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悲劇，而這種過程同時也就是黨的領導執政能力不斷受到削弱和下降的過程。所以鄧小平早就指出：不能搞“黨去包辦一切、干預一切”，“干預太多，搞不好倒會削弱黨的領導。”（《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2頁，《鄧小平年譜》第1126頁）
那么，如果一些地方的農村黨員不能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又該怎么辦呢？實際上，這跟國企里的一些黨員不能發揮先鋒模范作用一樣，是無關大局的。農民心目中的“黨”實際主要是“北京”，而不是身邊的“熟人黨員”。只要“北京”切切實實地給了農民以政策性、制度性、公共福利性的大利益，農民就會說共產黨好，就會跟共產黨走，也就不可能出“陳勝吳廣”。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某些農村黨員表現不佳，黨也可通過對于農村的原則性、宏觀性、制度性的領導，確保實現黨對農村的全國性領導。不僅如此，只要是充分地實現了“村民當家做主”，農村黨員就不再可能享有不受制約的村權力了，也不再會被這種權力所腐蝕了，這對農村黨建將會大有好處，對于改善黨的整體形象也將大有好處。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判明，雖然在烏坎事件中，已經腐敗的村支部及其控制的村委會徹底解體了，村民民主選舉產生的“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隨之成為了唯一的權力中心，但廣東省委、省政府仍然肯定了它的合法性，并正在與之合作解決問題，這并不是否定了黨對農村的領導，而是揚棄了過去在黨的領導與村民自治的關系問題上自相矛盾、進退失據的模糊思路，不再將村支部不是村權力中心視為否定黨的領導了，從而從根本上肯定和支持了村民當家做主，即以面對人民要求、面對現實的改革精神，很好地踐行了“黨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指導思想，從而一舉扭轉了緊張危局，并開辟了基層民主改革的新航路。
當然，這并不是說以后就不要村支部了。村里有那么多黨員，自然要有支部。只是村里的權力結構從此調整和明確了，村支部與村委會的關系改革了，村民自治的中心地位開始確立了，黨的領導與與村民自治的關系也隨之改革了。
從微觀上看，村支部不再是村權力中心了，但從宏觀上看，黨的領導卻大大增強了，全國都為之振奮！這就正如鄧小平所言：黨政分開不是削弱黨的領導，而是改善黨的領導；只有改善黨的領導，才能加強黨的領導。我們應當從這樣的高度看問題，而不是把黨的領導蛻變為控制人民的維穩工具，不是以此使黨和人民對立起來，也不是仍然固守“革命黨”的舊思維。這才是走向光明的正確道路。
當然，這種徹底落實村民自治的新改革目前還只是剛剛開始，與之配套的村民自治權的分權制衡體制也仍有待于繼續創新（有些地方已有這種創新）。這種新改革的發展、完善和推廣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
在這種過程中，我們也還需要通過修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或制定《村民自治法》來進一步地確立、發展和保障村民自治，特別是不能再自相矛盾地規定村支部“領導村民委員會行使職權”了，同時應在法律上把村民代表會議作為制約村委會的獨立機構的普遍制度固定下來，并使村代會與村委會的任期錯開，還應明文規定禁止任何程度不同地侵犯和削弱農民自治權、政俯包辦代替和把村委會變成一級政府的錯誤做法（如村財鄉管、村干部工資制、村干部提拔為鄉干部、大學生 “村官”、下派干部等等），以從各個角度使之真正成為一部徹底實現和保障村民自治的完備良法。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根據前述鄧小平關于黨政分開、村民自治的重要論述，根據依法執政、依法治國的根本原則，根據憲法第111條關于“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居民選舉”的規定，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關于“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規定，重新修訂《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不再在作出與所有這些原則和規定都相矛盾的諸如村支部是“農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領導和推進村級民主選舉”，“領導村民委員會、村集體經濟組織”，“討論決定本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問題”等規定，與明確取消“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一樣，也明確取消“村支部領導下的村委會體制”，并參照體現了黨政分開原則的《中國共產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1986年）中關于 “企業黨委應當積極支持廠長行使經營管理決策和統一指揮生產活動的職權”，“保證廠長負責制的實施，推動和促進生產經營和各項任務的完成”的規定，也對村支部的相當于企業黨委、機關黨委的地位和職責做出明確的規定，即以黨內制度進一步地支持、確立和保障村民自治。而從宏觀上來看，這才是真正的領導和支持村民自治。
毋庸置疑，雖然未來的道路仍將有種種艱難險阻，但只要沿著這種“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改革之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那就一定能夠迎來光明的未來。否則，如果改革進程又中斷了，那就只能使各級黨政機關最后統統變成救火隊，以至于最后的燎原大火誰都撲不滅。
三是烏坎事件啟示我們，保障村民自治急需一個隔離帶，這就是經過了民主改革的縣鄉級政權，特別是縣級政權。有了這個隔離帶，相對弱勢的村民自治就不再會受到的不受制約的強勢政權的嚴重侵害、扭曲和破壞了，從村民自治到縣級民主政治的整個基層民主體系也就建立起來，大半個中國就會開始進入民主和諧的新時代，中國的基礎也就會隨之穩固了。而且我相信，如果比較順利的話，再有10年左右的時間，我國即可通過積極、穩妥、有力的政治改革，而較快地實現這一偉大的歷史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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