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新寶 ]——(2012-3-14) / 已閱22059次
張新寶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教授
岳業鵬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民商法博士研究生
關鍵詞: 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設立機制；運行規范；賠償標準
內容提要: 在風險社會背景下，大規模侵權造成的眾多受害人的救濟需求及對社會穩定形成的壓力，需要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救濟模式及社會管理思路的創新。賠償基金是實踐證明的行之有效的應對大規模侵權事件的技術性方案，建議由國務院盡快制定《大規模侵權損害賠償基金條例》，明確規定賠償基金的設立機制、運行規范、賠償標準及與民事訴訟等救濟途徑的關系等重大問題，實現賠償基金的制度化、規范化。被侵權人選擇賠償基金的救濟方式，應當簽訂和解協議，放棄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
引 言
我國2008年發生的震驚中外的三鹿奶粉事件，雖三鹿乳業集團最終以破產而告終，相關責任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嚴懲，但至今卻仍讓人記憶猶心。近30萬患兒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人身傷害，雖有90%以上的患兒家長領取了賠償金，但留給諸多“結石寶寶”的是可能永遠的傷痛或是不堪的回憶，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秩序所造成的損害也是無法估量的。
2010年4月，英國石油公司（BP）位于墨西哥灣的代號“深水地平線”的鉆井平臺起火發生爆炸，致11人死亡7人重傷，鉆井沉入海底后，油井開始向外噴發每天超過5000桶原油，美國墨西哥灣海域的生態系統遭到嚴重破壞，與之相關的旅游、捕撈、航運等各項活動均受到此次事故的嚴重影響。
2011年3月，由地震引發的福島核電站泄漏事故導致日本多個縣市的空氣、飲用水和土壤中放射性物質嚴重超標，同時造成核輻射物質的進一步擴散，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許多國家都檢測到泄露的人工放射性核物質碘—131。此次核泄漏事故對生態環境及其人們身體健康所造成的威脅尚未盡可知。
2011年6月，美國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康菲中國)作業的蓬萊19-3油田發生滲漏漏油，對周邊海域生態環境及漁業造成嚴重危害。盡管在海洋局反復催促下，勉強公開道歉，但針對事故損失以及海洋生態的賠償方案始終只字不提。樂亭養殖戶代表向康菲石油公司提出索賠3.3億元的起訴，卻被天津海事法院以“證據不足”為由不予立案，訴訟救濟遭遇困境。近日，康菲公司宣布將設立基金承擔責任，但也被指缺乏誠意。有公民提起環境公益訴訟，要求中海油和康菲公司立即成立100億元的賠償基金，但前景不甚明朗。[1]康菲漏油事件發生近三個月來，雖然媒體炒得轟轟烈烈，但油污仍在繼續，損失的賠償還遙遙無期。
近年來，全球頻發的各種驚心動魄的大規模侵權事件的報道幾乎時時充斥在我們耳邊，不斷印證并強化著人們關于“2012”的災難映象。盡管無法完全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但如何妥善應對，并及時、充分、公正地彌補由此造成的災難性損害，卻是不得不讓人深思的話題。
一、作為社會管理創新思路的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制度
（一）大規模侵權及其風險社會的挑戰
現代工業革命與科技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水平，使得現代文明社會逐步邁入了“風險社會”。我國正向著工業化社會變革，工業化導致社會財富的極大增加和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但是，與此相伴而生的是事故頻發，社會風險難以控制。這些事故有相當一部分屬于“大規模侵權”事件，這些事件造成了大量的人身、財產及生態環境的損害，并且多數呈現出了嚴重性、不確定性和持久性等顯著特點，對國家相關部門公平、有效地救濟受害者及處理后續問題提出了新的要求。風險社會的核心問題已經從工業社會時期的財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與合法化，轉變為如何緩解傷害和分配風險。[2]大規模侵權的救濟問題就是在風險社會這樣的語境下作為獨立的問題凸顯出來的。
“大規模侵權”（Mass Torts）并非嚴格的法律概念，也無明確的內涵或外延，而僅能對其進行大致的描述。德國著名學者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教授在其《大規模侵權損害責任法的改革》一書中將其描述為：涉及大量受害人的權利和法益的損害事實的發生。大規模侵權向我們提出了包括如何補償受害人損害在內的一系列責任法上的問題。在程序法上，數量眾多的受害人的訴求如何有序地提出、展開和完成，以避免冗長繁瑣的訴訟程序和高額的訴訟費用，也是等待著我們去解決的問題。[3]目前，大規模侵權已遠非簡單的民事案件，更涉及到社會公共突發事件的管理。眾多受害者強烈的救濟需要也給經濟秩序和社會穩定造成了巨大壓力，在建設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傳統社會管理模式也面臨著新的挑戰。
為了向以工業事故為代表的事故受害人提供救濟，各國都在逐步建立一個由侵權責任法與社會保障法、保險法以及公益救助基金等救濟體系共同發揮作用的損害救濟體系。[4]我國也有學者建議借鑒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機制，構建以侵權責任、強制保險及救助基金相互配合的大規模侵權事故綜合救濟體系，[5]以應對受害人緊迫的損害救濟需求。學者對救濟體制構建的設想是誘人的、全方位的，涉及司法體制、責任保險及社會保障制度等諸多領域，但大規模侵權受害人急迫的救濟需求與這些制度的完善及融合所需要的漫長時日之間的張力令人擔憂。
傳統的侵權責任法是按照侵權人與被侵權人一對一的假定模式設計相關救濟和賠償制度的，多數人侵權的案件屬于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而被侵權人人數眾多的大規模侵權事件并沒有受到特別的關注。剛通過不久的《侵權責任法》通過擴大權益保護范圍、建立多元化的歸責體系等方式，初步回答了侵權法在現代風險社會如何更好地為受害人提供救濟的問題，[6]該法確立了救濟、懲罰和預防等全面應對大規模侵權的多項舉措，足以解決大規模侵權法律適用的特殊需求。[7]但“徒法不足以自行”，現實中的侵權法并沒有內化于“風險生產秩序”之中，而是遠離秩序成為一個駐足觀望的他者。[8]整個損害補償制度必須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重新評估，創設更合理的救濟程序，有效配置社會資源，使被害人獲得更合理公平的保障。[9]《侵權責任法》雖然為大規模侵權責任的認定及損害賠償提供了基本依據，但落到實處的路徑卻亟待探索。在已經發生的一系列大規模侵權事件中，受害人尋求救濟的舉步維艱與獲得賠償數額的微乎其微引起了學術界的深刻反思。
在我國目前的司法體制之下，訴訟方式難以在應對大規模侵權中發揮主要作用。盡管法院是解決社會矛盾、救濟損害的重要途徑，但對于這種被侵權人人數眾多的案件，現有的司法資源也難以按照普通民事訴訟程序逐一立案、審理和執行的。在“大頭娃娃案件”、“三鹿奶粉案件”等大規模侵權事件中，法院多以“不予受理”的方式將受害者權利保護的訴求拒之門外。這倒不能簡單歸咎于人民法院的“瀆職”或“冷漠”，實是司法機關掌握的社會管理資源的有限性所致。損害及因果關系舉證上的困難足以讓多數受害者望而卻步，而訴訟程序的曠日持久更使得“遠水解不了近渴”，受害人損害難以及時得到救濟。以裁判為中心的傳統的賠償制度的非效率性與現代社會所要求的對損害的迅速、確定的救濟之間的矛盾日顯突出。這也就難怪會出現繞開侵權行為法而尋求別的更為有效的制度的“脫侵權行為法化”現象。[10]而美國等西方國家應對大規模侵權的法律對策之一的集團訴訟，因為其嚴重的內部團體類別紛爭而變得異常不穩定，人們對這種訴訟的欲求或曰目標已開始產生嚴重分歧。[11]加之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相關規范的不完備及適用中的“水土不服”，注定人民法院在處理大規模侵權事件中難有較大作為。
作為現代社會轉移和分散社會風險重要創舉的責任保險制度，被現代社會給予了較高的期待，因此被作為各國大規模侵權救濟體系完善的重要目標和舉措，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幸事件對受害者及社會秩序造成的可能傷害。但由于保險特有的風險識別和風險衡量技術的局限性，大規模侵權的責任風險無法用科學的數學方法來量化，這就意味著在責任保險經營中，過去的經驗對未來沒有太大的借鑒意義。[12]由此，為避免經營風險，保險公司只有提高費率來應對參數的不確定性，[13]或者根本不承保相關險種。這樣，投保人要么因只能以高價保險費來獲得低額的保障進而放棄購買保險，或者根本無法通過責任保險將風險轉移出去。加之我國保險業發展的相對滯后、諸多險種的缺失以及實踐中理賠的困難等因素，通過責任保險制度應對大規模侵權事件在短期內依然希望渺茫。盡管有學者主張，應當以三鹿奶粉事件等食品安全問題為契機，在食品領域推行食品行業強制保險，[14]但實現難度及實施效果尚不得而知。因此，中國保險業的發展現狀也使其難當應對大規模侵權之重任。
實踐中，相關部門基于應對大規模侵權的現實條件與維護社會穩定的壓力，探索著妥善處理此類社會事件的有效機制。在“三鹿奶粉”事件等類似大規模侵權事件中，相應政府部門總是“首當其沖”，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執法理念下，充分利用其掌握的公共資源“慷慨解囊”、積極應對，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但是，對于運用公共財政資源應對諸如汶川地震等自然災害當然無可厚非，但對于有明確責任人的大規模侵權案件，此種行政主導的救濟模式雖然頗有效率，但公平方面的問題卻往往被忽視，整個社會的納稅人要為肇事的個人和企業“買單”，[15]有違實質上的公平正義。而且行政方式所造成的追償滯后、因果關系的混淆等問題已經使行政手段的成本急劇增大。[16]這種主要由國家財政支持下的風險管理模式所具有的不確定性，也對政府財政預算構成了較大的沖擊。[17]
在風險社會背景下，大規模侵權頻發所造成的眾多受害人的救濟需求及對社會穩定形成的壓力，呼喚適應中國現狀和國情的救濟模式，需要社會公共事件管理思路和方式的不斷創新。
（二）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及其規范化建議
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是指專項用于救濟或賠償大規模侵權事件的被侵權人人身、財產損失的基金，是目前國際上盛行的并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應對諸如三鹿奶粉事件之類的大規模侵權事件的技術性方案。該模式在近些年來國際上發生的數起大規模侵權事件的受害者救濟實踐中得到了廣泛的適用和關注。在“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美國國會為扶持航空業通過并由布什總統簽署了《航空運輸安全與系統穩定法》（Air Transportation Safety and System Stabilization Act，ATSSSA），在第四部分設立了“9．11受害者補償基金”（The September 11th Victim Compensation Fund of 2001），為該事件中的受害者提供賠償。“BP石油公司漏油事故”中，英國石油公司BP同意設立200億美元基金，賠償因墨西哥灣漏油事件而生計受損的民眾，并交由獨立的第三方托管，以確保受害民眾得到賠償。賠償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為妥善救濟受害者、減少訴訟糾紛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針對發生在日本的福島核幅射事件，日本國會眾議院通過了關于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泄漏事故的賠償法案——“原子能損害賠償支援機構法案”，要求各電力公司按一定比例向該機構繳納賠償負擔金，以接受受害者的賠償申請。
侵權責任法與商業保險仍保留在私法救濟中，而社會公益救助基金屬則于典型的公法救濟。在風險社會來臨之后，出現了從私法救濟向公法救濟的發展軌跡。[18]通過建立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的方式來解決相關糾紛，是被實踐證明的效果良好的應對方案，也是實現《侵權責任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這一立法目的的最佳途徑之一。賠償基金的設立與運作可以最大程度地平衡效率與公平兩大價值。賠償基金不但能夠及時救濟眾多的被侵權人已受到的損害，還可以為后續損害提供救濟途徑和財力保障。[19]建立基金專門處理受害方的賠償事宜，避免占用過多的公共資源而導致新的不公，也使得人民法院免于承擔過重的審判負擔和輿論壓力，節約司法資源。考慮到中國的司法現狀，建立相關基金，或許是對受害者進行醫療與其他相關救助最有效甚至是惟一可行的途徑。[20]建立此類基金制度不涉及價值取向的爭論及不同行業、地方利益的調整或再分配，因此不應有較大阻力。作為一個法治社會治理層面的技術性方案，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應當得到決策層和社會公眾的普遍支持。[2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我國首次嘗試了醫療賠償基金的先進做法，是應對大規模侵權事件的一種有益的探索與實踐。三鹿奶粉事件發生后，政府部門當作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進行處理，積極調查統計受到損害患兒，組織相關單位免費救治及及時賠償。為了保障受害患兒的充分救濟，由中國乳制品工業協會組織22家責任企業出資設立醫療賠償基金。為此，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辦公廳、衛生部辦公廳與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辦公廳聯合發布《關于做好嬰幼兒奶粉事件患兒相關疾病醫療費用支付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勞動保障廳、衛生廳及各保監局切實做好嬰幼兒奶粉事件患兒賠償工作。該通知還對可予賠償疾病、賠付程序等具體事項作出指導，[22]堪稱完備。政府及相關部門的深入、細致的工作也一度贏得了不少掌聲。但所有這些均只針對三鹿事件本身，值得進一步深思的是，已發生的類似事件以及以后發生相應事件是否都能得到如此重視？
長期以來，我國應對大規模侵權事件都采取個別對待的方式。只有某事件達到足以影響社會穩定的嚴重程度，或者得到相關部門領導重視之時，才可能著手實施相應應對措施。而這些措施的選擇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某部門領導人的注意力或者主觀意愿。“三鹿奶粉事件”能稱得上是成功的典型，但還有相當數量的類似大規模侵權并未進入相關部門注意的視野，而漸漸淹沒在浩如煙海的新聞之中。無數受害者可能欲訴無門，艱難地走著維權之路，甚至可能被認為是社會穩定的威脅者而受盡折磨。[23]事實上，即便是已設立的三鹿奶粉醫療賠償基金，也由于相關規范的缺失及其公開程度的不足，使得該基金被質疑為“謎基金”。[24]這與法治社會的要求格格不入，也是文明社會所無法容忍的。應對大規模侵權的救濟機制應當是常規化、制度化的，而不應是應急性的，不應因相關領導人的注意力和公眾關注度的不同而有實質差異。我國目前在此方面尚缺乏相關法律及行政法規范，實踐操作中無章可循，產生了諸多難以解決的后續問題。實現賠償基金的規范化、制度化迫在眉睫。
作為應對大規模侵權的有效、可行措施，賠償基金制度應當通過規范性文件的方式確定下來。考慮到行政機關所擔負的社會管理職能及采取相應措施的高效性，建議由國務院出臺《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條例》，明確規定出現何種情形時應當啟動賠償基金的籌集與設立，規范賠償基金的運作程序和管理方式等，使賠償基金制度化、規范化，充分發揮其及時、充分、公正救濟受害者的功能，緩解大規模侵權所引發的社會矛盾情緒。
二、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設立機制的設計
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的設立機制，是該制度的啟動程序中涉及到的諸項制度安排。主要包括賠償基金救濟的大規模侵權范圍、設立機關及權限、賠償基金的資金籌措以及相應的登記事宜等。
（一）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的救濟范圍
從理論上講，各種侵權行為類型均可能發生大規模侵權事件，但多數這樣的侵權行為可以在侵權責任法制度范圍內通過民事訴訟等途徑得到順利解決。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作為侵權案件的非常規救濟方式，所涉案件利益重大、程序復雜、需動用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因此并非所有大規模侵權均可通過該制度加以解決，只有那些人身權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權人數達到一定規模，同時救濟困難且社會影響重大的侵權責任類型才適宜啟動此種程序，以節約制度資源，提高利用效率。
由于信息化的不斷深入，網絡上侵害著作權等受害人眾多的案件時有發生，也可能構成大規模侵權，但由于其只涉及財產權益，且因果關系明確，被侵權人有著較為方便的救濟途徑；加之此類案件也通常不會涉及社會穩定問題，因此不宜納入基金制度。另外，造成多人傷害的道路交通事故也可能構成大規模侵權，但由于我國制定了完備的交通事故強制責任保險制度，且《侵權責任法》對于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規定了侵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及社會救助三者緊密結合的綜合的救濟機制，足以實現對被侵權人的充分救濟，無需基金制度越俎代庖。
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參考國際上適用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制度的實踐，建議適用賠償基金救濟的侵權行為類型主要限定為大規模產品責任事件、大規模環境污染致人損害事件、大規模工業事故。產品責任是大規模侵權事件的多發領域，并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完善使得缺陷產品可能涉及的潛在受害者范圍不斷擴大，科學技術含量的提高以及產品更新換代的速率使得受害人相應舉證責任日趨艱難。環境污染損害事件時時發生，且極易蔓延，對一定范圍內人群及其生態環境所造成的損害表現出嚴重性、長期性及潛伏性等顯著特征，給受害者及相關部門的賠償請求帶來了重大困難。工業事故的多發也對人民生命、健康構成了較大的威脅，救濟的及時及充分程度嚴重影響著社會的和諧穩定。這三種類型是目前我國多發且救濟較為困難的侵權類型，通過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制度的運行，保證受害者能夠得到迅速、充足且公正的救濟，體現的是對人的終極關懷和對良好經濟和社會秩序的維護。
應予注意的是，上述三種大規模侵權事件的發生，并不必然導致賠償基金的設立。在某一大規模侵權事件已經發生后，由負責設立基金的機關根據被侵權人人數、損害后果的影響范圍、救濟難度、資金籌措情況等多重因素進行綜合權衡后，決定是否設立相應的賠償基金。當受害人人數并不太多且社會影響不大，或者雖影響較大但侵權人資力豐厚或者該類型侵權責任的保險制度比較完善，且能積極滿足被侵權人的賠償請求，爭議不大的，則并不需要啟動設立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的程序。為了保證被侵權人及時得到救濟，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是否設立賠償基金的決定應當在合理期限內及時作出。如911賠償基金要求，應當在法案頒后90日內，公布行政規章以確定執行基金的具體步驟，可予借鑒。[25]相關當事人對該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
（二）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的設立機關
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的設立涉及利益重大，賠償工作繁瑣復雜，需要由專門機關決定并負責基金的設立事宜。賠償基金可基于專門立法授權設立，也可以基于行政命令、國際指令、集團訴訟、集體協商或者單方提議而設立。[26]國際上，賠償基金多采用專門立法的方式設立，如美國國會通過了ATSSSA 法案專門設立基金為911事件中的受害者提供賠償，德國“康特甘”事件發生后，賠償基金由聯邦議會通過制定《設立“殘障兒童救助基金會”法》而設立；[27]日本也通過“原子能損害賠償支援機構法案”設立賠償基金負責受害者的賠償。足見其關涉利益之大。但考慮到我國行政機關掌握的社會管理資源的豐富性及其在應對大規模侵權事件中的高效性，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制度適宜采取行政主導的模式。現代國家中，政府管制已經普遍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是政府未能對風險進行規制，出現了損害事故，人們就會將責任歸咎于政府，讓政府對相關的權利被侵害者給予救濟。[28]另外，許多大規模侵權符合突發事件的條件，[29]根據法律規定由各級人民政府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突發事件的應對工作，并啟動相應應急機制，由其負責賠償基金的設立可以將事件的應急處置與民事賠償工作結合起來。我國已發生的數起大規模侵權事件，行政機關實際上也均發揮了核心和主導的作用，由行政機關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的設立，符合我國基本國情，也與廣大人民群眾期待相契合。建議由行政機關設立專門的“大規模侵權損害賠償基金指導委員會”作為決策及主管機構。
根據影響范圍不同，大規模侵權事件可分為全國性大規模侵權事件和省域大規模侵權事件。就前者而言，被侵權人分布于兩個或兩個省域以上，甚至遍及全國各地，社會影響也波及于多個省域；就后者而言，被侵權人及社會影響主要限于某一省域內。由于全國性大規模侵權事件涉及不同省域資源調度與利益安排，為了避免各省域相關部門互相推諉、彼此掣肘，宜由國務院設立的“大規模侵權損害賠償基金指導委員會”負責組織協調相關工作。而省域大規模侵權主要涉及本行政區域內的基金籌集及賠償，因此由本省級（直轄市、自治區）人民政府設立的，由民政、財政、公安等相關部門負責人共同組成的“大規模侵權損害賠償基金指導委員會”負責基金的設立及運作。國務院“大規模侵權損害賠償基金指導委員會”受國務院直接領導，省級人民政府設立的“大規模侵權損害賠償基金指導委員會”受本級人民政府領導。國務院“大規模侵權損害賠償基金指導委員會”對全國各省級“大規模侵權損害賠償基金指導委員會”進行業務指導和監督。
“大規模侵權損害賠償基金指導委員會”屬于本級政府專門處理大規模侵權事件、維持社會穩定的機構，與目前國務院及各省級人民政府設立的“減災委員會”具有類似的職能。為了避免增加行政編制的財政負擔，同時充分利用“減災委員會”掌控的社會資源，使得大規模侵權事件的預防措施、應急處理及善后救濟事項統一協調起來，建議由目前在國務院及其各省級人民政府設立的“減災委員會”兼負“大規模侵權損害賠償基金指導委員會”職能，分派人力專司賠償基金事務。
與“減災委員會”一樣，“大規模侵權損害賠償基金指導委員會”也應當設立辦公室與專家委員會。辦公室負責處理日常事務，并接受群眾投訴與監督。專家委員會負責為基金設立與運行提供政策咨詢、理論指導、技術支持和科學研究，主要包括法律專家、財務專家、技術專家、心理專家等。專家委員會設主任一名，副主任及委員若干名，聘任的專家應當具有相關領域高級職稱及豐富的實踐經驗。專家委員會設秘書處，負責專家的召集及相關意見的搜集。專家提供意見應當采取書面形式，并留存備查。專家對其提供的咨詢意見負責，如果因采納其意見而導致矛盾激化等嚴重后果的，該專家應當依法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另外，由于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的賠償屬于訴訟替代性解決方式，需要妥善處理與民事訴訟的關系，賠償標準及范圍的確定要以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為前提，它涉及《侵權責任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正確理解和適用，因此在必要情形下，指導委員會應當就相關事宜書面征詢最高人民法院或者相應高級人民法院的意見。
由于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設立及運作可能涉及財政緊急劃撥，也可能涉及救助資源的調度及慈善機構的捐助，甚至事關社會的和諧與安定，為了方便相關工作的順利協調與穩妥落實，作為決策及主管機構的“大規模侵權損害賠償基金指導委員會”通常應當包括民政、財政、公安等相關部門負責人，并由本級人民政府正職或副職行政領導擔任主任或副主任。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某大規模侵權事件僅局限于某市一級或縣級行政區域，且賠償工作并不復雜的，為了節約公共資源，可以不必通過設立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的方式進行解決。如果大規模侵權事件社會影響重大，省級“大規模侵權損害賠償基金指導委員會”認為確有必要設立賠償基金的，其可以決定并指導相關工作的開展。市一級或者縣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相關部門成立工作組，協助“大規模侵權損害賠償基金指導委員會”進行基金設立與運作事宜。
（三）大規模侵權賠償基金的資金籌措
大規模侵權損害賠償基金主要是為了對眾多被侵權人所受損害進行賠償。由于大規模侵權中被侵權人人數較多、損失較大，通常情況下賠償所需要的資金量較大，因此充足的資金籌集渠道是賠償基金制度運行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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