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聶立澤 ]——(2012-3-21) / 已閱14127次
聶立澤 中山大學法學院 副教授
苑民麗 廣東警官學院法律系 副教授
關鍵詞: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證明標準/法律真實/客觀真實/層次性
內容提要: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作為刑法中的一項基本原則，對定罪與量刑均有重要的制約作用。在其發揮作用的過程中，證明標準是一個關鍵之點并發揮著橋梁作用。就動態的定罪量刑過程來看，從立案、起訴到審判的過程展現了證明標準逐步清晰與升高的縱向層次性，從輕罪、重罪到死罪案件的審判實踐中又顯示出證明標準的逐步嚴格與審慎的橫向層次性。認識了主客觀相統一原則與證明標準的動態辯證統一關系，對指導司法機關正確地把握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的關系進而科學地定罪量刑是大有裨益的。
一、刑事證明標準與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之界定
（一）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內涵與作用范圍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內涵應當具有三層含義：一是從犯罪學視野（存在論）來看，任何犯罪都是在主觀心理支配下造成危害社會的行為或者結果；二是從刑法規范角度（價值論）來看，構成犯罪必須是一系列主觀與客觀要件有機結合的總和；三是從司法實踐中（認識論）來看，任何案件的事實都必須與司法人員的認識與評價相統一。我國學者曾指出，“犯罪、刑事責任與刑罰，是貫穿刑法始終的三個基本問題，刑法制定和適用的全部意義就在于通過正確解決這三者的關系來禁止、懲罰和預防犯罪，保護社會法益。因此，刑法的基本原則只有具有協調罪、責、刑關系的功能，才能對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指導意義，才能擔負起基本原則的使命。”[1]毫無疑問，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滿足和體現了這一刑法的基本精神和使命：其一，從定罪上講，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主要表現為犯罪的主觀要件（故意、過失、目的、動機等）與犯罪客觀要件（行為、結果、特定的犯罪前提等）的有機統一。其二，從量刑上講，其具體表現為，一方面在已然之罪上，犯罪是客觀危害行為與主觀惡性相統一，這也是量刑的前提和主要根據。另一方面，在未然之罪上，行為人的再犯可能即人身危險性（主觀的）與前罪、罪中及罪后的各種個人表現（客觀的）相統一，這也是量刑必須予以考慮的根據之一。因此，可以說犯罪實質上是一種犯罪人客觀的社會危害性和主觀的人身危險性的統一，所以也需要我們辯證統一的審視和對待。[2]其三，從行刑上講，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主要表現為，刑法視野內的主觀的人身危險性的減輕及消失與征表人身危險性變化的犯罪的一切行為事實的統一。[3]
從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作用范圍來看，學界目前仍然莫衷一是。但是把它視為定罪原則論則沒有爭議，不過就定罪原則論而言，又可以分為狹義說和廣義說，前者是指其作用范圍僅在于構成犯罪所必須具備的主客觀要件的有機統一，而后者則是指包括犯罪構成的主客觀要件相統一和認定犯罪的司法人員的認識與案件的客觀事實相統一兩個方面。我們認為，狹義說失之片面，廣義說是可取的，并進而主張主客體相統一原則還應當是量刑的一項基本原則。
（二）刑事證明標準的內涵與作用范圍
對于刑事證明標準，有學者指出，“證明標準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證明要求的具體尺度”，而“證明要求是法律要求證明案件事實所要達到的程度。”[4]也有觀點認為“刑事證明標準是指在刑事訴訟中負擔證明責任的主體利用證據對爭議事實或案件事實加以證明所要達到的程度。”[5]在我國當前刑事訴訟法和司法適用中的具體表達和規定就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實際上，以上種表述并無本質上的區別，刑事證明標準存在的根本意義和最終目的肯定是為了為犯罪定性即定罪。[6]而定罪，依據前蘇聯的觀點，特拉伊寧就認為“定罪就是確定被審理的作為（不作為）同法律中所規定的犯罪構成相符合。”[7]在我國，定罪一般也有兩種含義：廣義的定罪，是指司法機關依法認定被審理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構成什么犯罪的活動；[8]狹義的定罪，是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和依照刑事法律確定某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或者犯了何種罪。[9]可以看出，這兩種定義的重要區別就在于對定罪主體的認定上，前者涵攝了整個“司法機關”，在我國即公檢法三大家，而后者則明確限定了“人民法院”，把定罪權限縮為司法審判權。
我們認為，廣義的定罪是比較科學合理和契合我國司法實情的。從立法上來講，為了保障司法活動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及其尊嚴，將定罪權限定配置在人民法院是嚴謹和規范的，也有利于避免權力釋放中間環節過多而可能導致司法適用混亂、擅斷乃至腐敗。然而，從我國當前的司法實踐層面上來講，在刑事領域案件程序的實際操作中，公檢法三機關都不同程度實施和履行了一定的定罪權。從立案—移送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到有罪判決，不同于民商事裁判的主要特點就是多個強制性的國家公權力機關的介入，公安和檢察機關本質上同法院一起承擔和分享了對案件事實的實體證明和程序保障，現實中三機關中的任何一家都有權也完全有能力掐斷一個案件或者決定其后續司法適用走向。鑒于這種司法事實，我們認為，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所分別享有和具體實施的立案偵查權、審查起訴權和刑事審判權，實際上都是定罪權并屬于定罪權的表現形式。我們不能因為一項制度或者事實可能容易產生個別不利因素，便因噎廢食而不予承認。[10]
二、主客觀相統一原則與刑事證明標準關系之界定
確定了刑事證明標準在定罪中的適用范圍之后，我們再來看一下其所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有學者已經明確指出“定罪是主觀與客觀相統一”，[11]我們進一步認為，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不僅是理念性的定罪的基本原則，更是定罪在刑事司法適用中實際衡量尺度和載體實現的刑事證明標準的基本原則。
縱觀人類刑法學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刑事證明標準的指導原則和理念也分別有所側重和不同，主要有以下四種：其一，只注重于犯罪的外部行為及其實害的客觀主義原則；其二，只注重于犯罪人和人身危險性的主觀主義原則；其三，把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揉為一體的折中主義原則；其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引導下的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不可否認，前三種原則的產生和發展都具有其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但是，其不足也正如有學者所言，刑事古典學派的客觀主義說“沒有考慮實施犯罪的個人的情況，也沒有考慮犯罪中的特殊情節，這必然導致刑法適用中的不公平的現象。”[12]近代實證學派的主觀主義說則會使犯罪概念變得相對模糊，“有侵害行為人的自由之危險，即使采用征表主義，也難以克服主觀主義的這一弊端。”[13]而對于折中主義來說，其一，從反面的角度來講，折中主義實質上“仍然不外乎是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理論的一種表現。”[14]我們認為，“折中”與“統一”在概念范疇的內涵上并不相同，前者更多體現的是一種人為的相對僵硬和被動的截取、拼接和并合，正如有學者所言，“并合主義雖然也是一種主觀與客觀的統一，但并非有機統一，而是一種折中。”[15]其二，從比較的角度來講，折中原則實際上是一種相對消極的妥協和退讓，是一種遷就和捏合式的“統一”，而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是實實在在提出和倡導了一種真正的和主動動態的“統一”，強調在客觀現實中積極地發揮人即法律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因此是一種積極正面的發展和創新，實現了統一的有機和聯系。其三，從正面的角度來講，主客觀相統一說是完全符合我國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和實踐論的相統一，也是我國刑法基本價值和規范的追求和體現，可控可行，科學合理。因此，我們認為，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是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基本原則。
三、刑事證明標準司法適用中的縱向層次性
所謂證明標準的縱向層次性，是指在刑事訴訟流程中證明標準在整體上的趨嚴性與遞進性。刑事訴訟階段，“是指刑事訴訟過程中，按順序進行的相對獨立而又互相聯系的各個部分。”[16]在我國當前的司法實踐活動中，即立案、移送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和有罪判決四階段，其證明標準在刑事訴訟法上分別以第86、第129、第141和第162條來規制，總的來說，可以概括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我國的這一立法層面上的證明標準，看似簡潔明確，但實際上在司法適用過程中，由于刑事訴訟階段的存在，在不同階段，司法主體所查明認定的主觀性的“法律事實”和犯罪人員所實際實施的客觀性的“犯罪事實”的匹配程度的強弱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從證據學上講，即定罪時證據在立法應然和司法實然的符合程度不一，而現行立法上的刑事證明標準，以一擋四，未能充分體現出刑事司法實踐中證明標準的實然層次。
（一）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立法現狀
從立法層面上來看，刑事證明標準規定如下：（1）我國刑訴法第86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時候，應當立案”，即只要偵查機關“認為”有犯罪事實需刑事追究即可。因此，立案階段具有一定的主觀傾向屬性，證據程度精確性要求相對較弱，證據標準較低。（2）在移送審查階段，我國刑訴法第129條規定：“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的案件，應當做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移送同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與立案階段對比，可以看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立法應然層面明確提出，而且法條文本中的“應當”，也是對公安機關的刑事證據標準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移送審查階段證據標準具有高度傾向的客觀屬性。（3）提起公訴階段，刑訴法第141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17]在司法案件適用程序的第三步，刑事證明標準的鐘擺又再次搖向了相對的主觀主義，“人民檢察院認為”的條件設定和表達其實是體現出了一種主觀推定和判斷，“應當”被“認為”所替代，公訴比審查階段的證明標準在法律表示上又有所降低。（4）在審判階段，我國刑訴法第162條第1款規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這一條里并沒有寫是“應當”還是“認為”，但是，作為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終結階段，[18]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明標準是客觀標準”，[19]因此我們可以說，有罪判決的刑事證明標準比提起公訴的標準更加嚴格。同時還應當注意的一點是，此處規定的是“案件事實”，而公訴階段使用的是“犯罪事實”，這兩個范疇和標準也并不完全相同，從刑事法的角度來講，犯罪事實即是指犯罪嫌疑人法益侵害行為成立和符合犯罪構成的基本事實，而案件事實則是指被告人包括犯罪事實在內的與起訴案件相關的綜合事實。無疑，這是對司法審判階段刑事證明標準適用在質和量上的進一步提高，而且實質上也是對刑事訴訟法和刑法保障人權方面的程序和實體價值統一的體現和必然要求。
（二）司法適用中的問題和悖難
以上分析可知，我國刑事訴訟法在立法層面對在不同訴訟階段刑事證明標準的適用規定確實體現出了一定的層次性和合理性的，但是，我國現行刑訴法設置的這一層次并沒有與學理邏輯和司法實踐做到了完全符合和統一，當前的問題就是：第一，從立法語言的角度來看，我國有法可依的刑事證明標準實際上就僅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12個字，刑事訴訟法立法規定過于籠統而不夠精確清晰。第二，從法律解釋學的角度來看，學界及我們在前文中對于從立案到審判的訴訟階段刑事證明標準適用的分析，實際上都是屬于一種學理解釋，即無權解釋，呼吁和亟待立法或司法的有權解釋對證明標準適用的規范明確和指導完善。第三，從法律邏輯學的角度來看，對應于我國司法程序中的立案—移送審查—提起公訴—有罪判決四個階段，當前的刑事證明標準實質上是一個低—高—較低—最高的走向和模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當前訴訟法規定的刑事證明標準忽高忽低，邏輯不一，并沒有完全呈現出一個連貫遞進的統一評價標準和順序，層次混亂。
我們認為，當前立案和審判的刑事證明標準是合理的，問題的關鍵就是出在“低”和“最高”中間的這個“高”和“較低”上，我們倡導一種自始至終由低到高的統一的遞進式的邏輯層次。這里存在兩個隱藏的邏輯陷阱和悖難：（1）在移送審查階段對公安機關的刑事證明標準過高。“應當”“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絕對客觀主義標準，實質上隱藏的邏輯前提是公安機關在刑事證明中肯定絕對不會犯錯，這顯然不甚科學，有待完善立法規定。（2）在提起公訴階段對檢察機關的刑事證明標準形同虛設。刑訴法第129條所規定的“應當”顯然應當是包含了應然和實然的雙重含義，因為刑訴是指導實踐的程序法，如果其沒有在現實中的實然的效果，那就是對法條的不尊重。那么在此情況下，作為移送審查司法后繼程序的提起公訴，就面臨著一個邏輯悖難，即公安機關在“應當”之下的刑事證明標準規制下，已經幾乎將這一案件偵查和確認辦成了客觀性的“鐵案”，那么，檢察機關又應當在其中充當如何角色呢？刑訴法第141條規定的提起公訴的刑事證明標準是人民檢察院主觀性的“認為”，我們知道，主觀來源于客觀，物質決定意識，刑訴法中第141條跟隨銜接第129條的隱含的邏輯前提和陷阱就是，檢察機關必然要認同公安機關移送的案件。申言之，如果依據現行法條規定的提起公訴的刑事證明標準，則檢察機關應當對于公安機關移送的案件“凡移送必起訴”，這顯然也是與司法事實和適用現實不符合的，其出路仍在于完善立法。
（三）司法實踐中不同訴訟階段對證明標準的適用情況
不管立法規定與表述如何，司法機關在證明標準適用過程中，還是遵循漸進性的認識規律，體現了證明標準的層次性。如據資料顯示，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檢察院在2007-2008年，共受理了公安機關批捕案件3064件4326人（2003-2008年的數據為10120件13987人），批準逮捕犯罪嫌疑人2920件4091人（2003－2008年的數據為9701件13276人）；受理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案件3514件5022人（2003-2008年的數據為11065件14536人），提起公訴案件3124件4396人（2003-2008年的數據為10097件13552人），批捕、公訴案件在法定期限內審結率為100%，起訴后有罪判決率為100%。對以上數據分析可知，對于公安機關移送審查的刑事案件起訴率，該院2003-2008年五年平均起訴率為91.25% , 2003-2006年三年平均起訴率為92.35%，而近兩年的（2007-2008年）的年均起訴率則為88.90%。眾所周知，起訴率的相對降低也就意味著對于公安機關移送案件不起訴率的逐年相對提高，這一數據分別為8.75%、 7.65％和11.10%，檢察機關在起訴階段對于證據審查要求的加強和刑事證明標準適用的事實提高，相對于公安機關來說，檢察機關還是起到了應有的對案件過濾和把關更加嚴格的工作標準和業務要求的作用，體現出了主客觀相統一下證明標準銜接性的深化和遞進。
四、刑事證明標準司法適用的橫向層次性
所謂證明標準的橫向層次性，是指在我國刑事訴訟活動中對不同的犯罪乃至同一犯罪在定罪與量刑上的證明標準，事實上存在著的差異性與個別性。如前所述．我國當前刑訴法規定的刑事證明標準實質上只有一條，即“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是在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刑事案件紛繁復雜，每一例都有其個別性和特殊性，因此，所謂的“確實、充分”只能是總體上的表述和最高目標，如果對所有案件毫無區別地適用最高標準，則必然因其不符合實際而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樓閣。因此，在司法實踐中結合案件的特殊情況，考慮公正與效力的辯證統一關系，對不同類型的案件的采用適度區分的證明標準是務實和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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