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大元 ]——(2012-4-11) / 已閱19818次
【注釋】
[1]我國臺灣地區(qū)學者縛偉勛認為，安樂死的譯法是日本人首次采用，準確的譯法應該是“安易死”（easy death），本意是無痛苦死亡，無所謂樂與不樂。參見傅偉勛：《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頁。
[2]參見邱仁宗：《生死之間——道德難題與生命倫理》，臺北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85-187頁。
[3]參見劉三木、汪再祥：《關(guān)于安樂死的若干爭議問題之討論》，《法學評論》2004年第6期。
[4]參見談大正：《生命法學導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頁
[5]相關(guān)介紹，參見倪正茂等：《安樂死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頁。
[6]參見劉長秋等：《腦死亡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頁。
[7]參見上官丕亮：《憲法與生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頁。
[8]參見溫靜芳：《安樂死權(quán)研究》，載徐顯明主編：《人權(quán)研究》（第八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171頁。
[9]前注[8]，徐顯明書，第204頁。
[10]前注[7]，上官丕亮書，第112頁。
[11][日]石原明：《法與生命倫理20講》（第四版），日本評論社2004年版，第198頁。
[12] 2009年6月23日，根據(jù)韓國最高法院判決，首爾一家醫(yī)院正式為處于植物人狀態(tài)的患者摘除人工呼吸機，實施韓國國內(nèi)首例“尊嚴死”。它不同于安樂死，而是指放棄給患者治療、任由患者自然死亡，實際上是“消極的安樂死”。參見《深圳晚報》2009年7月18日第12版。
[13] 即使尊嚴條款在生命倫理、現(xiàn)代科技發(fā)展方面的具體適用也存在憲法上的界限。德國學者迪萊爾認為，基本法第1款對生命倫理的分析有意義，但不能擴大其適用范圍，第1款與第2款對生命倫理的判斷不能提供直接決定的標準，而是指作為不得侵害價值而表現(xiàn)的對政治決定的一種命令或者要求。參見德國憲法判例研究會編：《尖端科學技術(shù)與人權(quán)》，日本信山社2005年版，第34頁。
[14]前注[2]，邱仁宗書，第180頁。
[15][法]艾倫·蓬皮杜：《科學技術(shù)中的倫理問題》，相靖譯，《法學家》2006年第2期。
[16]前注[8]，徐顯明書，第217頁。
[17]前注[3]，劉三木、汪再祥文。安樂死正當化的根據(jù)主要有人道主義、生命素質(zhì)、個體自決、生命尊嚴和社會效果等。反對論也有違反醫(yī)生義務、道德滑坡理論、宗教理論、生命神圣理論等。但反對和支持安樂死的各自的理由有可能成為相互反駁的依據(jù)。
[18]荷蘭之所以能在安樂死立法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除了荷蘭寬容的社會氛圍和教會對整個社會影響力日漸減弱之外，對自我決定權(quán)的尊重和體認也是安樂死法案在荷蘭得以通過的重要原因，對自我決定權(quán)的尊重也得到荷蘭多數(shù)民眾的支持，荷蘭GfK公司的一項民意調(diào)查顯示，被調(diào)查的1000人中63%支持賦予老人死亡的權(quán)利，即使他們沒有患病。與此同時，74%的被調(diào)查者則同意有控制地向那些厭倦生命的人分銷自殺藥片。參見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30603，最后訪問日期：2011年3月1日。
[19]參見[日]大石真等編：《各國憲法的差異與接點》，成文堂2010年版，第496頁。
[20]前注[19]，[日]大石真書，第504頁。
[21] 前注[6]，劉長秋書，第98頁。
[22] 2001年，一位名叫Pretty的女士根據(jù)《歐洲人權(quán)公約》第2條的規(guī)定向英國高等法院申訴，希望她先生在沒有被起訴風險的情況下被允許幫助她自殺。英國高等法院駁回了這一申訴，認為：其間的第2調(diào)和第3條以對生命和生命尊嚴的保護和維持為目標，由于其根本價值，不僅要向個人—而且要向作為一個整體的共同體—提供這種保護和維持。若說它們以保護某個人的實現(xiàn)其本身死亡的權(quán)利為目標，那就顛倒了這些條款的整體目的。參見[英]克萊爾·奧維、羅賓·懷特：《歐洲人權(quán)法》（第三版），何志鵬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頁。
[23]前注[8]，徐顯明書，第240頁。
[24][韓]許營：《生命權(quán)的憲法考察》，轉(zhuǎn)引自金柄祿：《生命權(quán)的若干問題》，載《公法研究》（韓國）第28輯，第4期。
原載：《清華法學》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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