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漢東 ]——(2012-5-8) / 已閱11306次
商譽是企業法人的商業信譽和聲譽，由傳統的人格利益嬗變而來，但又不同于人格權意義上的名譽。從社會評價來說，商譽是企業在長期生產經營過程中，以其優質的產品或服務而在消費者心目中所得到的廣泛肯定。國外法學著述及司法界對商譽的表述也多為褒義性的。[33]十分明顯，上述觀點與我國法學界的通說有所不同。筆者認為，法律上的商譽應指民事主體因其生產經營活動中具有的經濟能力而在社會上所獲得的積極評價。具而言之，經濟能力是企業生產經營的綜合能力，即商譽的主觀要件；社會評價是褒義的肯定性評價，即商譽的客觀要件。
關于商譽權保護立法例，各國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國家，商譽權保護制度主要是通過判例建立起來的。在美國，侵犯商譽權的行為涉及不正當競爭，法院將“商譽”看作是一種“財產權”加以保護。[34]大陸法系國家則主要是沿用侵權法或反不正當競爭法來保護商譽的。
在商譽權的國際保護領域，目前相關國際公約主要從制止不正當競爭的角度對商譽權進行規定，并將其納入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之中。從國際公約的立法精神來看，歸屬于知識產權范疇的反不正當競爭權主要是一種禁止權，即是排除他人不正當損害競爭對手的行為（侵害商譽）的一種權利。作為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侵權對象即商譽權，應是具有財產權性質的民事權利。
３．信用權與商業信用權
信用與信用權是一個經濟學界爭相研究而法學界關注不夠的范疇。在我國，不少學者將信用混同于商譽，或是將信用置于商譽概念之中。[35]在國際法學界，信用是指民事主體所具有的償付債務的能力而在社會上獲得的信賴和評價。筆者認為，信用不是一種人格利益，而應歸類于無形財產的范疇。
關于信用權的保護，目前立法例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是間接保護方式，即在廣義的商譽權名義下提供信用利益保護，但其權利主體多限于商事主體；二是直接保護方式，即通過侵權責任法對侵害信用利益的行為進行規制，確認行為人的侵權責任。《民法草案》曾在人格權項下規定了信用權，其歸類方法值得商榷。在信用活動中，根據信用主體的不同，可以分為國家信用、商業信用、銀行信用、個人信用等。其中，企業法人或說是商事主體的資信利益，應從一般人格利益中分離出來，同時將其與有所關聯的商譽利益相區別，即賦予無體財產權形式，給予特別的法律保護。
注釋:
[1]參見謝懷栻：《外國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１０頁。
[2]參見王澤鑒：《人格權保護的課題與展望———人格權的性質及構造：精神利益及財產利益的保護》，載《人大法律評論》編輯委員會組
編：《人大法律評論》２００９年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３頁。
[3]參見［意］彼德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０－５３頁；周枏：《羅馬法原理》，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６８－２６９頁。
[4]參見［日］北川善太郎：《日本民法體系》，李毅多等譯，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６頁。
[5]譚啟平：《“民法人”的探索》，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８頁。
[6][20]參見［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０１頁，第４８－４９頁。
[7][32]參見魏振瀛主編：《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８１頁，第６５２頁。
[8]參見馬俊駒：《論作為私法上權利的人格權》，《法學》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
[9]參見梁慧星：《從近代民法到現代民法———二十世紀民法回顧》，《中外法學》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10]［英］薩柏恩：《近代國家觀念》，王檢譯，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３頁。
[11]王利明、楊立新主編：《人格權與新聞侵權》，中國方正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７頁。
[12][13][22]參見程合紅：《商事人格權芻議》，《中國法學》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14][16][28]參見［日］加藤雅信：《日本人格權論的展開與最近的立法提案》，楊東譯，《華東政法大學學報》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15]參見薛軍：《法人人格權的基本理論問題探析》，《法律科學》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17]參見易繼明、周瓊：《論具有人格利益的財產》，《法學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18]《日本民法典》第７１０、７１１條及《奧地利民法典》第１３３１條的規定表明，對財產上的人格利益的侵害，適用侵權賠償責任，即對人格財產采取了肯定的立法立場。
[19]王利明：《試論人格權的新發展》，《法商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21]參見［英］勞森、拉登：《財產法》，施天濤、梅慎實、孔祥俊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１０－１１３頁；［日］小島庸和：《無形財產權》，日本創成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１１頁。
[23]參見梅雪芹：《關于約翰·洛克“財產”概念的一點看法》，《世界歷史》１９９４年第６期。
[24]轉引自［美］肯尼斯·萬德威爾德：《１９世紀的新財產：現代財產概念的發展》，王戰強譯，《社會經濟體制比較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25]轉引自馬俊駒、梅夏英：《無形財產的理論與立法問題》，《中國法學》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24]參見吳漢東：《財產的非物質化革命與革命的非物質財產法》，《中國社會科學》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27]參見吳漢東：《論財產權體系———兼論民法典中的“財產權總則”》，《中國法學》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29]張新寶：《人格權法的內部體系》，《法學論壇》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30]參見王利明主編：《人格權新論》，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０１頁；楊立新：《人身權法論》，中國檢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３０頁。
[31]參見龍顯銘：《私法上人格權的保護》，上海中華書局１９４８年版，第８９頁。
[33]參見［英］戴維·Ｍ．沃克主編：《牛津法律大辭典》，鄧正來等譯，光明日報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８１頁。
[34]參見曾陳明汝：《專利商標法選論》，臺灣１９７７年自版，第１７８頁。
[35]參見張俊浩主編：《民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８頁；王利明主編：《民法·侵權行為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９９頁；楊立新：《人身權法論》，中國檢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３８頁。
出處:法商研究 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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