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志文 ]——(2012-5-24) / 已閱16172次
(二)建立公平、合理的專利制度
激勵創新是專利制度所要實現的政策目標。熊彼特認為大型企業才是創新主體;而競爭創新理論則認為中小型企業才是創新的主要來源。如前所述，專利組合策略不利于中小企業，因而需要討論專利制度是否促進了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動。
現有研究的基本結論是:專利組合策略并沒有限制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動，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小企業可以通過其創新活動而獲取專利，以填補大公司專利組合策略下的空隙。[4]從某種意義上講，相對于積重難返的大型企業，中小企業可憑借其專利權而尋求靈活經營，或與大公司交叉許可而生產產品，或僅進行許可而不生產產品，從而在大公司生產的產品市場上獲取足夠的利潤。對軟件產業的實證分析也表明，大量存在的專利所形成的專利叢林并未阻礙該市場的新進入者，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動仍然是強勁的。[18]第二，中小企業比大公司更易于適用破壞性創新技術。以計算機技術為例，IBM是大型機時代的領先者，但在微機時代被當時作為起步公司的蘋果公司所取代，而筆記本電腦的興起也產生了東芝等新進入者。[4]我國中小型企業也能夠在產業創新中發揮重要作用。例如，在計算機移動存儲設備上，IBM開創了第一代產品“軟盤”，一直到2002年為新的移動存儲設備“優盤”所取代。優盤技術的基礎專利即為深圳朗科公司獲取。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講，專利制度為真正的中小型創新企業提供了競爭工具和極大的利潤回報。
但是，市場參與者普遍采取專利組合策略，也可能給專利制度帶來一些負面影響。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由于大量專利為非實施企業所擁有，從而導致資源有效利用不足。二是大量專利申請案涌入專利審查部門，在現有專利審查機制下，有可能造成授權的專利質量并不可靠的問題。三是占優勢地位的專利組合持有人可能濫用專利權而阻止市場追隨者進入產品市場。因而，專利制度應該從如下方面予以回應。
第一，完善專利救濟制度。非實施企業擁有的專利組合策略也同樣體現了其對創新的貢獻程度，因而，其獲取足夠的利潤回報也是為鼓勵創新的內在需要。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由于專利權的排他性效力，這可能導致所謂的專利劫持(hold－up)和敲竹杠(hold－out)等不當行為的發生。[19]從制度上來看，激勵對技術的有效利用便是專利法上的制度回應。自美國eBay，Inc．v．Mer-cExchange LLC一案之后，禁令救濟限制制度不僅在司法實踐中發揮重要影響，也產生了汗牛充棟的學術文獻。[20]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審結的武漢晶源公司案中認定，構成專利侵權的被告無需停止侵害，但須支付費用。限制專利權人的禁令救濟，其理論建立在促成資源有效利用的基礎之上。限制非實施企業尋求禁令救濟的權利，不是因為其擁有的專利權質量可疑，而是因為從促成有效交易以增進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看，實施專利的企業因其將專利商業化的行為有利于社會福利的提高，屬于專利制度所欲達致的政策目標。這也同樣適用于某些情形下的強制許可。例如，依我國專利法第48條之規定，“專利權人自專利權被授予之日起滿三年，且自提出專利申請之日起滿四年，無正當理由未實施或者未充分實施其專利的”，可以給予實施發明專利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強制許可。
第二，改善專利授權質量。高質量的專利申請案應該符合專利法規定的創造性、新穎性、實用性和公開充分性。而判斷這些專利申請案是否符合專利授權的實質性條件，專利審查員必須要進行與發明創造相關的現有技術(prior art)檢索，用以確定權利要求(claim)所界定的發明是否符合專利法授予專利權的法定條件。通常，專利審查員需檢索并審讀這些文獻，并與申請專利的發明創造進行比較，從而做出授權或不授權的決定。因此，為改善專利授權的質量，應該強調專利申請人向專利審查部門公開更多的信息，這些信息既包括申請人所掌握的現有技術信息，也包括對發明創造本身的技術信息。前者主要體現為強有力的現有技術信息披露義務，[21]后者以維持和提升專利公開充分性條件為主要載體。
第三，建立包括專利權在內的知識產權反壟斷審查標準。《反壟斷法》第55條規定:“經營者依照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適用本法;但是，經營者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適用本法。”對于競爭產品上已經形成專利組合的持有人而言，能夠通過對實際或潛在的替代性專利的控制來獲得市場支配地位，而且很有可能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從事拒絕許可、搭售等反競爭行為。例如，許多專利組合將產生專利叢林效應，其持有人通過侵權之訴相威脅，或者將大量專利權打包許可，就能夠輕而易舉地獲取競爭者的讓步。因此，應該借鑒歐美日等國的做法，建立我國知識產權領域的反壟斷審查標準。[22]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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