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興東 ]——(2012-5-25) / 已閱8604次
中國古代司法程序結構是一種行政機關式的權力結構，可以稱為權力結構下的司法程序。這種行政權力結構式的司法程序構成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中較具特殊的內容，對中國古代司法活動產生重要影響，促使中國古代形成具有特點的法律適用機制，對判例制度的形成與運作產生深刻的影響。
引用先例：減少覆審駁異
清朝時，很多司法實例充分體現出中國古代司法權力結構是如何影響不同司法機構之間的關系，進而影響到先例引用問題。如光緒十年，奉天新民廳百姓張廣財因岳父郝甸沅在張外出打工時對人謊說女兒已經和張離婚，把女兒郝氏改嫁，張廣財知后怒殺岳父郝甸沅案。此案最初奉天總督審理時以擅殺罪人罪擬判，刑部在覆審時認為應按尋常人間故意殺人罪判處。于是兩個司法機關——刑部與總督之間在對案件定性上出現分歧，進而影響到罪名的適用。此案案情清楚，即由女婿家窮，岳父在女婿外出打工時私自改嫁女兒引起女婿殺岳父。雙方爭議的是如何定性此時女婿殺岳父的性質。對張廣財與岳父“義絕”（因岳父私自改嫁女兒，在當時法律上構成“義絕”，張廣財與岳父之間關系解除）后殺岳父行為奉天總督認為是擅殺罪人罪，刑部認為是尋常人之間故意殺人罪。奉天總督在擬判被刑部駁回仍然堅持己見，并引用刑部以前成案作為反駁，引起刑部不滿。為此，刑部指責奉天總督“置律例于不問，經臣部駁令另擬，復援引未經通行成案。固執原議，臣部仍難率覆”。若僅分析兩者在案件判決中論證可證成性上的充分與否時，很難說哪個更有力。然而，整個案件審理過程卻體現出來一種權力上的關系，而不是司法機構運作上相互獨立的不同司法機關對同一案件不同理解上的法律表達。最后，刑部對奉天總督不按自己意見改判表現強烈不滿，動用了皇帝裁定權作為支持，實現自己的意志。
此案體現了清朝刑部和地方總督在司法權運作中的關系。此案刑部對奉天總督擬判異議在當時司法程序上構成了上級司法機關對下級司法機關的指責。此案中奉天總督在最初擬判受刑部異議駁回時，除對自己適用法律依據進行說明外就是引用刑部先前判例的案件作為說理，即引用了道光四年廣西省葉茂案；嘉慶二十四年山東省李小生案；道光五年陜西省常二虎案，指出“均經部駁，改依擅殺定擬在案，似可援照辦理”。當然，刑部為了說明自己異議理由正當，同樣引用同治二年山西省王禾六只案，同治五年直隸省崔陳重案，同治八年四川省朱先意案，同治十年湖南省唐士甲案，光緒三年湖南省潘禾仔六案，指出“均經臣部照擬題覆，并聲名潘禾仔恭逢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恩詔，不準援免，酌入秋審緩決辦理等因，各在案，均不照擅殺定擬，與該督等所引之案亦屬兩歧”。整個過程體現出在中國古代特定司法程序結構下判例是如何形成并起作用的。縱觀中國古代下級司法機關，特別是州縣官員在判決時引用先例多在初擬時就進行。
從清朝引用先例判決個案看，中國古代不同司法機關引用先例的功能略有不同。下級司法機關是為了減少自己擬判案件被上級覆審駁異，或判決后被當事人上控時被上級司法機關改判追究法律責任的可能；上級司法機關在覆審時對判例的遵循是為了減少自己覆審時的混亂和工作量。實踐證明，僅從法律上解釋條文，往往會導致前后因不同時間、人員對條文理解不同而出現異判現象，進而帶來整個判決的不穩定。如嘉慶二十四年，廣東省陳蜆紀捉奸殺死小功堂叔案。地方總督在擬判時引用了嘉慶十六年直隸省閻昶案，刑部廣東司在覆審時提出改判，但刑部通過比較所引先例情節后，支持了地方巡撫擬判，否定了刑部清吏司所駁，讓案件判決在同類案件中具有相對穩定性。“該省將陳蜆紀照犯時不知依凡人論，強奸未成罪人，被本婦有服親屬登時忿激致死例擬徒，系屬照例辦理，并無錯誤。該司議駁勿論，既與例意未符，亦與本部通行及閻昶成案顯有歧義，應請仍照該省所擬咨覆”。在這種權力結構下，上級和下級司法機關在各自需要下產生了對先例遵從的需求，發展成了一種獨特的判例制度。
駁異改判：一種行政行為
在中國古代這種司法權力結構下，皇帝在裁決死刑和疑難案件法律適用時也會通過先例來減少自己的改判量，增加司法運行中的穩定性。清朝皇帝在裁決案件時往往讓刑部及相關人員查尋相關先例，若沒才會采用新判決，否則皇帝會遵循先例。如道光二年九月，江蘇劉書志調戲梁三姐致她與母親盧氏自殺案。刑部判決時提出“該省將陳友會依照但經調戲，其夫與父母屬親及本婦羞忿自盡例問擬絞候，系照例辦理，并核與成案相同，應請照覆”。皇帝裁決是“即有江蘇舊案，即照案辦理”。有時皇帝會主動提出查找先例作為自己裁決的依據。如乾隆五十六年，吉林于進祿誤傷邵登田案，乾隆皇帝裁決時批諭是“交館查照成案核辦”。為此，律例館查找出乾隆五十二年江西省黃騰誤傷黃棟死亡案和乾隆四十一年姜暖誤殺胡二死亡案后，比較兩個先例后提出判決意見，乾隆皇帝根據提供先例做出裁決。有時皇帝自己對案件有不同理解，但由于有先例，會優先遵循先例。如嘉慶年間，侯三聽從王大等行劫鉅鹿縣署，審理中引用了乾隆十七年陜西省盜犯范西河等行劫鄠縣衙署案。嘉慶皇帝在批諭中有“按例前后兩條，似應俱行斬梟，但既有成案，只可照覆”。說明嘉慶皇帝對此案法律適用有自己的不同理解。
清朝上級官員對下級官員判決的駁異發回重審或改判，不是一種純粹的司法行為，而是一種行政行為。如乾隆四十五年江蘇巡撫吳壇在審理倪顧氏逼迫致使丈夫自殺案，法律適用上巡撫吳壇適用“逼夫致死例，擬絞監候”，刑部提出適用“比依毆夫至篤疾絞決律，擬絞立決”。乾隆皇帝裁決時依據三綱倫理原則，即“婦之于夫，猶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同列三綱”。于是，嚴厲斥責巡撫吳壇和提刑按察司塔琦，認為他們法律適用上的不當是行政錯誤，不是法律理解上的不同。“吳壇在刑部司員任內辦理案件最為識練，不應援引失當，若此使其尚在，必將伊交部嚴加議處。至臬司為刑名總匯，塔琦亦由刑部出色司員簡放，審擬此案失于寬縱，殊屬是非。塔琦著傳旨嚴行申飭，并將此通諭知之”。分析整個案件審理過程，僅是江蘇巡撫及提刑按察司在法律適用上沒采用“服制”加重原則，就受刑部和皇帝嚴厲斥責。在這種司法程序結構下，不同司法機關之間在涉及覆審與裁決時會選擇先例進行說理，減少因權力關系帶來的緊張，讓司法具有相應穩定性、可預測性。此種現象在刑部中同樣存在。嘉慶七年，云南巡撫在審理黃老九糾竊敖文祥臨時行搶劫案時雙方出現異議。分析兩者觀點，僅是對黃老九行為性質認定上出現不同理解，但刑部把此問題提得很高，認為云南巡撫是“曲為開脫，與例不符”，并指責云南巡撫引用先例有問題。“查遠年成案，不準援引比照，該撫舍現行之正條，率引未經通行之舊案，殊屬違例。黃老九一犯應改依法，所難宥例正法”，最為特殊的是刑部提出對云南巡撫等地方官員進行行政處罰。“并查取錯擬及違例援引成案各職名，咨送吏部查議。”這里把案件審判中不同理解上升為行政上的錯誤，要求審理官員承擔行政責任。這樣會導致下級司法機關在審理案件時會更加小心，更愿意從上級司法機關的判例出發。
總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古代判例制度與普通法系判例制度的差異主要在于兩者形成的權力結構不同。中國古代判例是基于一種權力結構下的必然，是一種權力下的屈從，特別體現在行政職權上的屈從。近代普通法系下的判例源自一種習慣、一種非權力結構的安排。可以說，普通法系對先例的遵循是一種軟性壓力下的產物，中國古代對先例的遵循是一種剛性壓力下的產物。
（作者單位：曲靖師范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