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曉蕊 ]——(2012-5-29) / 已閱5209次
集團訴訟判決的既判力問題是集團訴訟制度的核心問題之一，它影響著集團訴訟中的一系列其他規則，但這也正是困擾很多國家立法者的一個難題。美國集團訴訟中的既判力規則是依賴于英美法系的一系列訴訟制度而逐漸形成的。
在美國集團訴訟發展的上百年歷史中，關于集團訴訟判決的既判力規則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爭議的內容主要在于集團訴訟判決對于未出庭的集團成員是否應當具有約束力，表現在既判力規則與當事人制度以及正當程序之間的緊張關系。美國立法上和司法判例在集團訴訟的既判力問題上來回搖擺，至今仍然沒有定論。從源頭上梳理美國集團訴訟判決效力規則的發展脈絡，有助于凸顯既判力規則所需要平衡的各種價值，揭示出不同規定的差異和利弊。美國關于集團訴訟判決效力范圍的立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聯邦衡平法時期。這一時期主要是受英國法的影響，集團訴訟中既判力規則的主要特點就不確定，缺乏詳細的規則，法院判決互相矛盾。1842 年聯邦衡平法第 48 條是美國首次關于集團訴訟的成文規則，該條規定: “……命令對于缺席當事人的權利和訴求不產生影響。”然而事實上，法院公開漠視該規則的情形并不少見。1912 年修改后的聯邦衡平規則第 38 條取消了對集團訴訟判決效力范圍的規定，僅僅規定“當一項爭議涉及可以構成一個集團的多數人的普遍利益或一般利益，并且所有人同時起訴至法院在事實上不可能時，一人或多人可以為了整個集團起訴或者應訴”，這主要是由于正當程序的影響，因而沒有明確規定集團訴訟判決對未出庭團體成員具有約束力。司法實踐中，在判決對該團體不利的情況下，由于成員之間的聯系比較松散，法院只特別約束那些同意參加訴訟的集團成員。也就是說，“集團訴訟”判決僅僅對已知的當事人有約束力。
第二個階段，1938 年聯邦民事程序規則。1938 年聯邦民事程序規則出臺后，關于集團訴訟判決的既判力在理論上的發展主要是集團訴訟的分類以及相應的判決效力理論。在起草 1938 年聯邦民事程序規則第 23 條的時候，起草者試圖以概念化的方式厘清集團訴訟判決的效力規則。第 23 條( a) 要求集團訴訟的人數必須達到使所有成員合并訴訟不可行的程度，并且從集團中選擇的代表應保證能充分代表所有成員。該條款接下來規定，集團主張的或被指控的權利性質必須是“合并的”、“共同的”或“從屬的”，并依據這三種權利性質將集團訴訟分為三種類別，“真正的集團訴訟”、“混合的集團訴訟”和“假想的集團訴訟”。
第三個階段，1966 年的立法修改。集團訴訟的分類對于解決集團訴訟判決的既判力問題并沒有起到幫助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形下還會讓事情變得更復雜，容易讓人過分關注于分類本身而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1966 年修改聯邦民事程序規則第 23條時，對于取消集團訴訟分類的提議幾乎沒有遇到異議。修改后的第 23 條規定的簡單清晰，即任何集團訴訟的判決對于集團成員都具有約束力( 除了“選擇退出”的之外) ，無論判決對于集團是否有利。該次改革雖然形式上簡化了集團訴訟的規則，但并未能簡化集團訴訟中的既判力問題。此后的幾十年，法院做出的判決并不一致，目前仍然存在爭議的問題是，缺席的集團成員是否可以以代表不充分為由提出新的訴訟? 美國立法及司法在集團判決既判力問題上的不確定，說明該問題的復雜性以及各種價值平衡的難度，也反映出了不同的理論傾向。
美國集團訴訟對于集團成員產生拘束力的前提是成員權益得到充分代表，成立集團訴訟的前提就是必須滿足代表的充分性。為了保障代表的充分性，法律設置了一系列的程序要求，如集團訴訟律師必須達到一定的資格，法院對于集團訴訟的和解協議要舉行聽證并審查其公平性等。另外，在批準集團訴訟階段和和解階段，集團成員可以挑戰代表的充分性。1966 年修改后的聯邦民事訴訟程序規則規定集團訴訟判決對于所有集團成員都具有既判力，無論是否參與訴訟。這是對判決僅僅對于參與訴訟的當事人才有拘束力規則的突破，是立法為了司法系統避免多數人訴訟的過分遲延和高昂費用而采取的措施。集團判決既判力擴張至缺席的集團成員是個體權利對于司法效率的妥協，有些法院甚至判決，如果集團訴訟代表對判決滿意，缺席的集團訴訟成員就無權提起上訴。
必須要強調的是，美國采用的既判力規則是和美國的其他訴訟制度相配套的，譬如廣泛的證據開示制度、提起集團訴訟制度的司法審查制度、法官在集團訴訟案件中廣泛的案件管理權等等，都從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沒有參與集團訴訟人員的權利，因此美國集團訴訟的既判力制度才能夠經受美國憲法規定的“正當程序”的考驗。相反，如果缺席成員的權利得不到其他制度安排強有力的保證，那么美國式的既判力規則就必然會侵犯到缺席成員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