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祥青 ]——(2012-6-8) / 已閱4804次
在我國刑事審判實踐中，長期存在著量刑程序和定罪程序不作明確區分，量刑過程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不夠高，裁判文書對量刑理由的闡述不盡充分等問題。基于斯，《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把“規范自由裁量權，將量刑納入法庭審理程序”確定為重要的司法改革項目。經歷多年來的調查研究、試點探索，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將量刑程序規范化改革方案在全國法院試行。如何在試行過程中有效克服上述問題，及時取得成效，筆者認為在思想認識與具體操作上進一步厘清下列問題是有益的。
一、量刑程序規范化改革應當達成的價值目標是什么？
改革應當針對現實存在的問題進行，改革的過程應當設定切實可行的路徑與目標。這是思考、著手改革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否則，改革就是盲目和非理性的。那么，現實量刑活動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有同志以各地發生的醉駕肇事案為例，說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權過大，可以在有期與無期徒刑之間自由馳騁；也有同志以數百件交通肇事案的量刑存在較大差異為佐證，主張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權亟待規范。其實，前者主要是定罪標準的立法完善及解釋問題，后者的偏差或許大多是在合理的區間范圍之內。難道我們能夠希冀實行量刑規范化改革以后，所有的新類型危害行為的定罪處罰爭議都會化為烏有？所有的交通肇事導致相同危害結果的案件都只能有唯一的裁判結論？事實上，從最高法院部署的各地量刑規范化試點法院的運行情況看，所試驗的各類犯罪的量刑結果都呈現總體態勢平穩，沒有出現大起大落的情況。所以，量刑規范化改革的重點不在于藉此調整量刑標準及結果，真正的意義在于規范量刑的過程及其行為：即改變原本由法官為主操持的量刑活動，為控辯雙方乃至被害人等多方共同參與；改變原本由法官、合議庭或者審判委員會在庭審之后評議量刑依據，為庭審之中就充分公開、當庭聽證，并且強調進一步在裁判文書中敘明量刑結論的形成過程及理由。簡言之，量刑程序規范化改革的價值目標是，讓訴訟各方均參與到量刑過程之中，明確表達量刑意見，以增強量刑活動的民主性；讓量刑的事實、政策及法律依據均充分公開，以彰顯量刑活動的公開性、透明度及量刑結果的公正性。
二、為何要實行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
如何構建量刑程序，理論與實務界一直存在兩種模式之爭，即是采用完全獨立的量刑程序，還是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前者主張把定罪與量刑分為兩個階段，在定罪確定以后再來展開量刑答辯的法庭審理。其突出優點是有利于辯護律師合理分扮角色，分別針對定罪與量刑展開不同的辯護策略。然而，設計量刑程序，既要考慮與現實的司法資源相匹配，也要與現行的審判制度相契合。在目前許多法院面臨案多人少的突出矛盾的情境下，在不少案件有必要通過庭后閱卷、核實證據、以及審判委員會討論才能厘清事實、最終定案的背景下，完全獨立的量刑程序勢必導致一個案件必須多次開庭，由此產生的司法資源緊張乃至當事人訴累，顯然是不少法院面臨的無法承受之重；同時也與現行有效運作的審判機制以及便民、利民的司法理念缺少相容性。有鑒于此，構建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將量刑答辯程序嵌入法庭辯論與被告人最后陳述之間，與定罪程序適度分隔，乃是改革目標與現實操作有效結合的可選方案。
三、如何在理論上正確看待量刑建議等基本程序要素？
成功的實踐往往離不開堅實的理論支撐。正確把握量刑建議的性質、量刑事實的證明標準、以及量刑程序的訴訟結構等基本程序要素，無疑是有效推進量刑程序的必要前提。從訴權的一般運動規律、量刑建議的法律效力、法官量刑權的職權性質等方面分析，公訴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并非獨立的訴訟請求，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權也并非訴權。量刑建議只是公訴機關依據提起公訴時所查明的事實和證據提出的量刑主張。法院不能要求公訴機關每案必提量刑建議，因其不是義務。法院不因公訴機關提出量刑建議才行使量刑職權，也不因公訴機關提出了具體的量刑建議范圍而不得逾越。法官的職責是：充分尊重、審慎斟酌公訴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結合審理查明的全部犯罪事實及情節，依法獨立作出量刑裁決。關于量刑事實的證明，因量刑事實一般可以區分為基本犯罪事實、法定量刑情節、酌定量刑情節和被告人的個人信息等不同種類，故分別采用不同的證明規格與方式是適宜的。對于基本犯罪事實和法定量刑情節，應當通過在法庭調查階段舉證、質證的方式來嚴格證明。對于酌定量刑情節和被告人的個人信息，可以允許自由證明，由法官在聽取量刑參與各方意見的基礎上，依職權審查認定。如果強求包括罪前表現在內的所有量刑情節都必須嚴格證明，事實上是不切實際的。關于量刑程序的訴訟結構，我們認為將其定位于多方參與，多方協作，共同協助法官做出正確刑罰裁量的聽證式程序結構是合理的。具體說，即量刑程序強調的是訴訟各方的參與性，而非對抗性；在本質上屬于職權式，而非當事人推動式。
四、如何在實踐中具體推進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
由于刑事案件的類型具有多樣性、復雜性的特點，因此，具體展開量刑程序時，既要堅持一般程序，也要重視特殊程序的運用。所謂一般量刑程序，是指在法庭辯論階段的定罪辯論結束之后，嵌入相對獨立的量刑辯論程序。我們并不主張將量刑程序一律區分為量刑事實調查和量刑辯論兩個階段，因為把與定罪事實重合的量刑事實和法定量刑情節保留在現有的法庭調查階段，通過舉證、質證的嚴格證明方式來查證，既能保證訴訟風格的一致性，也可便利實際操作。鑒此，進入量刑辯論程序后，應當允許量刑參與各方在提出量刑建議和意見的同時，宣讀和提交證明其他量刑事實的材料，并進行相互質疑和辯論，使量刑活動在多方參與中達成公開、透明、公正的效果。
所謂特殊量刑程序，是在考慮案件類型多樣性的基礎上提出的；即各種刑事案件大體可以區分為被告人認罪和不認罪的案件，有辯護律師參與和無辯護律師參與的案件，部分被告人不認罪和被告人對部分罪行不認罪的案件，以及被告人認罪適用普通程序和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等。在上述不同類型的案件中，由于不同訴訟參與人參與量刑活動的能力及量刑程序展開的具體條件不同，針對被告人不認罪等特殊類型的案件適用特殊的量刑程序就很有必要。據此，“告知——選擇——答辯”程序就成為化解被告人不認罪情形下量刑程序展開難題的現實方案：即法庭在定罪辯論結束后，可以告知辯方參加量刑辯論不影響其對定罪問題的辯護。辯方全部或者部分均可以選擇參加量刑辯論程序，也可以選擇不當庭發表量刑意見，由法庭記錄在案。在辯方選擇當庭不發表量刑意見的情況下，合議庭應在及時合議、形成定罪結論后，通過釋明的方式，告知未發表量刑意見的辯方定罪結論已經確定，其可以書面提交量刑意見。如果辯方提交了與量刑相關的證據材料，合議庭經審查認為確有必要的，可以決定再次開庭進行審理。這樣分別不同情況，分層次進行遞進審理的模式，既能充分保障做無罪辯護方的量刑參與權，體現刑事訴訟的程序公正性；又能適應被告人對數罪中部分認罪部分不認罪、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認罪部分被告人不認罪等復雜情形，盡可能節約司法資源，兼顧到刑事訴訟的效率價值。
毫無疑義，在推進量刑程序規范化改革過程中，加強制度配套建設是十分必要的。如進一步統一和公開量刑的實體標準，健全量刑程序的庭前準備、庭后評議、判后釋明等實踐工作機制，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量刑調查報告制度，進一步完善律師提供法律援助制度等，都有待我們繼續探索，腳踏實地的穩步推進。
（作者單位：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