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金強 ]——(2012-6-11) / 已閱11957次
而對于超出《合同法》第29條輻射范圍的案型，應將其納入同法第42條的框架之中進行評價。此時，要約人和受要約人雙方的可歸責性均有渠道進入法官的視野，法律效果也有調整的空間，從而通過雙方可歸責性的比較和權衡來確定其妥當的法律效果。《合同法》第29條輻射范圍的限縮，是以同法第42條規定的被引入為前提的。這兩項規則的不同構造，為不同量度的法評價提供了相對應的法效果，通過相互銜接與配合，規則被塑造得更為合理，個案法效果也會更加妥適。
在一般方法論的意義上，承諾傳遞遲延的制度安排為法效果量度與法評價量度的調適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法律的核心在于價值，價值判斷的妥當實現需要在法效果上得到精細的反映。為此，在立法、釋法實踐中，需要培養相應的法意識和發展相關的法技術，使得概念、體系、架構等技術性手段可以更好地為法價值的實現服務。而在解釋法律時，還應考慮周邊制度的狀況，根據其相互銜接的可能性，以及各自框架對相應問題解決的妥適性來決定制度的邊界。
注釋:
[1]刑法中所采用的限定法定最高刑、最低刑的方法，便是此種方式的典型表現。而在合同法中，許多場合下將法效果確定為合同成立，為當事人提供履行利益保障，從而也設定了法效果的下限。
[2]參見我國《合同法》第29條規定：“受要約人在承諾期限內發出承諾，按照通常情形能夠及時到達要約人，但因其他原因承諾到達要約人時超過承諾期限的．除要約人及時通知受要約人因承諾超過期限不接受該承諾的以外，該承諾有效。”
[3]我國《合同法》第42條規定：“當事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一）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二）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三）有其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
[4]相關立法例可參見《德國民法典》第149條、《日本民法典》第522條、《瑞士債法》第5條、《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21條、《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2.1.9條、《荷蘭民法典》第6:223條、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159條。
[5]根據我國《合同法》第20條第3項之規定，承諾期限屆滿而受要約人未作出承諾，要約即已失效，受要約人的承諾權消滅，自然不可能再出現適格的承諾。
[6]有學者認為《合同法》第29條采取了傾向于保護承諾人利益的方法，只要承諾是在承諾期限內發出的，就原則上認定其有效，即使其到達時間超過了承諾期限（參見孔祥俊：《合同法教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1999年版，第110頁）。筆者以為這里的關鍵在于，承諾不發生效力之例外的控制權歸屬以及控制的成本。事實上，要約人僅需及時通知即可使承諾不發生效力，避免受合同約束，而通知的成本很低，通知義務僅是一項輕微的負擔。故法條中表述方式之選擇，并未能改變規則將承諾在途風險分配給承諾人的事實。
[7]參見崔建遠主編：《合同法》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頁。
[8]Vgl.Volp/Schimmel, § 149 BGB-eine klare und einfache Regelung？, JuS 2007, S. 903.
[9]Vgl. Nobert Hilger, Die Verspatete Annahme, AcP 185 (1985)，S.561.
[10]同前注[8], Vo1p、 Schimmel文，第900頁。
[11]參見王澤鑒：《債法原理（一）》，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頁。
[12]其他立法例之中對“通常情形”的解釋，可能會發揮與我國《合同法》第29條規定中的“其他原因”相似的功能。例如，對于因受要約人寫錯地址而導致承諾遲延的情形，可以認為在寫錯地址時，承諾在“通常情形”下也不會及時到達。
[13]同前注[11]。
[14]同前注[8], Vo1p、 Schimmel文，第903頁。
[15]參見[日]我妻榮：《債法各論》上卷，徐慧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頁。
[16]要約人已為不夠“及時”的通知時，若仍然讓合同成立，則在其效果妥當性上尚存有疑問。從應通知之時到事實上通知之時，受要約人甚至可能沒有新的損失發生，至少發生損失的幾率較小，同時考慮到要約人已為通知，其法倫理上的負面評價也較弱。所以，此時僅讓要約人承擔賠償因遲延通知而導致的受要約人損失之責任，反而更具妥當性。故在立法論上，將我國《合同法》第29條的適用限定于要約人未為任何通知的情形似更好一些。
[17]如果在承諾發出之后，客觀情況發生了急劇變化，若仍然成立合同受要約人將遭受損失，而要約人未為《合同法》第29條所言之通知，此時尚有探討余地的是，受要約人能否以承諾遲到為由主張合同未成立，或者要約人能否以未為通知為理由主張合同成立。對此，有學者認為，如果要約人仍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讓合同成立，其就取得了以他方當事人利益為代價進行投機的機會，故應結合其他條款的解釋來否定此種可能。See John O. Honnold, Uniform Law for International Sales Under the 1980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p. 196.
[18]同前注[11]，王澤鑒書，第178頁。不溯及的理由應在于，讓合同成立于要約人實際收到承諾之前，已超出了對要約人負面評價的范圍，對要約人的責難僅是針對其收到承諾之后未為通知的情形。
[19]《合同法》第29條的效果是承諾有效、合同成立，要約人不履行合同的，將要承擔違約責任，賠償受要約人履行利益的損失。雖然通常情況下，信賴利益賠償范圍以履行利益為上限，但是在適用《合同法》第29條使合同成立后，若出現諸如不可抗力致合同展行不能等情況，要約人無須承擔違約責任時，也不存在信賴利益損害賠償責任。此時，要約人反而處于比承擔信賴利益損失賠償責任更為有利的地位。這樣的結果仍可以接受，未來的變化是受要約人原可以獲得的合同所內含的宿命，已非規則所應當置喙之處。
[20]Vgl. Claus-Wilhelm Canaris, 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Deutschen Privatrecht, C. H. Beck’ 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71, S.327.
[21]同上注。
[22]See 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 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 Art. 4:103. “Duty to protect others from damage：A duty to act positively to protect others from damage may exist if law so provides, or if the actor creates or controls a dangerous situation, or when there is a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es or when the seriousness of the harm on the one side and the ease of avoiding the damage on the other side point towards such a duty.”
[23]參見《德國民法典》第311條第2款之規定。
[24]受德國法影響，締約過失責任在我國也會被理解為獨立于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但“締約過失責任”之名稱表達及其責任的實質性基礎，完全不妨礙我們將其理解為侵權責任的一個類型。
[25]同前注[9], Nobert Hilger書，第599頁。
[26]同上注，第562頁。
[27]對于承諾傳遞遲延，當依《合同法》第29條不能解釋出要約人通知義務時，要約人未為通知的，承諾不生效力，合同不能成立。此時，學界并未表現出需依其他法律構成繼續評價要約人行為的意識，而以沉默的方式認可了要約人的無責任。
[28]我國臺灣地區學者認為，信賴利益損失賠償范圍包括訂約費用、準備履行的費用及喪失訂約機會的損害（同前注[11]，王澤鑒書，第247頁）。將訂約機會損失納入賠償范圍之內，使得信賴利益損失賠償更容易接近履行利益。
（作者系南京大學法學院 講師）
出處:法學 2012年第1期
總共2頁 [1] 2
上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