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彭年 ]——(2012-6-27) / 已閱22393次
內容提要: “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不僅能徹底解決不當得利識別困擾，而且還體現了不當得利制度的獨特功能及其在整個民法體系中獨立但“謙遜”的地位，故為當前大陸法系不當得利沖突立法之主流。我國新近施行的《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47條并未真正采納“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而以“原因關系沖突規則主義”代之，這在沖突法層面和實體法層面都是值得檢討與反思的。對該法第47條中的“意思自治”和“發生地”作適當的解釋，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上述缺憾。
在涉外民商事交往活動中，很多行為和事件都可能誘發財產的不合理流動，從而構成涉外不當得利事件。例如，在備用信用證關系中，如果在開證人未違約的情形下，開證行根據受益人的要求向其支付了備用信用證項下款項，則開證人可以選擇追究開證行違約責任，也可以基于不當得利向受益人主張債權。而相當一部分的不當得利，與違約責任或者侵權責任相競合，例如國際貨物貿易合同自始無效情形下的預付款返還、涉外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的損害賠償等。如果在不當得利、合同與侵權之中選擇不同訴因，導致不同準據法的適用，進而導致對當事人的實體權利義務作出不同判決，這顯然是非常不理想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對不當得利沖突規則的研究意義，已經溢出了不當得利本身，涉及到整個債權沖突規則的系統性與完整性。
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以下簡稱“《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無疑是中國國際私法立法的里程碑。該法第47條規定了涉外不當得利之債的沖突規則，填補了這一領域長久以來的立法空白。該條“不當得利、無因管理，適用當事人協議選擇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當事人共同經常居所地法律；沒有共同經常居所地的，適用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發生地法律”之規定，較2002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第九編第55條“不當得利，適用不當得利發生地法律”之草稿，有了非常顯著的改進。[1]立法大槌雖已落下，然筆者仍不揣冒昧，來回巡視于實務和學理之間，擬從該法第47條在具體適用中的邏輯困擾入手，對該條文作一吹毛求疵的學術批判，并就司法解釋層面的補缺方式提出一孔之見，為不當得利沖突規則更趨完美而貢獻淺見。
一、問題的提出
案例一：A國自然人甲和B國乙公司在B國簽訂了一份買賣合同，其中約定“C國法為合同準據法，支配雙方之間基于合同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之后，乙按照約定，在B國將貨款匯款到了甲在B國某銀行賬戶。后查明，依據C國法，甲乙之間的合同自始無效，并產生自始欠缺目的之非債清償的不當得利。另查明，甲乙在自己國家之外并無“經常居所地”；根據B國法，甲乙之間的合同有效。案例二：E國自然人丙和D國丁公司簽訂了一份買賣合同，其中約定“C國法為合同準據法，支配雙方之間基于合同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之后，丁支付了貨款。后查明，丙依其屬人法E國法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而其法定代理人又拒絕追認丙丁之間的合同。但C國法對民事行為能力的規定，較E國法寬松。按照C國法的規定，丙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在案例一中，如果認為甲乙僅就合同約定了準據法，而非就不當得利約定準據法，且這兩者應當嚴格加以區分的話，那么，根據《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47條之規定，不當得利的準據法應為“發生地法律”即B國法。然而，根據B國法，甲乙之間的合同有效，不構成不當得利。這就產生了準據法適用的自我矛盾，即合同準據法認為合同無效，產生不當得利，而不當得利準據法又認為合同有效，不構成不當得利。
在合同之債和不當得利之債發生競合的情況下，如果合同和不當得利適用不同的準據法，就有可能產生上述邏輯困擾。究其原因，乃是不當得利與合同、侵權等法律事實之間在產生淵源方面的因果關系所致。這在實體法層面體現為“責任競合”現象，即“肯定不當得利請求權的獨立性，認為不當得利請求權原則上得與其他請求權競合并存，由當事人選擇行使之”[2]；而在沖突法層面，這首先會導致“識別困擾”，即以不同的法律作為識別依據，會得出不同的識別結論。由于不當得利和作為原因關系的合同、侵權通常有著不同的沖突規則，所以，“識別困擾”可能進一步導致對同一事實適用不同準據法，進而作出不同的判決，甚至像案例一中那樣出現“循環式”的自我矛盾。
如果我們將《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47條第1款做擴大解釋[3]，使雙方約定的合同準據法適用于合同無效產生的不當得利，是否足以克服上述邏輯困擾呢？在案例二中，我們將C國法作為不當得利準據法，卻還是發現，根據C國法，丙丁之間合同關系有效，不構成不當得利。可見，即便是將《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47條第1款做擴大解釋，也不能徹底克服不當得利“識別困擾”及其導致的準據法適用時“循環式”自我矛盾。
二、“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必要性與合理性之探析
要解決上述邏輯困擾，統一不當得利的識別標準并非良策。一方面，它缺乏可行性，正如有的學者指出：“不當得利在各國法上規定的不一致，有其法制史的淵源與技術上之困難，目前要在實體法或國際私法上，建立各國均可接受的統一或獨立的不當得利概念尚無可能”[4]；另一方面，它也不足以解決“識別困擾”所導致的準據法適用時“循環式”自我矛盾：即便統一以法院地法作為識別的依據，將案件無論識別為合同之債，還是不當得利之債，上述邏輯困擾仍然存在。
筆者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尋找一條兼容的沖突規則以適用于競合狀態。[5]而這條兼容的沖突規則，既要以不當得利制度在民法體系中的獨立性為前提，又不能損害不當得利與合同、侵權等原因關系的內在邏輯關聯。如果以這兩點作為標準，“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無疑是非常理想的選擇。除此之外，在不當得利沖突法領域，“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可稱得上“大陸法系式”的最密切聯系原則，這亦是“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被廣泛采納的主要原因。
（一）識別困擾的解決：“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在沖突法層面的必要性分析
對于上文提到的識別困擾，英美法系采用的靈活開放系屬公式，對于任何事實問題都不需要經過識別，而直接適用統一的沖突規則：即尋找與案件有最密切、最真實聯系的法律。于是，法院跳過了識別這個步驟，從而徹底擺脫不當得利的識別困擾。[6]但是，英美法系的做法“矯枉過正，依然無法擺脫其不明確、似是而非，甚至互相矛盾的弱點。換言之，彈性選法方法雖然有效地避開硬性沖突規則，及其所必經的定性程序所造成的法律選擇之僵化現象，但無論重心說、適當之法說或最重要牽連關系說，顯然至今都仍然是很模糊而不確定的概念。”[7]在英美法系的沖突規則中，各連接因素的重要性因案而異，準據法選擇標準又過于抽象，留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往往缺乏外在約束，這與大陸法系法律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基于上述原因，在不當得利沖突規則領域，大陸法系學者最終沒有改采英美法系的最密切聯系原則，而是直接將不當得利的準據法指向原因法律關系，即形成“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與英美法系的“彈性選法方法”即“最密切聯系原則”一樣，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妥善地解決了“識別困擾”[8]及其所導致的準據法適用時“循環式”自我矛盾。[9]
（二）最密切聯系原則的體現：沖突立法趨勢角度的科學性考察
受薩維尼“法律關系本座說”的影響，傳統沖突規范一般只選擇代表連結對象“本座”的一個連結點。但由于個案案情紛繁復雜，傳統沖突規范在選擇連結點時放棄諸多而只擇其一的呆板做法，不可避免地帶上了僵固機械的烙印。因此，當代國際私法學界引發了軟化傳統沖突規范的趨勢，采用“最密切聯系”等靈活開放的系屬公式，就是其中一個軟化處理的途徑。[10]最密切聯系原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沖突立法的趨勢，它不僅僅只是“貫穿整體沖突法的根本性的法律選擇方法……更應是一項指導法律選擇的基本原則”。[11]
如前所述，籠統地規定涉外不當得利之債適用與之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并非解決上述識別困擾的理想方案。而另一方面，“不當得利關系，各種各樣，未必單純一律”[12]，依其產生原因之不同，大體可分為兩類，即“給付不當得利”與“非給付不當得利”，前者又可以再分為自始欠缺目的（如錯債清償）、目的不達（如預期條件不成就）、目的消滅（如解除條件成就）三種不當得利的具體類型，后者可分為侵害他人權益、支出費用償還和求償三種不當得利具體類型。[13]面對紛繁復雜的各種不當得利類型，要在傳統沖突規范的模式內，尋找能充分體現最密切聯系原則的連結點作為回應，并非易事。
“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所倡導的準據法選擇過程，是以考量發生“原因”這個核心要素為基礎的，所以，它消化了傳統沖突規范在遵循最密切聯系原則時所承受的張力。換言之，“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可稱得上不當得利沖突法領域中的最密切聯系原則：若不當得利系當事人之間先前存在的其他債權債務關系之結果，那么，不當得利與該原因關系之間存在著事實上的邏輯關聯，而從法律層面看，支配該原因關系效力的法律，又是產生不當得利的法律原因，故其較之其他準據法，與不當得利之間具有更加密切的聯系。[14]不難發現，較之其他沖突立法，“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更能體現、也更接近于最密切聯系原則。
（三）不當得利制度的定位考量：“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合理性的實體法解讀
民法是國際私法的基礎，因而實體法上不當得利的價值、定位及制度體系，會對沖突規則的內容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之所以成為當前大陸法系沖突立法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還因為它體現了不當得利制度的獨特功能與價值、及其在整個民法體系中的獨立但“謙遜”之定位。
首先，實體法上的“不當得利制度旨在規范私法上無法律原因的財產變動”[15]，而原因要素的不正當性（或者說“欠缺法律上的原因”）是產生返還請求權的基礎[16]，這也是不當得利的核心要素。“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著眼于“原因”這個核心要素，將實體法上不當得利制度的獨特功能與價值體現于整個準據法的選擇過程，故而與實體法有著一脈相承的內在邏輯關聯。
其次，“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還體現了實體法上不當得利制度獨立但“謙遜”之定位。民法上不當得利之債產生于“無法律上的原因”[17]，而非籠統的某個概括的理由。在實體法上的這個“非統一說”[18]的基礎上，學者認為“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不僅不是法律實現具體個案之正義或衡平之萬靈丹，也無意以后起之秀之態勢，掠取其他更源遠流長之制度之適用范圍；而是定位在比較‘謙遜’之角色，補充其他規范之不足；承認其僅從事其他制度本身以外之損益調整，則自可將因債權之法律關系而生之部分，劃歸其他選法規則之適用范圍。”[19]采用原因關系準據法，使產生于某一特定法律關系的不當得利，適用支配原因關系效力的準據法，解決了責任競合時的法律適用問題，不僅不會削弱不當得利制度在民法體系中的獨立性，反而是對其獨立性和補充性地位的充分尊重和良好表達。[20]
綜上，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以不當得利制度在民法體系中的獨立性為前提，且無損于不當得利與合同、侵權等原因關系的內在邏輯關聯，在體現最密切聯系原則的前提下，妥善解決了不當得利“識別困擾”及其所導致的準據法適用時“循環式”自我矛盾。因此，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目前已經成為大陸法系的主流學說[21]，并為越來越多國家的沖突立法所吸收[22]。
需要附帶一提的是，不當得利在我國民法體系中系“獨立”法定之債，這就要求有“獨立”的不當得利沖突規則與之匹配。從形式上而言，“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雖然將不當得利法律沖突“轉致”原因關系準據法，但其仍然具備沖突規則的基本要素，不失其形式上的獨立性；而從實質內容而言，“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系基于對實體法上不當得利制度的細致考量，而為之“度身定做”的沖突規則，既非抄襲沖突法的其他領域，亦難為其他領域所仿效。因此，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實質上來看，“原因關系準據法主義”都算作與實體法上不當得利之獨立性相匹配的、“獨立”且“特征化”的沖突規則。[23]
三、《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47條“原因關系沖突規則主義”之本質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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