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晏耀如 ]——(2012-7-16) / 已閱12093次
[摘要]在“汽車時代”，醉駕、飆車等危險駕駛行為，即使尚未造成任何實害結果，但其潛在的風險也超出了社會容忍的邊界，需要刑法適時介入和干預。鑒于現(xiàn)行刑法罪名體系難以妥當?shù)亍拔{”這類行為，同時也為了培植民眾良好的交通倫理，《刑法修正案（八）》第22條增設了危險駕駛罪，它是社會感受的一種理性表達，很有必要，值得肯定，但是與此同時，危險駕駛罪在法定刑配置和量刑實踐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本文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議和設想。
[關鍵詞]危險駕駛罪 量刑 均衡
一、現(xiàn)實之惑：危險駕駛罪量刑失衡引熱議
（一）適用緩刑免刑惹爭議
目前，各地法院對危險駕駛罪通常判處實刑，但緩刑甚至免予刑事處罰的案例正在不斷出現(xiàn)。據(jù)媒體報道，目前全國已出現(xiàn)多起“醉駕免刑”案例，其理由大致是：嫌疑人醉駕未造成人員傷亡、財產損失，且醉酒程度較低，認罪態(tài)度較好。
如此量刑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引起了廣泛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危險駕駛罪為輕微刑事犯罪，后果不嚴重的，自然可以適用緩刑甚至免予刑事處罰；但另一種觀點卻表示了反對：酒后駕車還要行政拘留15天，醉酒駕車一旦免刑處罰豈不比酒后駕車反而輕了。
“對于危險駕駛案件，我們不建議判處緩刑或免予處罰，普陀區(qū)已公訴并作出判決的8起此類案件中，也無一緩刑或免予刑罰。”上海市普陀區(qū)人民檢察院公訴科科長陳杰認為，從刑法修正案(八)增設危險駕駛罪的立法精神和案件處理的社會效果看，適用緩刑或免予處罰不是十分妥當。如確有必要適用緩刑或免予處罰的，應當進行社會調查風險評估，在充分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作出決定。
而羅莊檢察院公訴二科科長趙新迎和朝陽法院刑一庭副庭長吳小軍則認為，如果犯罪嫌疑人認罪態(tài)度好有悔改表現(xiàn)，具有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法定情節(jié)，危險駕駛罪就可以適用緩刑或者免予刑罰。
實際上危險駕駛罪適用緩刑或免予刑罰案例的不斷出現(xiàn)，卻讓人產生了今后會出現(xiàn)檢察機關對危險駕駛案件適用不起訴的擔心。他們認為如果對該類犯罪不起訴，執(zhí)法成本將顯著高于違法成本，不利于法律效果的實現(xiàn)。
（二）醉駕是否一律入罪有爭議。
醉駕是否一律入罪？這一在刑法修正案(八)實施后激烈討論的話題，在執(zhí)法、司法實踐中目前尚未達成共識。據(jù)《法制日報》報道，江蘇省常州市公安局直屬分局2012年1月至5月共查處醉駕案件25起，并嚴格按照公安部規(guī)定，一律以涉嫌危險駕駛罪立案偵查，刑事拘留1人，取保候審24人。 而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區(qū)人民檢察院和山東省臨沂市羅莊區(qū)人民檢察院受理的多起危險駕駛刑事案件，也均以涉嫌危險駕駛罪提起公訴。
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危險駕駛罪最高刑罰為拘役6個月，依法不能對嫌疑人采取逮捕強制措施，因此也有很多地區(qū)對于查出的醉酒駕車案件并未一律按照法定程序定罪量刑，而是給予了一定的行政處罰了事，這在實踐中引發(fā)了不少爭議，也讓很多司法及執(zhí)法人員產生了困惑，醉酒駕車是否一律定罪量刑也成為目前困擾執(zhí)法人員的一大問題。
（三）判處實刑量刑不一引爭議。
《法制日報》記者發(fā)現(xiàn)，即便是判處實刑，各地司法機關甚至同一司法機關也存在量刑不一問題。譬如北京市朝陽區(qū)法院，對于受理的任何一起危險駕駛刑事案件，包括立案、判決，均以大案要案的形式上報到上級法院，同時，還組織專人審理這類案件，就是為了統(tǒng)一量刑尺度。朝陽區(qū)法院的這些做法無疑能在某種程度上實現(xiàn)量刑均衡，但是它畢竟只能在一個比較小的范圍內實施，不能實現(xiàn)不同地區(qū)的量刑橫向平衡。實際上，對于危險駕駛罪的量刑標準問題一直爭議很大，雖然司法實踐已作出大量危險駕駛犯罪的判決，但何為追逐競駛“情節(jié)惡劣”，何為“醉酒”，法律并不十分明確，量刑幅度與酒精含量、人員財產損失程度如何一一對應，也缺乏明確可行的司法解釋予以規(guī)范，這導致了各地法院判處實刑量刑不一，破壞了法律的嚴肅性和完整性。
二、原因透視：四因素影響量刑均衡
量刑均衡是指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人民法院在正確定罪的前提下，對刑事個案的量刑準確適當、罰當其罪并且對于性質相同、情節(jié)相似的刑事案件，裁量的刑罰基本一致，達到罪責刑相適應的一種狀態(tài)。量刑均衡具有時空性、可比性、相對一致性等特征 。量刑均衡問題，是檢驗法官內心是否持有公正心態(tài)及公正程度的一把標尺，量刑適當，又是關乎被告人切身利益的頭等大事 。量刑均衡性的實現(xiàn)，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它比法定刑的配置要復雜得多。而且，法定刑的配置主要是由立法機關與刑法理論界共同完成的，而量刑的均衡性實現(xiàn)一方面離不開理論界的研究，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靠刑事法官的努力。但法官在實現(xiàn)量刑的均衡方面，往往受到諸多體制因素的制約：
（一）立法因素的制約。
我國刑法對法定刑幅度的配置與世界許多國家相比范圍較為寬廣，因此法官對宣告刑的決定有著重要的實際意義，至少這種意義不低于對犯罪性質的認定 。同時，許多罪名又設置了一些諸如“數(shù)額較大”、“數(shù)額巨大”、“數(shù)額特別巨大”、“情節(jié)嚴重”、“情節(jié)特別嚴重”、“情節(jié)惡劣”等不確定的彈性標準，這也給法官的均衡裁量帶來了很多麻煩。
以危險駕駛罪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第22條將危險駕駛機動車行為納入了犯罪的范疇，其規(guī)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jié)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處罰較重的規(guī)定處罰”。在此法條中，何為“追逐競駛”，立法并未明確，“追逐競駛”達到何種程度謂之“情節(jié)惡劣”，立法也未明確，關于醉酒問題，一個人的酒量有大小，不同的人因其體質、情緒和喝酒的次數(shù)、酒的種類不同而有所區(qū)別。由于法律對何為追逐競駛情節(jié)惡劣，何為醉酒，規(guī)定得并不明確，而目前又缺乏相應的司法解釋，在此背景之下，受法官刑法觀念、文化層次和法律素養(yǎng)、個人性格及經歷的影響，出現(xiàn)“同案不同罰”的量刑失衡幾乎是難以避免的。
（二）法官自身因素的影響。
人是一切活動的主導因素，“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官素質的高低不一所導致執(zhí)法水平的差異，也是影響量刑均衡的重要原因。
（1）法官刑罰觀念的影響。現(xiàn)代刑罰通過威懾、報應與社會再適應這三項主要功能，追求一種復合型目標，即犯罪的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 。因此法官的量刑活動不僅要實現(xiàn)刑罰的報應目的，而且還要體現(xiàn)被告人再適應社會，預防其重新犯罪的目的 。但是受傳統(tǒng)的刑罰報應觀念的影響，有的法官缺乏科學的刑罰觀，對刑罰的目的、功能及價值理解得不全面，甚至形成了重刑峻法、重定罪輕量刑、重實體輕程序的錯誤觀念，這些觀念在無意識或潛意識中發(fā)揮作用，影響著量刑的公正與平衡。“再有學術價值和崇高的法典，如果沒有好的法官來實施，也不會產生多大的效果，但是，如果有好的法官來實施，即使法典或法令不太完善也不要緊 。”此話雖失偏頗，但足以說明法官的刑罰觀念及人格因素在刑罰裁量過程中的作用，它們綜合在一起，影響著法官對刑事量刑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并最終通過宣告刑而展示出來。
（2）法官的文化層次和法律素養(yǎng)對量刑的影響。不同文化層次的法官，對法律精神的理解，對法律條文的解讀是有差異的。目前在我國一些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地區(qū)的基層法院，不少老一輩法官缺乏高等教育和系統(tǒng)的法學教育，他們之前從事不同的行業(yè)，進入法院之后，通過傳統(tǒng)的 “師傅帶徒弟”的方式摸索辦案經驗，在經驗主義思想支配下成長起來的他們，易生搬法條，忽視對條文背后法學理論作全面的理解，忽視對新型案件作細致深入的研究，不考慮定罪量刑條件的變化。這正如有學者所說的：“不公正的立法固然是一種弊害，但是在其未經適用于個案之前，弊害只是潛在的，或者只是表現(xiàn)為一種符號意義上的；而一個以追求社會正義為存在基礎的司法官僚階層卻可以將立法上的弊害降至最低限度，相反的情況當然也不言而喻：良好的立法由于不公正的適用而造成壓迫和暴虐，正如我們民諺所說的歪嘴和尚念偏了經。” 所以法官的文化層次和法律素養(yǎng)如何，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量刑的合理性。
（3）法官品德、性格及經歷差異的影響。我國刑法實行的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制度，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法官的品德、性格及經歷在一定程度上也對量刑均衡產生影響。比如，道德品質好、政治素質高的法官往往能廉潔奉公、秉公執(zhí)法，否則則易腐化墮落、枉法裁判。又如性格方面，睿智理性的法官往往能夠冷靜的以刑法理論和法律規(guī)定作為評判標準，理性分析犯罪，正確裁量刑罰，反之則易以個人好惡、感性和情理來處斷案件，造成量刑偏差。另外法官個人經歷的不同也可能導致量刑的不同，如法官多次被盜，他可能會對盜竊犯非常痛恨，在辦理盜竊案時往往對盜竊犯從重處罰；又如一名法官若喜好飲酒，則他對酒后駕車的行為往往能從心里予以寬宥，對其科以輕刑；再如一個主張女權主義至上的女法官，可能對強奸罪等針對女性的暴力犯罪量刑較重，對婦女因家庭原因實施犯罪的案件可能處刑較輕。
（三）現(xiàn)行的行政管理模式對法官獨立行使量刑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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