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宏耀 ]——(2012-7-18) / 已閱5156次
逮捕制度的修改與完善是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重要亮點之一。根據全國人大關于刑訴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關于逮捕制度的修改主要包含兩項內容:第一，進一步明確了逮捕的條件。即，將刑事訴訟法關于逮捕條件中“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規定細化。第二，完善審查批準逮捕的程序。即，規定了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時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對羈押必要性繼續進行審查的程序。其中，逮捕條件的完善無疑是此次逮捕制度修改中的重中之重。而且，根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72條的規定，逮捕條件不僅決定著是否應當批準或決定逮捕，同時，還構成了是否可以適用監視居住的前提條件。
具體而言，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關于逮捕條件的修改與完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根據罪責輕重，明確了“重罪”的逮捕條件
關于罪責條件，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逮捕條件只有一個標準，即“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然而，由于有期徒刑是我國刑法中的最基本刑罰種類，因此，該項罪責條件根本無法區分輕罪、重罪，從而區別對待。鑒于此，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79條第二款規定，根據刑罰輕重，以是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為標準，將刑事案件分為兩大類并設置了不同的逮捕條件。其中，對于“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案件，只需具備證據條件即應當逮捕;而對于其他刑事案件，則必須同時具備傳統的證據、刑罰和必要三要件，才可以批準逮捕。換句話說，與其他刑事案件不同，對于“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重刑本身已經表明涉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逮捕的必要。
關于“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解讀，我國司法實踐的習慣做法是:將其理解為一種刑罰預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審查逮捕往往發生在偵查階段。因此，與審查起訴階段不同，此時往往還無法形成一個明確、具體的刑罰預期。在此意義上，如果采取刑罰預期的解釋方式，該項規定不僅不能為司法實踐提供一個明確的、可預測的判斷標準，反而會為辦案人員留下太大的模糊空間。因此，在解釋上，不妨借鑒我國臺灣地區的經驗，將其解讀為:“最輕法定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
第二，明確列舉了“有逮捕必要”的各種法定情形
根據1996年刑事訴訟法，除對“患有嚴重疾病”和“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兩類特殊主體“可以采取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的辦法”外，其他符合三要件的情形均應逮捕。
在此，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理論通常將逮捕的第三個條件概括為“社會危險性條件”。其實，細讀刑事訴訟法的上述條文，我們不難發現，立法的本意并不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會危險性，而在于強調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也即，立法者這里所強調的是“逮捕必要”，而非是否具有“社會危險性”。而且，在比例原則觀念下，這里的“必要”二字，其實意味著“逮捕應當是一種最后的、迫不得已的選擇”。因此，在比例原則約束下，“逮捕必要性”條件原本可以，而且如前所述，事實上也正在成為降低批捕率的有效手段。
基于此，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在總結司法實踐經驗基礎上，明確列舉了“具有逮捕必要”的各種法定情形。根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第79條第一款、第二款后段的規定，具有逮捕必要的法定情形有七種:1.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2.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3.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4.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5.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的;6.曾經故意犯罪;7.身份不明。
第三，針對嚴重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義務的案件，規定了特殊的逮捕條件
在強制措施體系中，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具有“附條件不予羈押”的性質。因此，根據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56條第二款、第57條第二款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審人、監視居住期間嚴重違背法定義務的，可以予以逮捕。但是，通說認為，對于此類情形，在決定是否批準逮捕時，仍應當適用逮捕條件的一般規定。
但是，根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79條的條文結構，立法者似乎試圖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規定為一項獨立的逮捕條件。從立法條文結構來看，該條共計三款，依次規定了逮捕的一般條件、特殊案件的逮捕條件以及嚴重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義務的處理。因此，根據該條第三款的規定，似乎可以穩妥地說:“可以予以逮捕”事實上是一種與前兩款逮捕條件平行的特殊授權性規定。
其實，在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實施過程中，檢察機關已經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嚴重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是否可以批準逮捕進行了有益探索。例如，《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質量標準(試行)》第9條、第10條明確列舉了何種情形下，可以予以逮捕。
總而言之，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關于逮捕條件的規定基本上完成了從自由裁量模式向嚴格規則主義的轉型。無論是“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還是具體羅列具有逮捕必要的各種法定情形，均有助于增強逮捕標準的可操作性和可預測性。就此而言，這無疑是一種立法上的進步。
(作者分別為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副教授、河南省嵩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