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季萍 ]——(2012-7-20) / 已閱9686次
《冊府元龜·憲官部》里說：“夫憲官之職，大則佐三公統理之業以宣導風化，小則正百官紀綱之事以糾察是非，故漢魏以還，事任尤重，至于選用，必舉賢才。”從兩漢時候起，擔“風憲”之職的監察官員的任命即受到特別的重視，監察官員足夠的學識、才干，凜然的風骨、人格，豐富的從政經驗、政績等，都是獲得這項任命的必須條件。
一、重氣節、修養
疾惡如仇、不畏權貴、清廉自潔、盡忠職守，這是監察官基本的品格要求。身處“權力場”的察人之官，“先正其身，始可行事”，若自身污濁，便無法糾察他人之非法，若是非不辨、貪戀權財、畏首畏尾，也難以勝任糾彈之職，甚至可能與奸佞小人沆瀣一氣，敗壞官場。宋代司馬光曾說：“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清官包拯亦言，監察官“自非端勁特立之士，不當輕授”。實踐中，歷代在監察官選任上，都首重德行。漢代作為選官主要方式的察舉制度正是以薦舉諫官而開其端。唐時“凡所取御史，必先質重勇退者”。明代朱元璋要求擔負“六部”對口監察職責的六科給事中“不愛富貴”而“惜名節”，要求他們“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要“國而忘家，忠而忘身”，為朝廷、為皇帝不惜身家性命。清順治年間上諭:內官考選科道必須才德兼優之員，外官必須錢糧全完，且任內“無參罰者”方準行取。康熙帝一再表示：監察官“若挾其私心，天下必不能治。”因而，揀選監察官當以勤謹、廉潔、公正為必須，“若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清代，雖然通過捐納獲得官職之風甚盛，但對于科道官職的授與卻一向把守甚嚴，康熙時就明確規定：“凡捐納歲貢，不準作正途考選科道。”康熙年間規定:降級還級，革職還職者概不選取，監察官須身無瑕疵，品行端謹。
歷史上，耿直剛毅的監察官大有人在。漢代魏相，“為人嚴毅”，宣帝即位后，被任命為御史大夫，一舉蕩平專權亂政的霍氏集團，為“孝宣中興”之功臣，史稱“孝宣中興，丙(吉)魏(相) 有聲”。東漢后期的侍御史楊秉，先后任四州刺史，“以廉潔稱”，拒百萬之賄財于門外，嘗以“酒、色、財”“三不惑”自許。唐代御史權萬紀“性強直，好直言”，以處事明斷得到皇帝稱許。清代御史曹錫寶在和珅權傾朝野之時，彈劾其家人，目標直指其后臺權要和珅。這些監察官的非常之舉若沒有“大丈夫”般的氣概與高潔的品格做支撐，是不可能勇而為之的。
二、重學識
監察官非學識淵博、明曉律令者，不可為之。漢代的監察官以熟悉法律令為必須的要求。昭宣時期的于定國，由侍御史遷御史中丞，再升遷御史大夫，歷任監察官職。他的律學知識乃從小隨父親學習而得，父死后為獄史。漢武帝時擔任御史的張湯、趙禹都是法律專家，曾經參與立法工作，張湯作《越宮律》，趙禹作《朝會正見律》，以習法而見長。由這樣的法律專家來執風憲之權，當是駕輕就熟。
隋唐科舉制實行之后，監察官多需有科舉身份。如宋朝的臺諫官90%以上有進士身份，南宋時期即使偶爾有非進士者出任憲官，也須先“特賜同進士出身”。靖康年間，蔭補入仕的唐恕被任命為監察御史，御史中丞以“有違祖宗條例”為由堅決反對，迫使改任。明洪武年間，在科舉考試后要挑選年輕進士入翰林院深造以待重用，名之為庶吉士，其中有一部分人即被指定培養為六科給事中。到清代，法律中已有明確規制：只有進士出身才可考選監察官。順治時規定:“漢官由貢生出身者,不準考選科道”，康熙時曾有上諭:“漢官非正途出身者，雖經保舉，不準考選”，這一制度在雍正時曾一度變通，但隨之又加恢復。
三、重能力和經驗
一個稱職的監察官既要有足夠的知識儲備，又要有豐富的為政經驗，要明察事理，洞曉世事，通達治體，否則，空有滿腹經綸而無實戰能力，仍然無法勝任。為此，自唐代之后的監察官選任中，一般有相應的資歷限制，要求有實際工作的經驗。唐代規定，御史必須在地方州縣任過職。宋代仁宗時定制，監察官須“兩任通判”，孝宗時，監察御史必須有兩任縣令的經歷。明代宣宗宣德年間諭令：“初仕者不許銓除風憲。”英宗正統年間又令：“御史缺，從吏部于進士、監生、教官、儒士出身曾歷一任者，選送督察院理刑半年，考試除授。”
經驗和資歷需要一定的年齡“資本”，年齡過輕者不得任職科道，明時規定，監察官“務得公明廉重、老成歷練之人”，“進士年三十以上者，方許赴吏部考選授御史職”。但同時，經驗老到而年已衰邁無所作為者，也無法受命巡視、執行公務，當然也被排除在外。清時規定，年齡過輕或在65歲以上者不得選充科道官，年過65歲者，不得保薦監察官。
四、重選任程序
在監察官的選任程序上，兩漢時期大多是通過察舉方式，由地方官推薦入選，一些“才堪用者”也可以因直接得到皇帝的賞識而獲得任命。隋代開始，選任權統歸吏部。這一改革無疑有助于克服漢代薦舉制下“門生故吏”關系帶來的官官相護問題。但在唐代，歸于吏部的監察官選任權實際上由宰相掌握，由此產生了新的弊端：“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無形中，宰相被排除在監察范疇之外。為解決這一問題，宋代中央一級監察官多由“帝王親擢”。這一改制使得“權重位尊”的宰相被納入監察視野，監察權擺脫了相權的控制，同時，又使得監察官的任命更加規范化，并加強了監察官職的權威性。明代時期，實行御史巡按制度，出巡者具有“欽差”身份，選任更加嚴格：每次選派，必須由督察院層層挑選，擬定兩名候選人，然后“引于御前，請旨點選。”即由皇帝點差其中一人，以示慎重。
為了慎重人選，在人品、資歷等項考察之后，明清時期還對監察官的選拔實行“試職”制度。明宣德年間規定，進士、監生、教官之堪任御史者，須于各道歷政三個月，期滿視其表現分為上、中、下三等，上、中二等授御史實職，下等送回吏部另加任用。
五、任職回避制度
為防止由于親故、同籍等關系而造成的請托、作弊行為，中國古代自漢代開始實行任官回避制度，這其中當然包括作為特殊職務的監察官的任職回避。
首先，監察官員不得與其親屬形成職務上的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唐時規定，宰相大臣子弟不得任監察官，以避免父有過，子不便彈劾。《唐六典》規定:“凡同司聯事，及勾檢之官，皆不得注大功以上親”，即凡在同一部門職責相聯者，及負監察職能的勾檢官與同署官員之間，不得有“大功”以上親屬關系。明清時規定，大臣高官子弟不得充任監察官。明時定制：“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凡父兄伯叔任兩京堂上官，其弟男子侄有任科道官者，對品改調”。“凡內外官屬衙門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從卑回避”。
其次，地方官回避本籍的規定，自漢代已經開始，東漢的“三互法”中，官員任職首先要回避的就是自身本籍，這一做法在唐代之后成為定制，監察官選任也須遵從這一原則。地區回避的具體范圍在中國古代各時期有不同要求，總的來看，越到后來，回避的范圍越大，執行越嚴格。宋代還規定，與本人或本家族有密切利害關系的地區，如本人或其父輩曾經生活過或曾經任職、經商，或有祖產和妻家田產的地區，都在回避范圍之內。
明代對官員任職的地區回避問題也比較重視。明初朱元璋時曾實行地方官任用的三大區域互調規則，將全國劃為三大回避單元，官員任職須跨地域，實現了所謂“南人官北，北人官南”。
清代規定：“御史應回避本省。”順治時定制：“督、撫以下，雜職以上，均各回避本省。”清時不僅任職須回避本籍，甚至官員過問家鄉政務也被視為不當。
在中國古代，監察官擔負著風憲重任，“糾劾官邪”，“匡輔人君”，選擇什么樣的人來行使這一權力，至關重要。為此，歷代統治者在監察官的選拔任用環節建立起了相對完備的制度，強化監察官素質和能力的要求，并在任用過程中實行嚴格的回避制度，防止親故關系影響監察職權的公正行使，這些做法為保證監察官職能的有效實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作者系煙臺大學法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