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千軍 ]——(2012-8-15) / 已閱7639次
[案情]
1991年6月21日，原告羅女士及丈夫黃某與原某村農民王某簽訂了房屋買賣契約。王某由于農轉非欲出售其房屋，所在村社無人購買，通過村社兩級干部執筆，王某自愿將其位于該村的磚瓦房4間出售給擁有城鎮戶口的羅女士夫妻。黃某交付了3300元購房款，王某也將鄉村房屋所有權證和土地使用權證交給了羅女士夫妻。雙方簽訂的購房協議加蓋了村公所、鄉人民政府的公章，而且羅女士向縣政府繳納了契稅198元，契稅憑證上現業主的姓名已經變更為羅女士丈夫的名字，但未到相關部門履行過戶手續。此后，羅女士一家人一直居住在該屋。2008年6月5日，該房屋所在的土地被政府征收，羅女士一家的宅基地面臨拆遷，巨大的利益導致王某的家人與羅女士發生了矛盾，羅女士無法獲得拆遷補償款。2011年6月，羅女士起訴要求確認合同有效。
原告羅女士認為，1991年6月21日簽訂的購房協議是雙方真實意思的表示，并經過了當時村公所及鄉人民政府的同意，并向縣人民政府交納了契稅，且原告已在該房居住近20余年。現因該房屋涉及拆遷補償，被告得知后，無理要求對該房屋主張補償利益，被告的行為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損害了社會公序良俗，請求依法確認房屋買賣合同有效。
被告王某認為，根據法律規定，農村房屋不能向城鎮居民出售，當時將房屋賣給原告，僅是對房屋的處分，并沒有涉及房屋所及的宅基地使用權，本案的買賣合同因違反法律應為無效。
[評析]
1.本案合同效力的分析
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應當具備以下條件：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真實，不違反法律或社會公共利益。本案中，簽訂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均具有民事行為能力，主體適格。1991年王某出售房屋時，所在村社無人購買，在征得村社干部同意且由村社干部執筆書寫買賣合同后，才賣給城鎮居民羅女士，買賣協議上加蓋村公所及鄉人民政府的公章，就表明所在村社對羅女士取得該宅基地的使用權沒有異議，出賣行為是王某的真實意思。事后，羅女士也按照規定向縣政府繳納了契稅，并實際支付購房款，被告王某收取購房款后交出了房屋及權屬證書，原告羅女士在該房屋居住20年，合同早已實際履行。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范懷與郭明華房屋買賣是否有效問題的復函》規定：“房屋買賣系要式法律行為。農村的房屋買賣也應具備雙方訂有書面契約、中人證明、按約定交付房款以及管理房屋的要件，要求辦理契稅或過戶手續的地方，還應依辦理該項手續后，方能認定買賣有效。”該復函并未禁止城鎮居民購買農村房屋。本案中，羅女士也確實繳納了契稅，且契稅票據上已將現戶主的名字變更，可以理解為雙方買賣行為經過了相關部門的同意。因此，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復函精神。
本案應當適用雙方簽訂合同時的法律或政策。在1999年5月之前，我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城市居民不得購買農村房屋，根據法無禁止皆自由的原則，應當認定本案當事人的行為沒有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雙方簽訂的買賣合同有效。
2.認定有效的社會效果利大于弊
首先，要堅持尊重歷史、照顧現實原則。由于農村私有房屋買賣糾紛主要發生在村民和城鎮居民之間，這類房屋買賣行為多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至今時隔10年以上，大多買賣行為依約履行了合同義務，出賣人交付了房屋，買受人入住并給付了房款且入住多年，甚至房屋已經過裝修、翻建、改建等添附行為。本案中，房屋買賣發生在20年前，經過多年的經營，房屋買受人對涉案房屋已具有了強烈的認同感，建立了較為穩定的社會關系。如果認定本案無效，就會造成房屋出賣方在違規出賣房屋獲得利益后又因房屋增值、拆遷補償等原因主張合同無效，無疑是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其直接后果是違反誠實信用賣房者獲益，而恪守誠實信用買房者卻蒙受損失。買房者最后雖獲得了一定的賠償卻要面臨騰房搬遷，在其居無住所的情況下，不利于社會的穩定，甚至遭遇執行難題，如此判決的結果是損害社會的公序良俗和誠實信用的社會根源。
其次，注重實現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判決要以“有利于妥善解決現有糾紛、有利于規范當事人交易行為”為指導，起到制約農民審慎處分自己房屋的積極效果。對城鎮居民在購買農村房屋后進行了依法登記或履行了契稅手續的；對出賣方已經轉為城鎮居民的；對那些買賣行為發生的時間較長，購買方已經在農村長時間居住，且房屋已經翻蓋或者重建的，從保障當事人居住權和穩定社會關系的角度認定合同有效，這樣更能為社會大眾從情感上所接受，充滿人文關懷的裁判也更能為社會所認可。
（作者單位：重慶市榮昌縣人民法院）
